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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by 墙外仙 on 9/21/12
在天朝的制度设计里，上访只是一种安慰机制，给受到冤屈的臣民许诺一个脆弱的希望
□ 王晓渔 | 文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在西北告捷，控制了天山南北，但在东南却发生了一起有失天朝颜面的事情。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乘船从广州到定海再到天津，一路北上，试图进京越级上访。
清朝初年，郑成功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天朝实行海禁，甚至将沿海居民强制内迁，不许片板入海，以免海外敌对势力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内外勾结。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入台，次年有限开放海禁，随后在粤（澳门）、闽（漳州）、浙（宁波）、江（云台山）四地设置海关，史称"四口通商"。但是，开放程度非常有限，对海船大小、水手人数和货物种类有着严格限制。由于沿海渔民常常用脚投票，一去不返，因此尽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朝还是严禁移民海外。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通商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四口通商"改以"一口通商"为主，乾隆要求地方官员通告番商，"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这对英国商人洪任辉（James Flint，又写作洪仁辉、洪任）来说，无疑是噩耗。此前，洪任辉刚尝试在宁波进行贸易，发现此处贸易环境优于广东，正准备大展宏图，没想到风云突变。更让洪任辉想不到的是，乾隆调整政策竟与他有关，因为他在宁波的贸易惊动了天朝，乾隆在上谕中专门点到他，要求地方官员留心查查宁波是否有与番商里应外合的"奸牙"。
洪任辉对这种细节一无所知。鉴于此前英国商人向两广总督上访几乎没有任何成效，洪任辉决定越级上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洪任辉先从广州至宁波，尝试重启贸易未遂，随后从宁波至天津，委托地方官员将中文上访信件和相关证据呈给乾隆。为了便于与地方官员接洽，洪任辉自称英吉利国四品官，终于获得重视，乾隆专门委派官员至广州与两广总督严查。经过调查审讯，洪任辉在上访信中控告粤海关勒索陋规属实，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不仅被革职，还被流放西北。此外，洪任辉控告的债务拖欠问题，也得到解决。
如果以为此次上访以大团圆为结局，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上访的主要诉求，取消粤海关的保商制度（即番商必须有十三行作保），并未得到解决，恢复浙海关更是无从谈起。其次，尽管洪任辉上访有理，但是乾隆认定此举严重违规，下令将他在澳门"圈禁四年"，期满后驱逐回国。洪仁辉毕竟是夷人，得以从宽发落，对于内奸，天朝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一位中国商人因为涉嫌代洪任辉书写上访信，竟被处以极刑。
在天朝的制度设计里，上访只是一种安慰机制，给受到冤屈的臣民许诺一个脆弱的希望，让他们不至于因为绝望而反叛。上访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避免制度反思，告诉民众官员昏庸而天子圣明，问题出在"政令不出紫禁城"，以此引导民众"反贪官不反皇帝"。上访是否成功，取决于上访者是否幸运。上访制度只能巩固君主权威，不可能有效保护民权。洋人上访，或许"幸运指数"会增加（有时恰恰相反），但同样不可能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
洪任辉上访虽解决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但在制度层面没有推动两国贸易。天朝反其道而行之。两广总督拟出"防夷五事"，后经朝廷认可正式颁布，对外国人：一、禁止在广州过冬；二、只准居住在行商馆内，买卖货物必经行商；三、禁止与汉人进行资本流通；四、禁止雇请汉人转卖货物；五、对夷船严加防范，弹压稽查。鉴于洪任辉会说中文，可以与汉人直接交流，外人被禁止学习中文。此后，这种禁令不断加码。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又有英使来华，希望释放洪任辉，并取消保商制度，建立沟通机制，被地方官员拒绝。乾隆对此颇为满意，但认为下属的回复不够严正，表示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允许洋船通商，"特系怀柔远人之道"，希望下属义正词严地将这些道理告诉番商，让他们好自为之。
从明朝洪武年间实行海禁，经过多次反复，"限关锁国"终于在乾隆年间一锤定音。"一口通商"和"防夷五事"，确立了天朝的威严，也酝酿了天朝的崩溃。乾隆二十四年，清军控制天山南北是惊动朝野的大事，洪任辉上访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是，从对历史的影响来看，后者超过了前者，只是其作用大约八十年后才得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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