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易新闻客户端发现新闻:「[亲历]苏军在东北强奸女病人」,与你分享。
核心提示:有一天俄罗人在医院对面,在对面一直看,然后就进来医院,就到医院的病房,病房里面有一个女病人,给她强奸了,那她哭了,我就听到医院的人在讲,我有好几天不敢出来。
凤凰卫视11月2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895,历史的巨浪,切断了台湾人和中国连接的脐带,1932年,寒冷的冬天,在日本的盘踞下,一连下了14年的黑雪,台湾人离开故乡,飘洋过海,勇闯天涯,他们要在东北这块黑土白云的大地上,改变历史的命运,黑雪1932。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日战局出现了大逆转,日本为了让更多殖民地的人民加入到这场战役当中,他们开始在殖民地和中国占领区,展开铺天盖地的皇民化政策,加强对日本天皇的忠诚度,于是被殖民统治的台湾人就迫切进入了战场,但还是有台湾人,因为不愿意加入战场而逃离了台湾,来到了天寒地冻的伪满洲国,从此再也回不到自己的故乡台湾。
解说:1941年台湾各大戏院挂出了大招牌,李香兰要到台湾进行一连串巡回演唱会,这是1941年台湾娱乐圈的大事。
陈鹏仁:那时候很简单,就是她(李香兰)唱歌唱得好,台湾很多年纪大的人都很喜欢她,包括外省人,没有那种政治方面的因素啦,就是说艺术方面,就是说艺术方面,或者是媒体方面,就想说李香兰长得很漂亮,唱歌唱得很好,演的电影非常风行,卖得最好,就是这样子。
解说:后来,李香兰来到台湾演了一部名为《莎韵之钟》的电影,故事描述台湾泰雅族少女送日本老师从军而落水遇难,电影虽然改编自真实故事,但其背后还是为了宣传皇民化运动为大东亚战争做准备。
在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年代里,绝大多数台湾青年自愿或是非自愿前往中国和南洋战场,少部分台湾人不愿成为日治下的顺民,他们前往中国战区,加入抗战。
像台湾青年连震东,当时是在父亲连横的安排下,去了中国,后来他和妻子去了国民党的抗战基地,西安,在那里生下大儿子连战。
连战:祖父(连横)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父亲,中日啊,绝对是要打一仗的,我们重回台湾重整家园,重新开始一切,所以在最后的遗言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将来这个孩子,假如是个男孩子的话,就叫他战。
解说:另一位,台湾彰化二水青年,谢东闵,从小目睹日本殖民的差别待遇,立志仿效险阻唐山过台湾的勇气,决定在台中一中毕业后,带着介绍信勇闯上海和广州求学。
谢孟雄:我想做日本的顺民啊,所以那时候就想起来说,我要到中国去,那时候19岁的青年哪,就有那种志向,就是说,我一定要离开日本统治的台湾,去光复台湾来奋斗。
解说:后来,谢东闵在广州娶了出身安徽的妻子,潘影清,并且在广州迎接他们第一个孩子谢孟雄。
谢孟雄:那个时候在广州中山大学当讲师的时候,有人推荐他(父亲)广州黄埔军校当一个政治教官。
画中音:(在当天一清早,友邦日本军又进入上海公共租界)。
解说:这是日军攻陷上海的宣传影像,片中,日本被称作友邦日本军,1937年11月上海被日军占领,不到1年,日军的沿海占领区,已从上海延伸到广州。
谢孟雄:因为当年很多人知道他(父亲)是台湾来的,日本人已经逼到广州,风声鹤唳,都对台湾人存疑啊,会不会是日本的间谍,当然也有人中伤啊。
解说:随着中日战情日益紧张,不少在中国的台湾人,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
谢东汉:当我懂事的时候,念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爷爷就告诉我,人家问你哪里你,你绝对不要说台湾人,你要说你是广东人,我祖父有不少中国朋友,我父亲(谢文达)也有中国朋友,绝对不说我是台湾人,都说我是广东,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们是台湾人。
谢孟雄:26(1937)年因为在广州形势很严峻,所以很多朋友说谢东闵先生,你还是逼逼风头啦,所以就他一个人就先到香港,在英国政府的邮政局工作,那个时候台湾省党部在香港,主要想发展台湾的一个工作小组,请他担任分析日本情报的工作,就偷偷的把日本人的情报传到重庆的中央,中央党部有专门分析日本的,这个情报就相当的被重视,所以这个也我父亲,跟国民党的中央有一个接触。
解说:1943年,日本战情出现疲态,身处国民党抗日阵营的台湾人,有人因复杂的国族身份陷入险境,有人在逐渐在国民党阵营崭露头角,他们棋盘战后重返中国怀抱的台湾,将有另一番新局。
这是1942年,康德9年,伪满洲国建国十年的纪念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溥仪仍是以皇帝身份出席。但任谁都知道,日本关东军才是这一场建国大会的主人。
大会中,除了场上飘扬的伪满洲国五色旗外,还飘扬着看似中华民国的国旗,这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子,此时,汪精卫是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主席身份出席这场运动大会,年轻时,一心推翻帝制的汪精卫和康德皇帝溥仪见面时,却一再强调,希望两国同心协力,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在大东亚的大业。
对台湾商人陈重光来说,汪精卫政府统治的上海,却是商机无限的天堂。
1941到1945年,愈来愈多台湾人,穿梭在伪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之间,可是出身台中丰原家族有抗日背景的谢文达,非常特殊,他是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转进汪精卫的统治区,他在上海担任中华航空公司理事一职,为日本海军工作。
谢东汉:我父亲有人说,在汪政权下面工作,其实这个跟事实差得很远,我父亲在中华航空株式会社,那个时候当这个理事,也当营业部长,主要出钱是日本帝国航空运输公司,受到日本陆海军方面的控制,它跟汪精卫应当,没有什么联系的关系,因为汪精卫只是一个小股东而已。
解说:这是谢文达在上海的故居,20年代,曾经参与台湾反日殖民运动的谢文达,被日本和台湾总督通缉,逃离日本,前往中国,加入国府空军,但谢文达仍然因为自己的台籍身份,忠贞度遭到部队质疑,这是国府强制谢文达解除空军少校职务的证明。
谢东汉:我父亲从南京到上海去,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他的同事警告他,你不离开南京,你会有生命的危险,第二个是,南京的台湾人所发生的事情,让我父亲感觉到非常的害怕。
解说:中国抗战期间,原本一心参与反日本殖民运动的谢文达,在时代命运的拉扯下,无奈地站到了亲日阵营,而原本亲日的伪满洲国外交部总长地也是驻日大使的台湾人,谢介石,则日在日本侵华这一刻,称病,离开伪满洲国的政治核心,长春。
谢白倩:长春就感到大麻烦,这样我父亲就搬到北京来,搬到北京以后,那时候啊,这华北都沦陷了,这样的时候呢,日本又让他出来做华北的行政委员会的主席,我父亲就这样,还是,我的病没办法做。
谢辉:当时和他(谢介石)认为的那个日本,在情绪上,在动机上变形了,你(日本)不是在帮中国,你是想占中国,后来谢介石就看出来了,它不是在扶植,它是在侵略,而且野心更大,所以我不跟你干了。
解说:离开日本官场的谢介石,战后躲过了汉奸的罪名,相反的,原本反日的谢文达,却在战争结束的关键时刻,因为在日本军方工作,差点面临汉奸罪名的磨难,他们戏剧化的一生是时代命运的捉弄,也是离乡的台湾人处在两个祖国的尴尬缩影,而留在家乡,被日本统治的台湾人随着战局吃紧逃亡伪满洲国,是他们另一个冒险的选择。
1944年秋天,日军组织的神风特攻队,开始在各战场以武士道精神展开自杀式攻击,这是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战情告急的警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需要大量兵源,他们开始动员大量殖民地人民,加入战场,短短4年间,共有8万多名台湾年轻人被征调为台籍日本兵。
尽管日本用志愿兵名义让台湾人风光入伍,可是对台湾医生蔡行铸来说,他并不想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牺牲者,当年他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工作,在接获入伍通知后,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陈素梅躲过日本宪兵的监控,仓促离开台湾。
陈素梅:我的丈夫啊,被日本这个调兵,为了逃兵,刚好大连有一个同乡,叫简仁南,他在大连开医院,他就介绍我们到大连,还帮我们出路费,那时寄路费给我们,两人才一起到大连来,那个时候,台湾和大连都是日本管的,要出示证明,证明这个仁和医院要聘请我们来这里(大连)工作,坐船的时候,日本兵要检查,我就出示证明给他看,他就知道这个人要去哪里,才批准。
解说:上了船的蔡行铸夫妻在前往伪满洲国的航程中,还得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原本3天的航程,却要走整整1星期这才抵达大连。
陈素梅:还遇到美国的炸弹,差一点就炸到了,看到台湾渐渐离开了,有一点心酸,想说要离开故乡了,为了逃兵没有办法,就来了。
解说:蔡行铸夫妇来到大连时,整个伪满洲国也进入动员的备战状态,美军轰炸的区域从日本延伸到朝鲜,台湾和伪满洲国,老百姓陷入空袭轰炸的恐慌。
张冰玉:晚上睡觉我住宿舍的时候,那个窗帘都是两层都是黑色的,不能漏一点灯光,怕美国轰炸,有灯光就炸。
一个月有一天防空日,因为怕美国来炸,每月18号是防空日,每人要穿防空服,男人也要穿着防空服。
解说:1944年10月10号,大台北也历经了一场美军大轰炸,当时台湾总督府也成了受灾区。除了面临轰炸的惊恐,就连原本盛产稻米的伪满洲国同样也感受到粮食短缺的窘境。
张冰玉: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就日本很穷啊,到后两三年,我们由百米变成文化米,就是东北出的文化米很好吃,那个米圆圆的,像那个叶仁似的,后来慢慢的,我们就变成更不好了,高粱米,高粱米再不好的时候,这高粱米都是有壳,没有碾过的,那个饭都是红白相映,白的是瓢虫,红的就是高粱米,那就是日本大概是完蛋了。
解说: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逝,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另一个感到日本已经摇摇欲坠的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爱新觉罗毓嶦:睡觉,吃饭,全都是颠三倒四的,他(溥仪)冷够早晨12点以后才起床,起床两三点钟吃中午饭,就在那个10点钟才吃晚饭,完了到了夜里头12点以后才睡觉,那这生活都不正常,那个时候的溥仪啊,就不知道自己什么下场,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不知道哪里死去,日本完了,他也完了。
解说:1945下半年日本战败的颓势,让那些在伪满洲国仰仗日本势力的权力者,陷入恐慌,他们在不久的未来,命运将遭遇前所未有的难堪。
1945年8月,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这也意味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核爆后6天,也就是在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当年日本投降时,所谓的玉音放送,这个声音也传到了伪满洲国。
刘好山:8月15号的中午,天皇广播主要的意思,就是接受波茨坦宣言,等于是就是无条件投降,那我们当时有的同学,有的就哭了,以为日本打败了,我们变成亡国奴了,结果我们回到家里,我父亲说你是中国人,你哭个屁,等于我们胜利了嘛,是不是,所以反而是转忧为喜。
解说:而在日本尚未宣布投降前4天,溥仪早已闻到日本战败的气息,他惊觉自己的皇位和性命极可能不保,于是带着心腹离开皇宫,逃亡一个叫做大栗子沟的地方。
爱新觉罗毓嶦:临走的时候,在临江大栗子沟上飞机,先到通化,到通化上飞机,上飞机的时候这飞机太小,不能够一直飞到日本,所以得先上沈阳,溥仪先到,溥仪到了以后,我们就到了沈阳机场,才一会儿,苏联的一个司令官来,结果我们就被逮捕了,俘虏了。
解说:他们转进沈阳准备逃往日本,后来被苏军俘虏送往西伯利亚,爱新觉罗毓嶦也在溥仪逃亡的行列里,在溥仪被俘的行列里,有唯一的台湾人,御医黄子正,此外还有伪满洲国1万6千名日本关东军,他们通通成了俘虏,陆续为送往西伯利亚的赤塔和伯力监狱。
黄光国:我父亲(黄子正)被逮到那个西伯利亚的时候,他曾经寄回过1张明星片,就1张,我记得我印象的时候,小的时候我还看过那个明星片,他是在集中营里面前前后后寄回来唯一1张明星片,然后上面就写,我很平安一切无事。
解说:日本战败垮台后,伪满洲国溥仪的皇帝梦碎,而昔日威风凛凛的日本关东军,在缴出枪械后,成了意志消沉的败将。
谢久子:那时候很悲哀啊,就是那个日本关东军,真可怜,真是日本人自杀了,有一个叫板什么,他把部下都叫来,说了,你们不要自杀,要坚强生活下去,回日本去,说完了他自己自杀。
解说:自杀和杀人,成为后东北一幕幕惊恐的画面,日本投降初期撤离的关东军,让东北呈现无政府状态,紧接进城的150万苏军快速接收东北,但这些苏联大兵竟然又成为伪满洲国垮台后老百姓另一个梦魇。
陈素梅:有一天俄罗人在医院对面,在对面一直看,然后就进来医院,就到医院的病房,病房里面有一个女病人,给她强奸了,那她哭了,我就听到医院的人在讲,我有好几天不敢出来。
解说:随着伪满洲国和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崩解,在大陆的台湾人也有不同的梦魇,他们再度沦为落寞而尴尬的一群,曾经在东北沈阳开计程车,后来辗转到北平,以写作维生的钟理和,他在著作《白薯的悲哀》中描述,指着报纸上日本投降的消息,给他们看说,你们看了这一个难不难受,但假若你被人晓得了是台湾人,那是很不妙的,那是很不幸的,是等于叫人宣判了死刑。
钟怡彦:不敢说我是来自台湾的,他(钟理和)说我是白薯,我从白薯来的,当你不能说出自己来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就是一种悲哀。
解说:二战结束,对留在东北的台湾人来说,依着不同的身份认同,而有不同的解读和选择,有人选择离开,有人决定留在东北,但他们万万没想到,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让自己的家庭成为破碎的两半。
陈晓楠:日本战败,伪满洲国画下句点,傀儡皇帝溥仪和他的大臣们也顿时成了阶下囚,成了人人喊打的战犯,而到东北打天下的台湾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又有多少人顺利的回到了台湾,有多少人被困留在了东北,这去留之间,一场无法预知的国共内战,又划开了一群台湾人的两岸分离史,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明天请继续收看,黑雪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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