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28, 2015

雪珥：铁帽子庆亲王为何高调贪腐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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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铁帽子庆亲王为何高调贪腐
// 墙外楼

　雪珥

　1917年1月31日，庆亲王奕劻在天津去世，终年77周岁——前一年的4月，他已经高调地办了八十寿宴。

　《纽约时报》在2月2日发布了相关讣闻及庆亲王的简略生平，并总结说："庆亲王一生，以一无所有的皇族旁系开始，以亿万富翁的身家而辞世，伦敦《泰晤士报》在回顾他的生平时，认为正是他发展了乱政的艺术。"

　吊诡的是，遍查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仅仅在2月5日发了一条非常简短的讣闻，且仅仅提及庆亲王在西方十分著名，没有谈及生平，更没有提到他的"乱政的艺术"。

　不过，庆亲王的贪腐的确享有国际知名度。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他与军机大臣那桐一道，因特别能贪，而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或单独称为"庆记公司"。

　国际媒体也频繁地引用这些评价。

　巨贪

　1911年5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长文《中国首任总理》。这是西方媒体介绍庆亲王履历最为详尽的一次。当时，中国刚刚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责任内阁，庆亲王出任首任内阁总理。

　这篇文章对庆亲王并不友好，文末单辟一节，小标题就是"他的私生活与个性"。文章引用了中国人的"普遍说法"，说他家就是中国官场的"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这指的是收取"门包"，即门房收取的红包。当时官场传言，因为到庆亲王家跑官要官的人太多，不给"门包"的话，值班的门卫都懒得通报。

　文章认为，庆亲王多年来都是中国官场最大的"恶魔"，但却享有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高度信任，"他的履历总是与中国的灾难相关联""没有建设性、没有爱国心，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做过任何荣耀的事""监察者们徒劳地弹劾他，媒体提及他时只有诅咒，但他毫发无损，并且权力日增"。随后，这篇文章花费了相当篇幅，介绍庆亲王通过联姻编织的巨大官场网络。

　庆亲王的贪腐，甚至被一些人当作激发革命的火星之一。1911年，英国驻重庆的代领事布朗，给驻华公使朱尔典报告四川保路运动动向，就认为运动中有"四川省咨议局及士绅对内阁的腐败和保守性怀有不满"的因素。布朗提到："庆亲王对钱财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除非首先付钱给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成。各省咨议局一直感到愤慨，希望削减庆亲王的罪恶势力。"

　显然，连老外们也认为，一个大贪官足以颠覆一个政权。

　有关庆亲王的各种贪腐事迹，大多记载在晚清和民国的笔记之中，不管是否靠谱，都成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段子，也成为后世学者采用的史料。正史所载的比较可靠的指控，发生过两次，那就是晚清两次著名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庆亲王。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庆亲王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中央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被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对这件轰动全国的"性贿赂案"，《泰晤士报》在赵启霖弹劾的次日就刊登了电讯稿，考虑到中英两国的时差及当时报纸印刷的条件，该报必定是在弹劾呈交之前就已经得到了相关信息。《纽约时报》在转发该文时，用了大字标题《庆亲王被弹劾》，副标题则是《波及袁世凯；岑春煊积极圣战》。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庆亲王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江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庆亲王只好请假躲避。

　其实，两次御史弹劾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在新的干部体制改革中，都察院本在裁撤之列，御史们其实也是为了保饭碗而绝地反击。前一案，正值东北"龙兴之地"改制设省，成为北洋(庆亲王父子多被视为北洋的保护人和代言人)权力扩张的良机，即使没有这起风流案，北洋也会想方设法将段芝贵等"自己人"顶上关键岗位，结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绽。后一案，则更是御史们的"自卫"之战：1909年成立了资政院后，都察院的弹劾监督权被吸纳，裁撤势在必行，御史们只好冒险一搏，拿庆亲王开刀。载沣曾告诫江春霖等 "不可乱聪明"，此话就很值得玩味了。

　后世有人称庆亲王为大清"首富"，毕竟没有数据支持，未必尽然，但从各种正史野史推测，尤其是他在清亡之后依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可以大致推断他至少能名列大清富豪榜的前茅。据说，他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15.92, -0.24, -1.49%)以上的巨额存款。

　起家

　大清特色的官场，最为盛产的就是贪官。知名度最高的，一是和珅，二是庆亲王。巧的是，前后两代巨贪至少在名义上住过同一个府邸，那就是早年的和珅府、随后的庆王府、最后的恭王府——如今全中国唯一一座保留完整的清代王府。

　前后两代巨贪，结局迥异：和珅最后被抄家，其贪腐详细数据有正史记载，板上钉钉；而庆亲王则平安降落，其贪腐仅仅存在民间笔记之中，很多细节真假难辨；和珅为贪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年仅仅49周岁，而庆亲王则尽享天年得以善终。

　与和珅出身相比，庆亲王奕劻算是凤子龙孙，当然有点边远，属于皇族的旁系，因此，年幼时与和珅一样，都是顶着个贵胄虚名的屌丝而已。

　奕劻的祖父，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永嶙，在嘉庆四年(1799年)被册封为庆郡王。据说，这位皇子很早就看上了当时权相和珅的豪宅，有一次告诉兄弟们：即使皇帝宝位多如雨点，也不可能落到我的头上，我只求诸位兄弟怜我，将和珅的宅第赐予我，我也就满足了。政治上如此不求上进的皇家兄弟，自然是最要关照的，和珅被杀后，嘉庆皇帝就把和珅之宅赏给了这位小弟，成了庆王府，得到了"反腐"的巨大红利。

　永嶙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临终前，获得亲王称号。清代的宗室爵位共分十二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是高级爵位，随后是四类"公爵"：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入八分"就是八种标帜，分别是朱轮、紫缰、背壶(车上可带暖壶)、紫垫、宝石、双眼(可插双眼雉翎)、皮条(车上有皮鞭可驱散路人)、太监。再往后就是四类"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分别相当于一品至四品的武官级别，每类"将军"中又分三等，俸禄不同。

　按照清代的规定，爵位逐代递减。永嶙死后，儿子绵愍袭位，爵位降回庆郡王。绵愍死后无子，先由仪亲王之孙奕彩过继，承继了"贝勒"的爵位。但奕彩居然在居丧期间纳妾，犯了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被革除爵位退回本支。老庆亲王永嶙的其他儿子们，随即为了争夺这个贝勒爵位，展开了残酷斗争，惹恼了道光皇帝，干脆将爵位降了六级，越过贝勒、贝子及四类"公爵"，飞流直下三千尺，直接降为镇国将军，而且是其中最低的三等，勉强维持永嶙的祭祀而已。这种政治待遇上的高台跳水，往往能在瞬间摧毁一个簪缨世家，根本不需要等候"富不过三代"的时限。

　永嶙的第五子绵悌承袭这个"三等镇国将军"的爵位。吊诡的是，老庆王家的这个爵位，似乎被诅咒了一般，谁承袭谁就断子孙，绵悌死后又断香火。这回，轮到了其六弟绵性的儿子奕劻，过继袭爵，爵位则按规定递减为辅国将军，这是第十等爵位，比《泰晤士报》等误以为的"第四等爵位"要低了很多。

　奕劻承袭了辅国将军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恭亲王奕䜣腾房。之前，老庆王家风波不断，爵位频降，子息不旺，就可能是出于这种"伤福"的"逾制"，住在了不该住的豪宅。按照清代惯例，除了袭爵的子孙之外，其他子孙都另立门户，因此，奕劻年少时应该随同其父绵性在府外居住，并未真的享受过王府的大院生活。如今爵位到手了，房子却要转手。道光皇帝下旨，老庆王府赏给了刚册封的恭亲王奕䜣，这就是如今著名的恭王府。而奕劻则搬入了大学士琦善(就是传说中那位整林则徐的"奸臣")那座被查抄罚没的位于定阜大街的宅第。

　如此，大清国新一代巨贪奕劻，与老一代巨贪和珅，终于没能实际上住到一个屋檐下。莫非，这也是两位巨贪结局迥异的原因之一？

　说来也怪，自从搬了房子后，老庆王家的熊市行情，便到头了，开始春暖花开。一年后(1851年)，奕劻升到了贝子，连跳六级；十年后(1860年)升到了贝勒，二十年后(1872年)成为御前大臣并且赏加郡王衔，而到1884年恭亲王下台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正式晋封庆郡王。从此，他的权力横跨外交、内务、财政和军队，远超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成为并不亚于和珅的权臣。

　1850年袭爵时的奕劻，和堂兄恭亲王的地位至少差了十级。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家族将永无可能并驾齐驱，但到了甲午年(1894年)，奕劻获封庆亲王，1908年更是获得了世袭罔替(即"铁帽子王"，子孙袭爵时不必递减爵位)，彻底追平了恭亲王。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以一个旁支宗亲，而成长为清代第十二位也是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奕劻爆出了大清政界最大的冷门。

　改革

　一个腐败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显然，这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

　大凡贪官、尤其是大贪官，个人能力都相当不错，这是人们不愿承认、却不得不承认的大清官场的现象——能力强，也能做出第一流的坏事来。当年和珅就是如此，且不说和珅对蒙藏回语言及情况的熟悉，以及对金融财政的高超水准，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访与和珅第一次见面时，和珅问的都是欧洲局势最关键的问题，以至于马戛尔尼使团高度评价和珅是"成熟的政治家"。

　庆亲王亦如此。

　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庆亲王是著名的改革派，或者说，"伪装"得像个著名的改革派——如果我们非要认为贪官只有利益、没有政见。

　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政变、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乃至随后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庆亲王奕劻都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恭亲王奕䜣的开明姿态和灵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为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保驾护航，成为致力于实践和探索的"浊流"们(与崇尚空谈的"清流"相对)的幕后支撑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

　自1884年入主总理衙门之后，庆亲王成为大清国外交决策层的重要成员。1899年，正是在这位亲王的大力推动、中日两国诸多政界大佬的支持下，中国派出了秘使刘学询，携带密电码前往日本，试图在中日之间缔结同盟关系。

　庆亲王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变的狂风暴雨中展露无疑。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庆亲王坚决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巨大麻烦。他的"右倾"言论，遭到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不明外事， 专袒义和团"的"极左派"的不满。英国外交官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认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 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

　载漪等把庆亲王看成是必须清除的政敌，义和团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庆亲王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义和团宣示必杀的"一龙二虎"，一龙就是光绪皇帝，二虎则是李鸿章与庆亲王。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会议上，庆亲王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

　高喊着扶清灭洋动人口号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并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兼巨贪庆亲王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庆亲王和李鸿章 "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因为这一功劳或者苦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庆亲王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

　大清国体制内的改革派，考诸史料，大多数终其一生都得到了最高层的优礼相待，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比如庆亲王。被后人广泛忽略的是，庆亲王还曾经当过光绪皇帝的老师，教授满文。光绪的老师中，能执教20年以上的，一个是翁同龢，一个就是奕劻，凸显其在体制内特殊的地位。

　从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大清乃至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广、难度最大、力度最强的改革。这一改革的主力袁世凯，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没有庆亲王各种手段的保驾护航，小袁或许早就成为改革的烈士了。当然，各种史料、主要是野史笔记表明，庆亲王与袁世凯之间，有巨大的利益输送。其实，即便贪官也是有政见的，而政见未必是与利益矛盾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清国的特殊国情下，无论忠臣还是奸臣，无论清官还是贪官，都孤掌难鸣。"小人"固然要结党，"君子"也同样不可能真的"不党"，没有统一战线，则无论好事坏事都将一事无成。

　和谁在一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起干什么。

　高调

　庆亲王的双手，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庆亲王，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高调"得足以在中国历史的贪官群内成为"拉仇恨"的冠军。

　其实，考诸史料，庆亲王本人的个性并不高调。

　晚清改革开放中，参与中央主要工作的四大王爷——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恭、惇、醇三人，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六、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属于"近支亲贵"，先天资源十分丰足。在他们这些凤凰面前，庆亲王就如同草鸡。但"草鸡"也有"草鸡"的优势，特别谙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特别能办事，特别能察言观色，尤其特别能伏低做小。

　血统上并无多大优势的庆亲王，却有着恭亲王那样的办事能力，也有着醇亲王那样的隐忍和低调，他的权力伸展和布局，都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对上级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之后再想法"遇见红灯绕着走"。作为一个毫无先天资源的旁系宗室，庆亲王只能依靠后天的努力，多笼络那些能办事、尤其能办大事的人，以便形成合力。野史传言，光绪驾崩时，有人甚至想拥戴庆亲王之子载振，这虽是野叟村言，却也代表部分官心民意。

　几位王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在实践中学会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尤其在领导面前多反省、多自我批评。这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庆亲王，他的身段最低。当然，因为出身的问题，他也缺乏"强项"的资本。其次是醇亲王，这位皇帝的本生父，最拿手的就是以柔克刚，绵里藏针，闷声不响发大财。然后是恭亲王，在慈禧太后的不断敲打下，恭亲王从以批评太后为主，逐渐转变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之后就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做得最差的是惇亲王，他时不时地要和太后抗上一抗、闹上一闹，这与其说他有所图，不如说是他的心态平衡问题，当然，他也不敢真玩，以装傻卖萌为主，留条退路，便于大家一笑了之。

　本事之外，当然还得乖巧。恭亲王未必就对官场潜规则陌生，但他的高贵身份、卓越才华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令他可以不屑于这种面子游戏，当然最后又不得不服低做小。庆亲王则不仅对官场游戏烂熟于心，而且没有高贵身份带来的精神负担，敢于放下身段，婉转歌喉，亲身实践厚黑学。

　凭庆亲王那点远支血统，能爬到这种"不胜寒"的地位，已经是奇迹。在大清特色的官场里，此时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或许，这才是庆亲王高调贪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庆亲王区别于和珅的关键之处：他从来不对皇权产生任何威胁。

　一场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使命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贪官；而这位巨贪之所以贪得如此高调，却或许是在某种程度上以自污来获得政治上的双向安全感。这种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正是大清改革的胎毒，渗透在血液之中，难以自行摆脱。

　国危

　庆亲王的权势，在1908年年底开始的宣统新朝，已经大大削弱，但大清官场的贪腐，并未消停。《国闻备乘》曾经生动地描写了宣统年间的"七党林立"：

　"孝钦(慈禧太后)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庆亲王)，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赉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扭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载洵)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载涛)，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为一党。泽公(载泽)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即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党。"

　尽管庆亲王奕劻曾经长期位居高位，但在"前腐后继"的大清国，将贪腐、甚至亡国的责任都归咎于他的示范作用，显然是高抬了这位王爷。

　只要看看清史、甚至看看整个中国的历史，就可发现，腐败在任何时期，似乎都如同魔咒般地追随着这个国家。

　早在奕劻远未得势的时候，曾国藩就尖锐地指出，腐败造成"民心涣散"，太平天国动乱本身，"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因此，"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必须"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

　看得更透的是日本人。1889年4月，日本间谍荒尾精向参谋本部递交了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认为中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1895年，另一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更是在上报给明治天皇的《中国大势之倾向》里，尖锐地提出中国的腐败其实是全民腐败。他说，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预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十六年后，1911年， "支离破碎"果然发生了。大清国第一任总理庆亲王，却成为末代总理，为帝国送终。在《纽约时报》1917年发的庆亲王讣闻中，副标题就是"中国前总理，满清王朝覆灭时退休"，用接近黑色幽默的方式，强调了他的"退休"时机。

　庆亲王去世了，宣统皇帝赐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清国的灭亡负责。这是他一生受到的最大处分。

　一只"大老虎"，在其呼啸山岗的时候，没打；在其日渐式微，成了"老老虎"时，依然没打；直到他成为一只"死老虎"的时候，才开始打，却打得如此温柔，看上去倒更像是在抚慰。

　这是否表明，丢掉了江山、却侥幸留得性命的天潢贵胄，依然没能真正明白，黄龙旗为什么不能继续飘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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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26, 2015

分享网易新闻「青丝变白发:女孩40年后嫁初恋」

我在网易新闻客户端发现新闻：「青丝变白发:女孩40年后嫁初恋」，与你分享。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也许，正是这样的感受，让一个19岁的女孩，在初恋对象毫无音讯的情况下，等了40年。

　　令她惊喜的是，再相见时，他也未娶。63岁那年，她终于嫁给了自己等待的人。

　　本来以为可以彼此相守、共度晚年，不料，还没来得及团聚，他就去世了。

　　他留给她10万元钱，想让她安度晚年。

　　如今，85岁的她在临颍生活。

　　3月21日，记者赶到临颍，聆听为爱情坚守一生的邢玉莲老人的爱情故事。

　　19岁，她爱上了他

　　邢玉莲老人是临颍县人，十几岁时，跟随姐姐到开封生活。

　　1949年年初，19岁的邢玉莲，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名叫赵国盛的小伙子。赵国盛是开封人，比邢玉莲大一岁。两人一见钟情。

　　"老赵年轻时候长得帅，人也本分，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好人，可喜欢他了。当时处对象，跟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连喊着见一次面都不好意思。"时隔66年，邢玉莲说起她的初恋，依然像一个娇羞的少女，满脸欢喜。

　　半年后，两人谈婚论嫁。1949年年底，他俩还没有来得及完婚，赵国盛就去了台湾。

　　"我和老赵，从认识到他离开，还不到一年时间。我俩也就见过五六次面，但都认定对方是一辈子要找的人。"邢玉莲说，他们是彼此的初恋，即便老赵去了台湾，她也从来没有想过和别人结婚。

　　40年，她一直在等他

　　赵国盛临走时，对邢玉莲说："我会回来娶你的，你要等我。"因为这一句话，赵国盛走后，19岁的邢玉莲暗自立下誓言，一定要等他回来。

　　这一等，就是40年。

　　40年里，虽然没有赵国盛的消息，但是为了爱情和承诺，邢玉莲没有相亲。

　　外人觉得她偏执，其实她想得很简单。

　　"我感觉其他男人都不如他。最重要的是，他说了会回来娶我的，我相信他。"邢玉莲说。

　　终于，1989年的一天，邢玉莲接到一个电话，通知她到郑州跟赵国盛见面。

　　40年的等待，邢玉莲从一个妙龄少女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走的时候，我还是十八九的大闺女，再见面都是老太婆了，头发都白了……已经几十年没有他的信儿了，也不知道他在那边结婚了没有?"即将相见的喜悦和害怕老赵结婚的焦虑，让她彻夜难眠。

　　后来，在母亲的陪同下，邢玉莲到郑州跟赵国盛见了一面。

　　"老邢，你还好吧?""还中。老赵，你身体咋样?"这是分别40年后，邢玉莲和赵国盛再见面时，彼此说的第一句话。直到现在，她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见面的时间非常短，大概20分钟。但他俩知道了，他俩都是单身，都在等对方。

　　63岁，她和初恋情人结了婚

　　1993年，赵国盛回乡探亲期间，邢玉莲和他领了结婚证。

　　邢玉莲老人拿出她的结婚证给记者看。

　　邢玉莲老人笑着对记者说："你看，老赵是不是可帅?"婚后，赵国盛回了台湾。此后六年，他俩见过四五次面，都是在赵国盛回乡探亲期间。

　　而每次回乡探亲，赵国盛待几天就走了。平时，他俩靠书信了解对方的情况。

　　"后来，老赵说要把我接到台湾去，他已经开始办手续了。我挺高兴的。俺俩六十多了才结婚，也没有孩子，在哪儿生活都一样，老了能有个伴儿就知足了。所以，我天天在家盼着老赵回来接我去团聚。"说到这里，邢玉莲老人流下了眼泪。因为这次，老赵没能实现他的诺言。

　　1999年，邢玉莲去台湾的手续还没有办好，赵国盛老人就去世了。

　　他给她留下10万元养老钱

　　目前，85岁的邢玉莲老人，独自住在临颍县规划路中段。

　　3月21日，记者初见邢玉莲老人，天色近黄昏，她拄着拐杖站在小区门口等。老人家里，偌大的房间空空荡荡，摆着几件旧式家具。她的眼睛也不太好。

　　"她原来在开封生活。这几年，我和几个临颍的亲戚把她接回来了。她住的房子，是一个亲戚的。她老伴儿去世后，给她留了10万 元钱。在16年前，有10万元钱，养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邢玉莲的外甥女告诉记者，现在邢玉莲每月有260多元的低保。

　　邢玉莲老人说，大约10年前，一个街坊向她借了8万元钱，至今未还。

　　3月24日，记者从临颍县人民法院了解到，邢玉莲老人还没有拿回她的钱，但案件已被列为重点案件。



原地址：http://163.fm/9V5Bf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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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13, 2015

走过文化差异 我在加州当公务员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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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文化差异 我在加州当公务员
// 墙外楼

作者: LingLiu

转眼间，到美国已经12年多了，在加州政府工作也有8年了。那些逝去的往事，还依然定格在记忆的深处……

2002年3月底，在快到不惑之年时，我移民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定居在加州的首府沙加缅度（国内叫萨克拉门托）市。经过语言补习、专业学习、求职、笔试和面试等多个阶段的努力和流程，四年后，我进入加州政府成为了一名会计职员，从较初级的职位‌‌"会计1‌‌"做起，后历经升迁为‌‌"助理会计‌‌"、‌‌"主管会计‌‌"，再到六年后的‌‌"高级会计‌‌"。一路走来，艰难险阻，酸甜苦辣自不必说；但更有意义的收获，莫过于在新的环境、文化、制度下的工作历练，对自己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触动所带来的思索和感悟。这也是本文所要注笔的。

偶尔回国与亲朋好友们交流，感觉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她）们行将移民到美国的子女们要模仿的对象，都想要走我的路，希望到美国后也能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捧上美国的‌‌"铁饭碗‌‌"，实现他（她）们那要求不高的‌‌"美国梦‌‌"。然而，很多时候，我感觉到美国在国内人们的眼里，还是很神秘、飘渺，或者他们还是在用中国思维去想象美国。于是，我一直都想写点什么东西，把自己一路走来所经历、感受到的方方面面，告诉大家，希望不但能为亲朋好友们起到某种指点迷津的作用，也能使更多的人，特别是有志来美国发展的人，对美国的文化、制度、政府运作和不同的价值理念有更客观的了解。

美国的文化、制度、职场运作等对我的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触动主要体现在：

一、在政府的招聘、用人中，求职者的经历（经验）比学历更重要

来到加州后，曾经想到本市的州立大学读个会计硕士（我是国内经济本科毕业），但每想到自己的年龄就犹豫不决。后来从本地的亲朋口中及网络而知：只要在大学级别的学校读完州政府规定的19个units（学分）、大概6-7门会计课程，就可以参加州府各部门的会计招聘考试，从而进入州府从事初级会计工作，别说学位，证书也不需要。对于习惯了国内重文凭重学历的氛围的我，上述信息犹如一道闪电，令我震撼和兴奋。我决定留在我读语言的那所学院，继续修读这19个学分的会计课程。后来知道，即使会计硕士毕业的人，入州府后也是要从初级职位做起的，没什么两样，因为没有初级职位的经历(经验)，是不可能跃升到高一级位置的，这是铁定的制度之一。修读这19个学分，只需一年左右，所以我赢得了时间。工作多年以后我遇到一位来自大陆的新同事，得知她竟花了10年读完会计本科，才进入我所在部门工作，我很惊讶和觉得不可思议！她说，她基础不好，也不知道上述的信息，所以没我幸运，迟到了。是啊，这信息，是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呢？我想，是理念！正是我们国人的大一统、追求‌‌"高大上‌‌"的价值理念，把我们的成功模式和生存路径定格在狭窄的通道上，所以才有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壮观。时常也听到国内某些硕士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再到某大、中专学校去读个职业技能的课程，反被录取了，这都说明学历并不是万能的。

在加州政府的就业网上，很多岗位都要求应聘者有若干年的工作经验，或要有一到两年的次一级职位工作经历。没有州府工作经历的人，只能选报无工作经验要求的初级职位；有些初级职位也强调‌‌"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在招聘面试中，第一道问题一般都是要你描述你的教育和经历（经验）如何使你能胜任此职，有时干脆没提‌‌"教育‌‌"，只提你的‌‌"经历（经验）如何使你能胜任该职。我有一个小故事：在找工作之初，通过笔试进入前三列后，我面试过几个单位，但都没有成功，后来，当我在加州税务局寻到了一份‌‌"季节性职员‌‌"的临时工作，干了四个月后，在一次加州就业发展局招聘正式会计的面试中，我成功地通过了。我永远忙不了那一刻：当评委介绍完该职位的职责，轮到我回答第一个问题‌‌"你的教育和工作经历如何使你胜任该职‌‌"时，我先介绍我的教育背景，评委们很平静，只在做笔录；我接着说，我在加州税务局工作了四个月，职责是在电脑上计算、核查个人税务缴纳数额，这与我现在应聘的工作——在电脑上计算、核准失业者的失业保险金的申请数额和资格，有极相似之处……此时，我看到三位评委的眼睛开始发亮，一齐向我聚焦，对我兴趣渐增……。三个星期后我接到了录用通知书。很显然，我的这段‌‌"季节性职员‌‌"的经历对我的成功应聘功不可没。

从我的经历中可知，如果你是新移民（留学生除外），并没有从事科学家、大学教授、IT从业人员等的高端职业的打算，只是想在美国谋得一份还算是中产的职业，好好居家过日子，就没必要非要读个博士、硕士之类的学位，在美国，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一定要走独木桥；更何况，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经验、实证和操作的国家，就一般的技能性而非研究性的职业而言，有时候你一段与应聘工作相关密切的经历，比你一个空洞的博士头衔，更能赢得考评官的青睐！

二、年龄、性别歧视让路，年资较长者永远是职场上的幸运儿

早在College （学院）学习时，偶尔回国探亲，总是听到亲朋们劝说：‌‌"你还读什么书啊，快点找个工作吧，不然你这年龄（在国内已是下岗妇女的年龄了），又是个女的，将来很难找工作的‌‌"。所以在我求职之初，我是没有自信的，不过，欣慰的是，所有的招聘广告和条文，都没有设定年龄和性别限制。后来我不但被接收了，而且进去看到的一切，更是出乎我的意料：许多刚进来不久的新人，五十多岁的老大姐不在少数，甚至也有六十多岁的。她们并不是临时工或退休返聘，而是像我一样的‌‌"Permanent‌‌"（永久）职员，多是因为私人公司不景气，或仰慕政府工作的‌‌"铁饭碗‌‌"和良好的退休医疗福利而辞职过来的。招工是如此，在退休机制上亦然，这里不分男女，退休年龄都只设定下限，即至少要达到50岁，而没有设定上限，女士在65-70岁才退休的比比皆是、类见不鲜。我先生有一位共事多年的女同事，前两天退休了，她73岁。想想国内机关国企单位的许多女士，在50岁时就被动员‌‌"换位‌‌"或退休的情况，这里是另一番景象！我们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在这里却是如此司空见惯。男女平等的权利，在这里的职场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职场女性并不因自己的性别和年龄，而缺乏自信心和载负危机感。

在裁员问题上也是如此。当那场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铺天盖地时，饱受财政危机困扰的加州政府也掀起了‌‌"裁员潮‌‌"。与我传统的思维定势相悖的是，最有可能被放在‌‌"laid off‌‌"（临时解雇）名列上的，不是年龄和年资较长的‌‌"老人‌‌"，而是刚工作不久的工龄较短的新人。人事处将所有员工按工作时间长短做出排列，年资越浅，排列越前，危险越大。按照过去的惯例，工作1-3年以下的员工是最有可能先被‌‌"laid off‌‌"的。记得08和09年跨年之际，当时的州长阿诺就致信每个员工，说年资较浅的20%的员工有可能被‌‌"laid off‌‌"，一时间人心惶惶。以加州23万公务员，而我不到三年的工龄来看，我在这20%员工的范围之内是必定无疑了。我和其他工龄较短的同事都人人自危，见了面都互问‌‌"你多少年了，怕不怕？‌‌"。而那些工龄二三十年的‌‌"老人‌‌"，却有一种我自岿然不动的自豪。当然，这次‌‌"裁员潮‌‌"并没有动到我们会计部，但透过这次风潮，我感受到了州府裁员政策中对年资较长员工的倾斜和照顾，它不仅是对经验丰富人才的珍惜，更是对工作贡献较大者的一份回报和人道关怀。

三、自由、开放、平等、人性化的职场文化和价值理念

一进州府工作后，我就经历了‌‌"Culture shock‌‌"（文化冲突）：当我正在专心致志工作时，突然一首‌‌"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在布满一个个Cubicle（工作隔间）的大厅由远而近，此起彼伏，原来是为某个同事庆生日搞的‌‌"Potluck‌‌"（各人自带食物的小聚餐）；又有时，刚上班回来坐下不久，某某同事热诚地来告诉我，谁谁谁或某经理offers （提供）了点心，come on（来吧），快去拿来吃吧；更多的时候，我也听到或参与到领导和某些员工为舒缓紧张而进行的不无幽默感的聊天和说笑中……。开始时，习惯于埋头工作的我反觉得这有点骚扰，内心咕噜着这些养尊处优的美国人尽会享乐，后来慢慢适应了，也融入其中。显然，在基本的法律、规章和职责操守得以遵守的前提下，这种自由、开放、人性化和寓工作于娱乐中的工作氛围和行为习惯，已然形成了独特的职场文化；很多时候，工作会议也是以茶话会的形式进行的，以幽默的言语开始和结束，笑声总是弥漫在整个会议间。在我工作过的几个部门，好像都没有上班打卡的要求，也没有迟到早退的监督机制，一切都是靠自觉，因为员工是人，而不是工作机器；同时，只要你做够8小时，上下班的时间可以自由选择，想早点下班而去接小孩回家的女职员，通常选择早到和早走；而晚睡晚起的单身汉们则可能选择迟到迟走。与此同时，上下级关系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其交往甚至是‌‌"不拘礼节‌‌"的，下属是直呼上司的名字的，无论上司的职位有多高；上司也会经常向下属询问很多他们不懂的问题，平等观念深入人心。

对我固有思维模式触动最大的是在人员流动的自由上。在加州政府内，员工在各部门之间频繁跳槽换工作已是常态，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隔三岔五就有人进人出，有些人来了三个月、半年左右又消失了，有升职走的，有渴望更好工作环境而平调离开的。按照法律，部门领导是不能卡人不放的，否则员工可以投诉！在以忠诚求稳为就业理念的国内政府机关里，这种现象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以自由求变为价值理念的美国人所工作的政府内，这种看似的‌‌"乱像‌‌"却是如此司空见惯而没有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作。我想，人员频繁流动的原因有二，一是加州政府的体制架构使然：州府下属各个部门的财政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员工工资的出处、以及整个加州政府的资金运作都是由State Controllers'Office （州审计长办公室）操作控制的，无论你到哪个部门，‌‌"出粮‌‌"的地方都一样，所以，员工只需对州府忠诚，没有必要对工作部门忠诚。二是上面提到的自由求变的价值理念：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实现自我价值，寻找生存意义的场所，他们追求变化，喜欢创新和独辟蹊径，所以变换工作环境也是他们寻找新感觉，挖掘自我潜能的途径之一。从政府的层面来说，这种开放式、流动式的人事制度，无疑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我在多个部门工作过，不但可以在短短几年内从低职升到高职（很多人是升职而离开本部门），更重要的意义是，它丰富了我的阅历、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使我对州府会计工作有更全局性的了解。

四、崇尚独立自主，‌‌"自己解决‌‌"的独立工作精神

虽然美国人很重视‌‌"Team work‌‌"（团队合作），但在实际工作中，自己独立分析解决问题，不轻易求助于他人，成了主流。这可能与美国人所崇拜的个人主义、独立自主的文化价值观相关。在我这里，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摊子Projects（工作项目），各人之间的Projects虽有相联性，但更是独立的，许多时候只有自己才知道怎么做，遇到问题也是必须自己先去‌‌"Figure out‌‌"（弄清楚、想出办法），问上司和其他人只是最后的选项；而很多时候，你的上司也是新来的（人员流动频繁），对你的这摊子工作根本不熟识，其他同事也未必知道，最后你还是要自己继续‌‌"Figure out‌‌"。在我刚升职到高铁局为高级会计时，常常遇到这样的困惑：有时有个难题要问我的没有这方面经验的Supervisor（管理者）或资深同事，希望共同商量找出解决办法时。她（他）会说：‌‌"你能自己Figure out 这个问题吗？你是高级会计了，你有Figure out 的能力的，I trust you （我信任你）‌‌"，无奈我拿回来自己Figure out，终于想出了解决的办法，然后告诉领导时，如释重负的她（他）会很高兴地与你拥抱然后说‌‌"Thank you so much ！‌‌"（太谢谢你了）；即使有时我问懂行的上司或资深职员时，她们只是从大的方面给你一些提示和点拨，然后还是你自己继续完成这‌‌"figure out‌‌"。我想，这种工作机制和理念，和美国学校里的那种启发式、提示式的教育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使你能在压力和动力之下去独立研判，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挖掘自己的最大潜能，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和传承。基于这种机制，我在没有领导参与的情况下，独立地和许多Project managers （工程合同经理）商讨如何在政策法规许可的框架内的款项支付问题，从而解决了他们提出的很多问题，从中也得到很多的启迪和经验。在这里，你不只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执行者，更是一个独当一面的设计者、合理化建议的参与者和提供者，并从这个过程中看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五、自我价值的体现，与职位高低无关

州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平均每两年就有升职考试，符合条件的员工通过考试后，可就地升职或升迁到其它部门工作。对于许多志在实现‌‌"美国梦‌‌"的华裔和亚裔员工来说，对升职加薪自然是趋之若鹜的；然而，一些白人同事，对升职的努力和狂热程度，就大不如前者了。记得当我在社会服务局工作时，坐在我对面工作间的，是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快乐得有点大大咧咧的白人大姐Cindy，虽然工龄那么长了，她的职位还是较低的Accounting I （会计1）。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想升职，她说她很满足这个职位，她先生将来会有一份很好的退休金，所以她不想再折腾了（会计1只需12个学分，她若要升到更高职位必须读够19个学分）。虽然职位不高，但她每天还是那么快乐大咧，好像从来都不知烦恼为何物。一年多后，当我们这几个华裔亚裔员工升职为Accounting officer （主管会计）时，她还和另外一位和她一样境况的白人女同事一起，给我们一个惊喜，买来（自愿）了Pizza （比萨饼）为我们搞小Party，庆贺我们成功升职。那一刻，我百感交集，想想如果反过来，我们这些中国人是否也能有如此境界？现在国内有一句流行语：‌‌"羡慕嫉妒和恨‌‌"。是什么驱使这些白人同事‌‌"羡慕不嫉妒不恨‌‌"呢？我想，也是文化价值观使然。在美国时间长了，你会感受到，无论谁干什么，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干事的人心态很快乐和敬业，不会因为职位低而消极；人不是通过将他人比下来而体现自我价值的，也不需要别人的肯定来证实成功与否。我总是在思考着一种现象：我们这几个升了职的中国人，不知是因为身为边缘人的困惑，还是对前（钱）途、梦想这类东西期望太高，在快乐、幸福的指数度上，是远远不如Cindy和一些较低职位的白人的？！随着在美国时间日增，我意识到，美国人的‌‌"成功‌‌"观，其实与‌‌"功利‌‌"无关。在自由平等、福利完善的社会环境下，一个普通平民，即便没有获得太多的金钱、权力、地位和名气（这是国内‌‌"成功人士‌‌"的标志），也能活得快乐和自信，就象Cindy。

六、公务员不但没有利益特权，还要受到整个社会的监督

刚进州府工作时，我最难理解的是，单位是不提供饮用水的，你必须要加入饮水俱乐部，每月交5块钱，才可饮用俱乐部提供的饮用水，否则自带饮用水。平时，甚至节假日，这里都很难看到像国内某些单位那样分点卫生纸、油米之类的日用品，更不用说发奖金了。很多的聚餐派对，有时是各自带食物，但更多的是领导们为员工自愿提供食物的，而不是单位提供的，公私很分明。除了每个月的工资支票外，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其它的福利性收入和实物；只要职位（务）一样，无论你在哪个部门工作，工资收入都是一样的，没有单位、部门之间的差别和特权。那些身居高职的人员，同样没有利益特权。记得在社会服务局工作时，我曾负责过该局所有员工出差租车费的报销。政策规定每个员工只能租用普通规格的车，如果租用较大较好的车而超标了，不管是谁，都要填一份证明表，阐述理由（如多人共租等），然后给其高一级领导签字，再交来报账；也有理由不充分而被州审计办打回来的证明表，我就经常遇到要向高职务领导催交表和不受理其表的尴尬。同时，所有员工无论职位高低，出差坐飞机一律要坐经济舱，如坐商务舱要自费补足差额部分。在加州乃至美国，公务员只是社会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因为税收决定公务员的收入；只有社会上的人收入水平高，缴纳给政府的税收才能多，这样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才可能高。正因为如此，公务员还要受到整个社会的监督。记得几年前，本市报纸‌‌"沙加缅度蜂报‌‌"从州审计长办公室那里拿到了州府所有员工的薪酬资料，并把它放上了该报的网站上；只要输入某员工的名字和单位，就能知道他（她）的工资和职位；并且特别公示了六位当年收入超过20万、两位超过40万的人的名字和照片。当时很多州府员工对该报颇有微词，认为该报侵犯了他们的隐私和人权，但是报社坚持认为媒体有监督、公示政府雇员收入的权利，因为他们的收入是取之于民（税收），所以也应该为当地民众所监督。总而言之，正因为公务员收入一般，也没有特殊利益和特权，还要受到社会的监督，所以，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社会并不是人人都以当公务员为自豪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公务员考试的那种一万人争一个职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壮观场面了。

七、‌‌"服务第一‌‌"的宗旨，使加州政府的各个部门，俨然一个个服务机构

在州府的各类应聘或升职面试中，几乎都少不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你回答什么是好的‌‌"Quality Services‌‌"(质量服务)或‌‌"Customer Services‌‌"(顾客服务)，如何去提供这种服务。开始时我感觉有如在应聘一个大商场或金融服务机构的职位。其实，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公共事业机构，是属于一个大服务行业；同时，基于上文所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理，所以‌‌"服务第一‌‌"是加州乃至美国政府部门的宗旨。在这里，没有围墙，各个部门并不是集中一个大院办公的，而是分散在市区各街道，有些还在郊区；甚至同一个部门的不同处室，也有些在市区，而有些在郊区；政府是很少自己盖办公大楼的，更不用说建造富丽堂皇的豪华办公楼，议会那关很难过，其多是租赁商业大楼办公，也有不少是在旧的平房乃至地下室办公；在这里，政府并不是壁垒森严的绝对权威的象征，而是遍布各地的普通服务机构。我们这些在加州政府工作的人被称为‌‌"State Employees‌‌"(州府雇员)，和公司雇员、学校雇员等一样，没有任何权利色彩，都只是为加州人服务的‌‌"服务员‌‌"。在对外联系较多和服务性较强的部门如税局、就业发展局等，员工的服务态度和质量更是非常重要的，乃至很多面试也有这一条：‌‌"如果你遇到一个很粗暴的顾客，你将如何处理？‌‌"或‌‌"如果一个顾客向你问到一个你不熟识的问题，而你上司又不在，你如何处理？‌"。如果你回答不好这个问题，你受聘的希望就减少了。

在这里，我无意比较两种文化、价值理念和制度孰优孰劣，任何文化价值观和体制都有优劣两重性。认识两种文化价值观和体制的差异，一是为了扫除交往过程中的文化理念障碍，更好的融入美国社会；二是为了扬长避短，吸收别人文化、价值理念和体制中的优势和长处，为己所用。我希望，上述几个方面的感受，能够引起国人和社会的思考和感悟，从而获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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