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rch 29, 2016

吴向宏:未来两年经济走向与全球资产配置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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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宏:未来两年经济走向与全球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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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

面对这种形势(2-4年内要么经济衰退、要么金融危机)我们怎么办。我一直强调的是:经济危机不可怕,金融危机也不可怕。人都要生病,有什么可怕呢?可怕的是不承认自己会生病,病了还要死扛。

我也一直强调,大家不要觉得我唱空中国。这和中国或外国无关。什么样的国家都会发生金融危机,也会面临通货紧缩。比如前两年次贷危机美国就面临过一次严重的通货紧缩,原因也是次级贷降低了信用门槛,劣质信用基础上它的金融体系进一步创造了大量无效信用。最后破灭,信用大规模收缩,暴发了金融危机。而且引发了实体企业的倒闭潮。

那么美国面临信用紧缩之后他们的做法是怎样呢?第一它收缩战线,在国际上采取孤立政策,把资源调回来处理国内的事情。因为通货紧缩时需要政府出面来承担最后的信用创造者,接管了企业的坏账,bail out,这时候政府自身必须保持信用,如果又大手大脚花钱就可能整个财政体系破产、货币巨额贬值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美国于是收缩政府开支,伊拉克也撤军了,阿富汗也撤军了。前两年叙利亚打的那么乱,美国政府坚决不干预,部分原因就是它要先处理好国内经济。

第二它鼓励制造业回流,因为信用紧缩的时候要从金融体系的虚拟面回归到实体经济面,回到基础的ABC重建信用,美国还鼓励大家开采境内油气资源结果诱发了所谓页岩气革命。甚至多年不建的化工厂也在南方某些州开始兴建了。

它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压人民币升值。中国是它最大贸易伙伴,压人民币升值相当于美元贬值,其实就是向中国输出通缩。第四它搞量化宽松,稳定地增加货币供应,而且在通缩阴影消失前保持量化宽松的预期,直到去年下半年。用以上四条,美国承受住了打击,现在重新复苏。我预测美国本轮复苏一旦确立,将有至少十年的繁荣周期。

所以我们目前面临的通缩阴影,也并不可怕。但是政策要有针对性。2013年我们刚刚喊通缩的时候,是极少数派。这两年承认通缩风险的专家多了,那么我们的政策是怎样的呢?可以和美国的对比一下。

首先第一条我们继续进行国际扩张。国际扩张就是在国际上出借中国政府的信用。你借给委内瑞拉的那个钱,一旦违约,影响的是中国政府财务状况。我们还大搞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篮子。这是我们去年的一大政绩。它也的确是政绩,但这个政绩是有代价的,进这个货币篮子是有一些承诺的。你是货币篮子的一员,就要维护这个货币篮子的稳定。这也是在国际上扩张我们的信用,反应在国内就是信用收缩。

其次我们对制造业的态度。中国的很多地方领导和专家有一个习惯,一到经济不好的时候就鼓励大家转型升级。我们知道开车在一帆风顺的高速路上应该升档,到很崎岖的小路上应该减档通过吧?我们的专家喜欢看你上了崎岖山路开不动了,在旁边拼命喊:升档,升档,快升档。2008年在南方一个大型政策研讨会,当时外向型出口企业有些困难,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就不停说你们抓住这个机会转型升级。这个经济学家我很尊重他,但是他缺乏企业实践。后来轮到我上台的时候我就表达了反对声音。我说经济困难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转型升级,这个时候谁转型升级谁死。今年以来对于制造业,我们的口号又加码了,现在不是转型升级,直接叫"去产能"。在通缩紧缩的时候去产能是什么后果呢?信用紧缩的时候本来上下游是互相撑着抱团取暖,只要你们家还开工,他们家就能继续给你卖货,就能发工资。就卡在这,还能维持的。你这时候去产能就起连锁反应。我们看美国,现在产能利用率还是比较低,大概77%左右。经济景气时它产能利用率可以到80%以上甚至85%。为什么利用率低?因为它前几年紧缩时,硬抗着没有去产能。

第三我们人民币不肯贬值。前两天央行还说人民币不贬值说明我们经济好,能顶住。但人民币贬值其实是输出通缩,输到别人家成为廉价货物。所以美国一听人民币要贬值很紧张的,据说打电话过来讨论,我不知道内容但估计有你们不能贬值这一条。中国人大概说没事,我们能扛住。

第四是货币政策的宽松预期不明确,忽松忽紧。主要是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不肯持续下狠招来刺激经济。甚至时不时还要紧缩一把,搞出"钱荒"。一看不行了,又在短短几个月连续降息降准五六次。然后又觉得够了,又开始紧缩。然后今年头两个月又不行了,一下子贷款2.5万个亿出来。这种不连贯的货币政策是破坏预期的。稳定预期下,企业知道资金一直可得,就可能做长期投资,搞工厂,上生产线。不稳定预期下,今天打电话追着给我贷款,明天你政策一变又来收贷,我怎么办?这钱拿着不敢投长期啊,就炒短线,非生产性的资产。去年降息降准就炒股,股市炒爆了今年就炒房。所以今年1月份贷款数据一出来,我就发了条微博说,今年房价说不定要暴涨50%。好像又说对了是吧?但这里特别提醒一句,我不建议普通人继续炒房。我的看法是2010年以前中国的房价主要是内禀价值驱动,2011年以后基本靠资金驱动了。什么时候到最后一波?我没能力预言,但是恐怕非常近非常近了。房子的流动性很差,有可能几个月抛不出去,不要说几个月,两个星期就可以给你逆转了。当然,自住需求该买还是买,而职业炒房高手也不妨继续。

我刚才讲了,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本来并不可怕。所有国家都会出现。也不是无法应对。实际上,上个世纪中国就出现过一次危机,大家可能都记得。国企危机大量工人下岗,而银行坏账不得不成立四大资产公司来剥离。那次中国政府应对是比较恰当的,包括果断加入WTO等,又带来十几年繁荣。但是,如果应对不好,甚至逆势而为,后果就会放大。有可能出现断崖式的下跌。这种情况我希望它永远不要出现。假若出现了呢?每个人、每个企业,还是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况。

一年前我来这个论坛讲的时候提过几条建议,大家可以翻出来再看看。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参照美国政府的做法。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借鉴美国的经验。但是企业和个人不要坐等国家政策,你可以先行动起来,先借鉴一把。具体就是:第一收缩战线,不要轻易扩大投资,应当减杠杆、降低负债率。第二回归实体运作层面也就是重视现金流。我们看中国经济现在很多数据都不太好,但国际收支顺差仍然是比较好看的。说明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制造大国地位暂时还是不能够被撼动的。一些企业家朋友在前两年人民币升值最猛的时候就讲不想做外贸了,想改做国内市场,甚至热衷于炒房炒地。这也算是响应国家号召去产能吧?我建议你不要轻易去。尤其现在人民币进入贬值周期,继续抓住海外市场,或许是一个出路。一旦资产出现泡沫破灭,大潮退去,你就知道谁是在裸泳。这个道理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个人。我去年提过,个人在目前这个时期也要回归基本面,重视能力培养,不要热衷于那些空洞的创业创新,做一夜发财梦。

第三条呢,政府不想用汇率来输出通缩但个人其实是可以输出的。怎么输出?就是适当配置海外资产。这和你爱国不爱国是没有关系的。什么是爱国,中国每一个国民,你的财富得到保持,你的生活提高了,这就是你最大的爱国。有能力的人你有很多钱,愿意贡献出来,像韩国当时经济危机的时候民众愿意捐黄金帮国家度过难关,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本身没有这个实力,你把钱捐出来了,最后又生活无着,不还得国家帮你嘛?你这不是帮忙,是添乱。前几年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美国人问我怎么办,我说简单,你把钱拿来投到我们中国。我这样说是基于客观事实,不是为了爱国而骗美国人。现在中国经济可能下滑而美国经济可能进入复苏周期的时候,就应当要适当进行反向的配置。这是客观现实。等过几年,国内经济趋势稳定了,你再把资金调回来在国内投资不迟嘛。

最后一条就是刚才提到的,目前对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官方判断还是偏乐观的,所以政策没有紧迫感。有没有可能政府是对的,我是错的?当然有可能。但是我今天给大家一个警示:中国未来几年里,最困难的时刻,可能超过你们大多数人的想象!什么意思?就是你认为这个情况可能有多糟糕,你把它想象得再糟糕一点。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在唱空中国。我希望我这个预言一定落空。为什么要吓唬你们一下?这恰恰是为了让最坏的情况有可能不会发生。

我举个炒股票的例子:股票六千点的时候有人觉得不可能跌。跌到五千点觉得差不多了,抄一把;跌到四千点肯定到底了,再抄一把。那时候像我们这样悲观主义者可能警告你说小心,说不定跌破两千点。那么也有很多人生气说我是唱空股市。其实呢?我这个唱空股市的人既然预测它有可能跌破两千点,我会做一个策略,我可能在三千点以下就逐步建仓,真跌破两千点就加大吸筹。所以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比较多,那么股市反而就破不了两千点。怎么跌破两千点的?就是那些在六千点五千点的时候打死不肯相信它会跌到三千点的人干的。等跌到三千他就慌了,快跌倒两千点的时候他完全绝望了,抛了吧。他们纷纷一抛就跌破两千了。所以那些在最后时刻割肉的人,往往就是在危机发生之初坚决不相信会有危机的人。如果你当初预见到危机,你有准备,你就会保持冷静和信心。当初盲目乐观的人,最后往往是最绝望的。

对于中国未来几年很可能出现的危机,我就是这个态度。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中国会不会要崩溃,我是不是该移民了?我几乎一律建议他们不要移,除非你已经做好了规划,你的财富积累也完成了,那你移民也无妨,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国籍嘛,你移到国外还可以为祖国继续做贡献。绝大多数普通人尤其是白领中产,我现在一般建议你不要移民。如果你前几年移民,门槛低,花钱少,还不用排队。现在呢,美国绿卡移民中国人已经移疯了,全年的名额几个月就抢光,报上名还要排队,一排排三年。如果再过两年,到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坚决不要移,挺住,希望就在前头。

但是怎样能够挺住,就是今天要把这个困难想的严重一点。不要现在不准备,等到过几年中国真的发生一个经济的危机或者甚至社会波动的时候,你慌慌张张,砸锅卖铁要跑。比如说现在深圳房价一千万,你不卖;过几年经济不好你吓坏了,五百万把房子卖掉,移民出去了。再过几年回来一看了中国经济复苏了,而房子八百万了你还得买回来。

这也是我为什么作为一个商业投资人,这两年我愿意到公众论坛做演讲的原因,希望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大家。越多的人能做好准备,未来几年困难时期就更有可能平稳度过。如果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能做好准备,应对得宜,也许危机就根本不会发生或者变得很轻微。中国就能更早地进入下一轮的繁荣周期。关于宏观形势,我就讲这么多。还有很多具体建议,我想在提问环节再和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以下为问答内容==========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您说,通货紧缩是货币淤积。我们如何活血散瘀,是用注册制把钱赶到实体经济还是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来对外消化产能。

吴向宏: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提到亚投行一带一路的这些东西。一带一路在战略思路上是对的,在国内信用不足的情况下,我前面讲过,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分工在海外进行信用扩张的战略构想是对的。但是具体到哪些国家,是不是要一带一路?这个是值得商榷的。一带一路的国家情况非常复杂,是不是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其次即使能取到效果,也有一个时机把握问题。实际上,对外的战略扩张,更适合在中国经济上升周期。钱多的花不出去了,你到越南修一条铁路,它经济发展了会让你进口。这个周期要经过五到十年的时间。所以要在繁荣周期做的这个事情,五到十年之后经济遇上困难的时候,正好可以雪中送炭。当年2008年,也就是美国金融危机西方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提过很多次的建议,中国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时候都说了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中国有钱,美国人都指着你去救他,那个时候应该大规模的向外输出。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说句不客气的话,架子摆得太足,要价太高了。好吧,这几年美国缓过来了,它现在也不提这个事了。所以,现在做一带一路、亚投行这些,时机是不是合适?我是有所担忧。

目前这种形势我更倾向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在国内稳产能。不要再讲去产能。必要的时候向美国学习,困难企业国家给接收下来,让它继续开工生产。不要担心卖不出去。这个世界的市场虽然中国已经占了很多了,但是只要有本事,你生产出来的东西比别人便宜一半,一边骂你中国倾销,一边还是是会买你的东西。

主持人:今天现场的提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是叫您讲一下未来两年资产配置,预测一下美股、A股和大宗商品的走势,例如黄金、石油。

吴向宏:股票走势非常难以预测,尤其是未来两年预测不了。但是未来一年的大致情况我可以猜一下。当然今天不是说了就不变,要经常根据形势发展调整的。大家可以关注我的社交媒体账号。

美股在去年和前年的时候我都很明确说它高估了,今年已经跌了不少。这两天按标普来说跌到了2014年上半年的水平。有没有回归公允价值呢?我们目前认为是在公允价值的附近。是偏高还是偏低?要继续看它后面的数据。美国经济目前是一个弱复苏,有一些好的数据也有一些不好的,看起来还是比较混乱的。巴菲特也说过,股市一般先行于经济18个月。前两年美国股市差不多前把现在经济复苏的预期兑现了。现在经济复苏的势头并没有打破当初的预期。所以美股我建议大家,如果是长线投资,可以考虑建仓了,如果短线炒的话,可能没有大行情。

A股前年低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我很明确的给了一个预言,就是在新一轮货币政策转向的时候一定会涨的,当时开玩笑说起码涨到3500。目前,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已经被吸收了,一季度放这么规模的新贷出来,我刚才说过房价说不定会暴涨50%,但对A股的刺激作用恐怕没有那么确定了。而且A股目前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到国家队建仓的成本。当股市恢复到接近国家队建仓成本的时候它是继续抬轿子还是退出这是一个我们都无法预测的变数。假若说你估计国家队会在4200退出的话,聪明的人会先说我4000就抛了,更聪明的说,你4000抛我3800就抛。这种心理活动行程的价位压力,你就更难以预测。所以我认为,因为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在A股进行操作,未来一年要非常小心。

大宗商品走势,这一轮全球通货紧缩消化的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应该是反弹。世界经济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印度,看印度的数据怎么样;第二个是欧洲的数据怎么样。这就关系到大宗商品是反弹还是彻底复苏。我个人对大宗商品并非行家。不过可以提到石油,我个人认为石油会在未来几年有一轮反弹。

主持人:这又是一个话题,人民币对美元是否贬值?您今天讲海外资产,您也在去年建立多增加美元资产,所以几个朋友都在问人民币对美元是否还会贬值。

吴向宏:任何一个判断都是有前提的,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的。但是有些判断是置信度可以相当高的。人民币对美元继续贬值这个判断,我可以这么讲,除非未来的这段时间发生非常重大的情况,改变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形势,比如说美国突然再来一次重大的恐怖袭击,或者石油价格突然反转,否则,人民币对美元目前的汇率仍然是高估,必然再继续贬值。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以政府政策为转移的。

当然汇率可以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产物,如果国家选择了死守汇率它可以做到。但死守汇率的结果是必然会导致资本管制,如果它卡死汇率的时候可能就限制你换美元了。中国不会到极端,但有些国家,比如说我们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欣赏、还和它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有四种汇率,而且四种汇率都是官方汇率,都不一样。这种情况其实中国以前也有。我们80年代初就有两种官方汇率:对人民币汇率,还有对外汇券的汇率。此外还有黑市汇率。

主持人: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你讲全球资产配置能否再具体一点?比方说海外房产,特别是购买欧洲基金?

吴向宏:我对欧洲的经济形势是谨慎看好的。国内最近有很多人对伊斯兰教有偏见,认为欧洲在伊斯兰面前要完蛋。其实人家十字军和伊斯兰打了上千年了好不好?对伊斯兰的了解不比你们几个在国内看看二手新闻报道的人了解得更深?欧洲人都醉了,就你们几个中国人清醒?比如德国为什么要引入难民?因为欧洲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口老化,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国家没有劳动力,经济是无解的。引入难民来做你劳动力,这个难民里面有恐怖分子,有弓虽女干犯,有坏蛋,有文化差异,这个问题是有解的。找到恐怖分子抓起来。毕竟不可能几百万难民进来全是恐怖分子,全是懒汉。人类毕竟本质是理性的,不是说信奉了某种宗教就全部极端了。外国人看中国也说你们是不是都信奉某种极端思想呢?

一个无解的问题和有解的问题如何选择?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默克尔,她选择了比较困难但是有解的这条路,没有选择轻松把门一关,难民都不要进来。难民里有许多冒充的,你以为德国的情报部门那么差劲,默克尔那么傻,都不知道?就是要引入新因素来冲击。我在欧洲工作过,那个福利太好了,好多人根本不干活的。没有新的因素冲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有了新的因素冲击之后,它的经济可能会有希望。也可能没玩好,砸了,但起码是可以赌一把。所以我对欧洲的看法是谨慎乐观的。

主持人:这位朋友提到了黄金,他问到,黄金在2012年的时候到了一个高点,记得是1923美元一盎司。低点在去年年底跌到了1086美元的样子,现在大概反弹到1200多美元。现在能买还是不能买?

吴向宏:我不建议个人投资者投资黄金。如果你作为首饰收藏传承,或者做点财富保值,是可以的。大规模投资我一概不建议。为什么呢?并不是说黄金不是好的投资品种。黄金是在大资金配置资产的时候非常好的品种,因为黄金是没有锚点的资产。什么叫没有锚点?黄金自身不产生任何回报,不产生任何现金,严格来说它是没法估值的,或者说它本身是价值中性的。完全中性的资产有什么好处?它的价值是完全相对与其他风险资产来确定的,也就是随波漂浮一样。比如说买房子,房子价值跟它的现金流即租金有关。如果房价跟租金差太多,大家就说房子有泡沫了,可能下跌了。租金就是房价的锚点。买股票,股票和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关,利润好就会涨不好就会跌。这些资产就会随经济波动而发生价值波动,有的随波动往上走,有的往下走。而黄金是中性的,它的价格变动是由其他资产的价值变动而引起的。比如黄金相对于美元涨,不是因为黄金价值提高了,它昨天今天还是一样的价值,而是因为美元资产的估值下降了,黄金相对涨。如果美元资产估值上升,黄金相对美元就会跌价。

所以对于大的资金里来说,在资产组合里面放一部分黄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块资产始终相对安全。比如房价涨,黄金相对于房价跌价;但是同时石油跌了,黄金相对石油是涨价的。黄金这块中性资产起到一个稳定、平衡配置的作用。

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投资者,你有那么大的资产要平衡吗?个体投资者你还是要追求回报吧。所以我不建议个人投资者大量购入黄金。举个例子:很多资产,你赶上一个上行周期,都可能涨十倍。黄金可能涨十倍吗?黄金如果涨十倍意味美元资产跌价十倍,那就是全球经济极大危机,估计只有全球战争才会出现这样情况。而如果发生全球战争我估计黄金也不值钱了,粮食恐怕更值钱。

主持人:您是在美国做过外交官,目前又在美国从事投资,对美国非常之熟悉。我现在有一千万资产,我如果到美国去如何配置,是买地产还是买股票?

吴向宏:我们一般对于客户的资产配置方案,是要了解您个人的情况才能做出有效建议。比如你有一千万美元的资产,你还有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你的资产要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不能都投到房产和股市上。否则万一你急需用钱,又赶上房市股市低迷怎么办?只能忍痛割肉。但如果你有其他收入来源,配置方案就会不同。又比如你个人经验如何,办过企业没有?如果你办过,在中国和美国办企业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哪怕在美国办不了大企业,你收购一个加油站、收购一个餐馆这都是可以的。你英文不好,收购不了西餐馆,你可以收购中餐馆。如果没有企业管理经历这些资产配置形式就不能采用。

泛泛的说我有一千万美元怎么配置,这个不好回答。你提到地产和股票,经济繁荣周期房地产和股票都是大概率会上涨的资产,所以目前美国二者都是可以配置的。但二者比例关系,还要不要配其他资产,这些需要针对你个人的具体情况。

一般来说我不建议大家在美国投资的项目是高科技产业,除非你真的很懂。我在中国算是搞过高科技的,美国技术我就看不懂。而且高科技产业投资不但要懂技术还必须熟悉那个圈子。同样的技术你投了就不赚钱,当地风投资金投了就赚钱,因为它有一整套的生态系统在后面。所以有些中国人总觉得美国技术发达,到美国要优先投高科技产业,这点我会建议你慎重再慎重。

主持人:有朋友提问说,现在我们北上广深的房价非常高了。如果在美国买房子,是不是相对会更便宜一点还是安全一点?

吴向宏:美国的不动产当然是比北上广更安全的资产配置。去年一年中国居民在美国投资房产将近280亿美元,剔除一些大机构投的项目,个人在起码买了一两百亿美元吧?去年美国人在中国买了多少房?答案是很显然的。我们要比较这个可变的部分。当然,绝大部分中国人肯定还是在北上广深买房,这是一个固定需求。但是可变的这一块呢?十年前,很多美国的资金到中国来投资房产,现在这一块的趋势是反过来的。所以,从可变的这一块看,术语叫边际价格变化,显然说明美国的房产现在比中国房产的吸引力更大。有人叫嚷京沪永远张。永远涨就你聪明看出来了?全球投资者都没看出来?他们现在怎么不买了?都是中国人去美国买房。很多时候你用一下常识,看看市场的趋势。大家都在抛,股票跌得稀里哗啦,就你一个人聪明在哪里喊估值偏低,有什么用?同样,房产供求的边际变化,市场上实际在发生的情况,很可能决定下一步它的价格走势。

当然,美国普通住宅并不是好的投资。美国住宅的消费属性太强,投资属性比较弱。在美国投资不动产应该首选有现金流的资产。

宋磊岩:还有几个朋友都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讲新能源汽车,包括锂电池、充电桩等,对我们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吴向宏:新能源汽车绝对是发展方向,毋庸置疑。为什么石油价格现在跌的那么惨?因为现在石油富国,目前的储量可以采一百年。而石油油井的生产周期大概是五十年到七十年。现在普遍的看法是二十年左右,新能源汽车会取代现在传统的汽车,而传统能源汽车占据了石油消耗量的一半。如果新能源汽车普及,石油需求20年后就萎缩一半,而因为油井的生产周期是50年70年,导致情况就是现在大家不愿大规模开新油井了,但是已经开了的油井也不会关,因为油不采出来以后可能就没有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油价这次跌成这样,沙特等石油富国也拒绝减产。有人说这是国际政治阴谋,其实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它只能顺势而为,借力打力,用低油价实现政治目标。如果油价本来要强势上涨,光靠一两个国家的政治力量是打压不下去的。

除了新能源外,现在世界上新的一个技术革命趋势,我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昨天我还跟一位IT界的朋友谈,就是人工智能。快的话,也许在五年,就能带来产业升级的又一个巨大变化。我非常担心,中国会自闭于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在我们最需要开放的时候可能又把门关上了。昨天我和一位在中国顶级工程做IT的朋友交流,我说中国的IT研发还是基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思路上面,虽然我们在工程水平好像和国外接近,但思路方面是落后的。我讲了之后那位朋友似乎还是有所感触的。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如果一旦错过我们又要来一次改革开放,10年之后又一次要花很多钱、又要引进技术引进人才从头来一遍。

主持人:这几个朋友问到,既然现在我们传统的产业目前需要供给侧改革,我们的"互联网+"是不是会取代这种传统的产业。

吴向宏:中国的很多互联网应用在全球来讲我们是最普及的,电子商务在美国到目前为止,大概只占到8%的零售总额,在中国远远超过了。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先进,恰恰因为中国落后。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互联网技术多先进,而是因为我们的实体经济落后。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今天刚刚讲过,国内为了创造信用,把地价推得非常高,地租飞涨,店铺的租金就飞涨,你的实体店开不下去,大家不得都已转到互联网上去。这不是先进,这是落后!所以我对中国"互联网+"的繁荣非常担心。

因为这是一个自我循环的泡沫。地价涨了怎么办?你的租金要能收上来,搞传统的店铺东西维持不下去,就盖大型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或者叫Mall,普遍盖的比美国还漂亮很多。前几天我在一个二线城市看,吃了一惊。昨天我去中山的小榄镇,算是三线甚至四线了吧?也在盖一个巨大无比的购物中心。在座我看了一下岁数偏大,平时可能不去逛。你们应该去看看,里面的主体是90岁,甚至00后,都是是特别年轻的小孩在里面逛。他们逛了之后不回家做饭,就在里面呆着吃喝玩乐全有,购完物就吃,吃完看电影,电影市场现在非常火爆,就是这些大商业综合体、大量90后的消费支持起来的。

然而90后的就业岗位是在哪?那么有钱?就是"互联网+"啊。这是一个自我循环的泡沫。地价推动了大型mall的涌现,大型mall的消费是靠90后支撑,90后的经济来源是靠互联网+,而互联网+为什么产生?是因为地价高。我可以在这里预言,这个链条,一环断,全完蛋。那些大购物中心会有破产的,关门了、空了,而且永远不可能再开起来。然后互联网+会倒掉一批,一大批今天高高兴兴觉得经济形势还是一片大好的90后00后会失业。我今天讲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实际上中国制造业的危机已经持续有两年了。但是轻型服务业和互联网+非常繁荣,所以年轻白领特别是北上广深大城市的白领,毫无觉察,认为还是形势大好。你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还是形势大好。为什么?90后小孩多啊。未来的两三年,中国的失业潮很可能冲击最大的就是这个群体。过去几年制造业就业萎缩,那还好,农民工回家种地去了。等冲击到90后、00后轻型服务业,会有很多人非常痛苦的。所以要有危机意识。

主持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开年的第一讲非常好,吴老师讲的非常深入浅出,大家提问非常到位,非常认真。谢谢大家,谢谢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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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24, 2016

莫伦比克:欧洲圣战者的温床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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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伦比克:欧洲圣战者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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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布鲁塞尔已经成为恐怖分子的大本营,而莫伦比克也不再是50年前的旧工业区

2016年3月22日,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昨天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连环爆炸案,机场和地铁站先后受到袭击,至少30人死亡212人受伤。ISIS宣称为此事负责,并威胁说:"十字军的盟友们,你们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会回应以更加黑暗的未来。"

这不是布鲁塞尔第一次遭受袭击,也不是第一次在这里抓到恐怖分子。

实际上布鲁塞尔的莫伦比克区早就被《纽约时报》称作"欧洲圣战者的温床"。

根据英国研究机构"国际极端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的数据,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外国人里,比利时排名第一,每100万的公民里就有40人上了战场,是第二名丹麦的两倍。这些积极性高昂的人们大多聚集在布鲁塞尔的穆斯林集中区莫伦比克,这里9万5千的人口中,80%是穆斯林,而四分之一是黑户。

从2001年阿富汗反塔利班武装领导人Ahmed Massoud刺杀事件,到2004年马德里地铁爆炸案、2014年比利时犹太博物馆袭击案、2015年《查理周刊》袭击案、比法高铁袭击案和巴黎恐怖袭击……包括这次的比利时机场地铁爆炸案,嫌疑人几乎都和莫伦比克区有关。上周五,警方还刚刚在莫伦比克抓获去年巴黎恐怖袭击的最后一个在逃嫌疑人Salah Abdeslam。

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比利时内政部长Jan Jambon在电视上说要"净化莫伦比克",把恐怖分子全部驱逐出境。莫伦比克的居民大多是摩洛哥人的后裔,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已经形成错综复杂的穆斯林社会。

20世纪60年代,二战后经济复苏的比利时需要大批劳动力,于是从摩洛哥引进了穆斯林劳工,并安置在莫伦比克这样的工业区里。本来根据协议,他们合同结束就必须回国,但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摩洛哥政局混乱让他们不愿意回去,转而申请了比利时的永久居留,并且把家人孩子都接了过来。如今莫伦比克早已脱去了旧工业区的历史,但那时的一批穆斯林移民们却世世代代留了下来。

同一时期,比利时与沙特阿拉伯交好,请他们在1969年帮忙建造了比利时第一座清真寺和伊斯兰教文化中心,还从海湾国家聘请了许多神职人员。这个中心后来成为了比利时伊斯兰教的战略指导。它鼓励比利时境内的传教士们转向萨拉菲主义的传教方式,还安置了600多个萨拉菲教师在当地的学校里。议会委员Georges Dallemagne说:"萨拉菲主义的强大影响力,正是让比利时如今成为恐怖主义中心的原因之一。"

萨拉菲主义不同于摩洛哥移民劳工的原生教义,它宣扬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拒绝任何方式的宗教革新与异端学说,要求完全履行伊斯兰教法。

越来越多的莫伦比克商店不再卖《古兰经》禁止出售的酒类饮料,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女性被唆使穿上黑袍。2006年穆斯林裔调查记者海茵德•弗雷茜(Hind Fraihi)出版《卧底小摩洛哥》,书中她发现莫伦比克的一些年轻人 "真的相信殉道者会上天堂,有72个处女供其享用"。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民间自发的种族隔离。

大量涌入的穆斯林给莫伦比克区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但同时而来的高生育率也给当地教育资源增加了许多压力。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当地人口增加了24.5%。2015年,三位穆斯林学者Islam, Ikbal和Mannan的论文《莫伦比克第二代穆斯林的教育:多重危机》中提到:"学校的师资和基础设施早已饱和。"

在同一篇论文中,他们提到,一旦学校里的非本地学生数量超过20%左右,本地家长就会给孩子转校。从1990年到2015年的25年间,许多学校自然变成了穆斯林学校,因为里面的本地学生都转校了。

学校不够用,教学质量也堪忧,加上移民的一代穆斯林家庭往往是普通劳工,并不能给孩子在教育上提供更多帮助,许多穆斯林学生在学校里表现并不令人满意。47%的非本地学生跟不上学校的教学进度,13-18岁的非本地学生辍学率高达21%。

教育连带影响了就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政府福利足以支撑他们的日常生活,一部分人宁愿不工作靠政府救济度日。教育缺失加上没有工作,许多穆斯林少年开始走向犯罪。根据比利时国家犯罪统计中心的数据,2012年莫伦比克的青少年犯罪率比布鲁塞尔其他地区高出3-4倍,他们在大街上抢劫、攻击行人,警察也不想进入这一片区域。

政府并不是不想改变这一切。从90年代初开始,莫伦比克和布鲁塞尔的官员们就在试图推动种族融合。他们推行了许多措施来消除种族隔离,比如设立了"文化之家"来鼓励艺术上的社会多元化;还财政拨款给一些足球学校让他们把大街上游荡的青少年都收纳进去;他们把工厂和仓库都改造成了精致的公寓、艺术工作室和办公楼,来吸引新的居民和商业计划。可惜最后它们都失败了,青少年们依然在大街上游荡打劫,而新来的居民都被他们吓跑了。

给前总理当了8年安全顾问的Brice De Ruyver说:"布鲁塞尔并没有官方承认的禁区,但实际上我们有,那就是莫伦比克。"

比利时本身的政治体系也给罪犯们提供了更加便利的逃生通道。联邦制使每个行政区域都有独立的管辖权,而它们又被分割的很小,很多时候只要移动10千米,你就能从监控雷达里消失。而区域之间的信息不共享也使监管更加困难。

拥有17万人的布鲁塞尔大约是北京朝阳区的三分之一大小,这里有19个行政区和6个警察辖区,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区长和警察署长。莫伦比克是它19个行政区中的一个,比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还小一圈,属于三不管地带,没有警察乐意插手这里的穆斯林事务,前莫伦比克区长Philippe Moureaux也为了争取穆斯林们的选票而推行了一系列保障穆斯林权利的政策,却没有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约束。因此,当极端萨拉菲主义组织"伊斯兰法统治比利时"(Sharia4Belgium)出现时,政府并没有及时作出反应。

"伊斯兰法统治比利时"谴责民主政体,要求比利时完全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组织的发言人Fouad Belkacem多次发表争议性言论,说支持对LGBT群体执行死刑,并且宣称自己一直都在为本·拉登祈祷。他们直接与叙利亚基地组织的分支取得了联系,鼓励组织内的成员去参加圣战,并对他们进行体能训练以便尽快加入战争。

2015年2月,比利时法庭判处组织首领Belkacem监禁12年,同时还有另外45名成员。但最终包括Belkacem只有8人出庭,因为其他人要么还在叙利亚的战场上,要么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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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的法外之地:苍白无力的欧洲普世主义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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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的法外之地:苍白无力的欧洲普世主义
// 墙外楼

Europe's Bloodless Universalism

作者:Theodore Dalrymple @ 2015-11-19
译者:海德沙龙·翻译组 Veidt(@Veidt)
校对:Drunkplane(@Drunkplane-zny)
来源:Library of Law and Liberty

By now the story of Omar Ismail Mostefai, the first of the perpetrators of the Paris attacks to be named, is depressingly familiar. One could almost have written his biography before knowing anything about him. A petty criminal of Algerian parentage from what all the world now calls the banlieue, he was sustained largely by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 erstwhile fan of rap music, and a votary of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continuation of criminality by other means, which is to say Islamism and the grandiose purpose in life that it gives to its adherents. For feeble minds, the extremity of the consequences for self and others serves as some kind of guarantee that their cause is just.

到今天,巴黎袭击事件中第一个确定姓名的案犯Omar Ismail Mostefai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了。即使对他完全不了解,人们也能凭猜测为他写出一本传记。一个小混混,有着阿尔及利亚血统,成长于今天被世人称为"暴力街区"的市郊,主要依靠社保体系生活,曾经是饶舌音乐的爱好者,热诚地致力于伊斯兰教和它给予信徒们的宏伟人生目标——或者,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持续犯罪。对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最终将自己和他人带向死亡,也有着某种正当理由。

Nor was the connection to Molenbeek, a neighborhood in Brussels where at least three of the terrorists lived, much of a surprise to anyone. Brussels—the "capital of Europe," be it remembered—is slightly more than a quarter Muslim, and nearly 100 percent of Molenbeek's residents are Muslims of North African background. When a few years ago I was shown around the place, my acquaintances told me it was virtually extraterritorial as far as the Belgian state was concerned—apart from the colle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of course.

而他与莫伦贝克区(至少三名参与巴黎恐袭的恐怖分子都来自这里)之间的联系也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惊奇。布鲁塞尔——人们记忆中的"欧洲之都"——的穆斯林人口占比略高于四分之一,而几乎所有的莫伦贝克区居民都是北非裔穆斯林。几年前一些熟人带着我在那里参观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对比利时政府来说,这个区域几乎就是"免受司法管辖的治外之地"——当然,除了它还享受着这个国家的社保体系之外。

All the women wore headscarves, and the young men dressed like American rap music fans. The police rarely entered and were far more concerned not to offend Muslim sensibilities—for example, by not being seen to eat during Ramadan—than to find or capture the miscreants who made the area so dangerously crime-ridden. Businesses there (so my guides told me) paid no taxes but were not investigated for evasion by the tax authorities: it was the tax authorities who did the evading.

那里所有的女人都戴着头巾,而年轻男人都穿得像是美国饶舌音乐的狂热粉丝。警察很少进入这个区域,相比追踪和抓捕那些将这里变成一个犯罪猖獗之地的恶棍,他们更关心的是千万不要触碰到穆斯林的敏感之处——例如,不要在斋月期间被穆斯林看到在白天吃东西。在那里做各种生意(我的导游告诉我)都不交税,而且也不会受到税务局的调查:相反,税务局只要一听这个地方就会躲得远远的。

Everyone knew Islamist preaching and plotting were rife in Molenbeek, but nothing was done to stop it, in order to keep the tense and fragile peace going as long as possible. Sympathy for terrorism was the norm—or, it would be more correct to say, that no one dared publicly voice opposition to it.

所有人都知道,莫伦贝克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宣传策划工作十分猖獗,却没有任何加以阻止的努力,而这只是为了将现有的脆弱和平状态维持得尽量久一些。对恐怖主义的同情成为常态——或者更准确的说,没有谁敢于公开反对。

If my informants were right, this was the perfect place for psychopaths with an illusion of purpose to flourish and make plans undisturbed by the authorities, while being supported by the welfare state. Events sinc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y did not exaggerate (as, to my regret, I rather suspected at the time that they did, for alarm is so often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reality that gives rise to it).

如果告诉我这些的人是对的,那么对于那些抱有疯狂幻想并且希望在不受当局干扰的状态下筹划自己行动的疯子们而言,这里就是人间天堂,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够享受福利国家的支持。之后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了他们并没有夸大其词(而令我后悔的是,当时他们提醒我时,我也对他们的看法表示怀疑,相比警告成真后人们所面对的残酷现实,之前的警告声总是显得微不足道)。

Recall that the terrorists who were disarmed on the train from Amsterdam to Paris in August came from Molenbeek, as did the man who killed four people at the Jewish Museum in Brussels in 2014. More volunteers to fight for ISIS have come from Molenbeek than anywhere else in Europe.

回想一下,今年8月那帮在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火车上被人们提前发现并解除了武装的恐怖分子就来自于莫伦贝克区,而那个2014年在布鲁塞尔的犹太人博物馆里杀害了4个人的凶手也同样来自那里。莫伦贝克区为ISIS提供了比全欧洲任何其它地方都要多的志愿战士。

The Belgian Prime Minister, Charles Michel, has now virtually admitted that the area was extraterritorial to Belgium, and out of all control. The time had come "to focus more on repression," he said. But whether the determination or sufficient political unity necessary to carry it out will last is doubtful. Repression requires discrimination; we live in a regime in which murderers may come and go, but social security goes on forever.

现在,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实际上已经承认该区域已成比利时的"治外之地",并且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他说,现在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压制上"。但这种决心是否能得以坚持,或者,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的足够的政治团结能够得以坚持,是值得怀疑的。压制就意味着区别对待,但在我们如今生活的这个社会制度下,杀人犯来来去去,而社会保障则永不中断。

Do we have the stomach to tar many people with the same brush? That we now know that terrorists among the Syrian refugees have entered Europe, which was precisely the objection of those opposed to accepting them (who were vilified by immigration-liberals for their moral obtuseness or nastiness, and have been proven right, which is even more unforgivable), now raises the disturbing question: How many innocent people should Europe accept for one suicide bomber?

但我们要不要一竿子打倒一船人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有些恐怖分子藏在叙利亚难民队伍里混入了欧洲,这正是之前那些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入欧的人们所提出的拒绝理由(为了诋毁他们,那些移民自由派们给他们扣上了"道德迟钝"或"道德败坏"之类的帽子,但最终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忧是对的,这就让我们所犯下的错误变得更加不可原谅),而现状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为了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欧洲要接纳多少无辜的难民?

A striking thing about the immigration debate before the massacres of November 13 was the almost complete absence of references, at least by the "respectable" politicians, to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various countries. The debate was couched in Kantian moral terms. Sweden, for example, which has no imperative to take refugees other than moral grandiosity and its desire to feel itself virtuous, has had a hard enough time integrating the immigrants it has already taken; their entry has made that country one with nearly the highest crime rate in Western Europe. Current family re-unification laws in Europe mean that the numbers any country agrees to take will soon be expanded.

11月13日的巴黎大屠杀发生之前,在有关移民政策的辩论中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几乎完全没有人——至少那些"令人尊敬的"政客们中没有人——提及各国的国家利益。这场辩论是以一种康德式道德辩论的方式进行的。举例来说,除了道德上华而不实的崇高感以及让自己觉得高尚之外,瑞典并没有任何必要去接收难民,整合已接收的难民也让其已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这些难民进入之后,几乎把瑞典变成了整个西欧犯罪率最高的国家。而当前欧洲有关家庭重聚的法律则意味着,很快每个国家都将同意接收数量更多的难民。

There is a real moral dilemma, of course. Recently in Bodrum, on the Aegean coast of Turkey, I was approached by a family of four Syrian refugees begging for alms. The father of the family showed me his Syrian passport (precisely of the kind so easily forged by the terrorists), but all I could see was his wife and two small children who were obviously bereft of support and who would obviously suffer without charity. That day, 22 refugees were reported drowned as they tried to reach Turkey by boat, an occurrence so regular that it was not reported in the Western press. No one undertakes such a journey lightly: only safety or an egocentric thirst for "martyrdom" could impel him.

显然,这里有个道德困境。最近在土耳其爱琴海沿岸城市博德鲁姆,一个叙利亚难民的四口之家走近我,希望我能施舍给他们些什么。这家的父亲给我看了他的叙利亚护照(正是那种恐怖分子非常容易伪造的护照),但我所看到的只是他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所表现出的无助,如果得不到施舍,他们显然会吃很多苦。在同一天,当地新闻报道了22名难民在乘船试图前往土耳其的途中溺水身亡的消息,而由于这类事情发生得如此频繁,西方媒体甚至都没有报道这条消息。没有人会轻易选择踏上这样一段旅途:只有对安全的强烈渴求或是个人主义的"殉道"热望才能让人踏上这条路。

Europe has nothing equivalent to national interest, and if it did, it would have no way of acting on it. A kind of bloodless universalism has rushed in to fill the vacuum, whose consequences are now visible to all. The first thing President Hollande tried to do after the attacks was close the borders; he now talks (understandably, of course) of national security. He talks also of defeating ISIS militarily, but France, along with all of the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has run down its armed forces in the name of the social security that paid for at least some of the terrorists.

欧洲没有国家利益之类的东西,即使有,也不存在以之为名做些什么的政治途径。于是一种苍白无力的普世主义便趁虚而入填补了这一空白,其后果已经呈现在了每个人面前。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奥朗德总统试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边境;他现在开始谈论国家安全了(当然,这可以理解)。他同样开始谈论军事打击ISIS,然而法国和其它的欧洲国家一样,已经以社保资金不足为由削减了自己武装力量,而这些钱中至少有一部分落入了恐怖分子的口袋。

Just because Europe's weakness is clear doesn't mean that our heads are clear. Three days after the attacks, the most influential newspaper in Britain (and in certain ways the best), the liberal-Left Guardian, ran 40 small photos of some the victims, with the headline, "Killed in the Pitiless Name of Terrorism."

虽然欧洲的弱点已展露无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脑子就清醒了。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仅仅三天之后,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从某些角度说也是最好的)——左翼自由派的《卫报》,刊登了40张遇害者的小幅照片,而使用的标题则是"以冷酷的恐怖主义之名而遭杀害"。

They were not killed in the pitiless name of terrorism, of course. They were killed in the pitiless name of Islam—not the only possible interpretation if Islam, no doubt, but still in its name. In the cowardice of this headline was the encapsulated all the weakness of Europe, a real encouragement to the terrorists.

当然,他们并非以冷酷的恐怖主义之名而被杀死。他们是以冷酷无情的伊斯兰之名而被杀死——是的,这不是解读伊斯兰的唯一方式,但这些杀戮仍是以伊斯兰之名而行。《卫报》标题中所表现出的懦弱是今天欧洲所有弱点的集中体现,而这对恐怖分子们来说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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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rch 23, 2016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穆斯林社區完全不通報甚至包庇恐怖份子嫌犯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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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穆斯林社區完全不通報甚至包庇恐怖份子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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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比利時恐攻事件,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Donald Trump)23日語出驚人,直指要防範恐怖攻擊,穆斯林社區必須積極向警方舉報恐怖份子嫌犯,但他們完全不通報甚至包庇。

極力爭取共和黨提名的川普接受英國獨立電視台(ITV)訪問時指出,穆斯林社區看到可疑者必須向警方通報,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巴黎恐攻主嫌阿布岱斯蘭(Salah Abdeslam)被逮捕前藏匿在布魯塞爾郊區莫倫貝克(Molenbeek),當地居民知道他是頭號通緝要犯,不但沒有報案還包庇他,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川普說,穆斯林必須以開放的心胸融入社會,必須向主管機關舉報有問題的份子,如果大家都這麼做,社會就不會有問題了。「我要告訴穆斯林,包括在美國的穆斯林,看到麻煩就必須通報」。

川普這番言論,立即遭到英國穆斯林協會(MuslimCouncil of Britain)及英國反恐領導官員、倫敦警察廳副助理總監巴蘇(NeilBasu)駁斥。巴蘇強調,如果將特定族群妖魔化,就是做了最壞的事,正中恐怖份子下懷,讓大家產生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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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17, 2016

何清涟:川普挑战的只是“政治正确”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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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川普挑战的只是"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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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经济学人智库(The EIU)发布报告,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Donald Trump)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被列为全球面临的十大风险之一。报告宣称,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将打乱全球经济,并提升美国的政治和安全风险。

这一警告实在有点危言耸听。只要对欧洲与美国2015年以来的形势变化有所了解并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川普参选以来,受到最大挑战的只不过是被欧美社会奉为圭臬的"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太过分,政治生态显荒谬

欧洲政界与媒体基本为左派的天下,他们当年盛赞奥巴马当选、如今纷纷期望 希拉里再入白宫,无非是美国民主党的政治正确与他们的政治正确同出一源。奥巴马行将卸任,但希拉里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了"守成"二字:奥巴马健保改革的成果不被共和党废弃,民主党的移民政策付诸实现,对富有阶层加税,加强对华尔街金融的监管,这些都是民主党向来的主张,也是美国政坛最为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见,其选票主要来自于左翼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权主义者、同性恋、移民支持者,以及大量依靠社会救济的社会底层等。

美国民主党的主张及其社会基础,都与欧洲左翼处于同构状态,差别只在于程度。从2015年开始,在"政治正确"方面取得满分的欧盟各国上演了一场难民的戏剧:德国带头欢迎,欧盟各国无不景从;直到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与科隆新年集体性侵案发生后,欧洲才开始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如今正面临欧盟解体的可能。正是在德国的反省中,人们才发现德国的"政治正确"何等荒谬:根据德国最新的《贫困报告》,德国人中穷人的比例约占15.4%,约有1250万人。苏姆特(Sumte)这个只有102位居民的村落,被政府要求安置750位难民。该村村民其实生活在贫困中,MailOnLine的记者Nick Fagge采访了其中一位名叫海蒂(Heidi)的81岁寡妇,她的故事让人难以释怀:老人患病的儿子去世后无力安葬,曾两次向政府请求支付安葬费用却被拒绝。可以设想,像海蒂这样的穷人看到政府对难民要什么给什么的慷慨,一定会非常难受。任何政府都应该以照顾本国人民优先,默克尔真应该问问自己当的是哪国的总理。

美国的"政治正确"成绩只够80分标准。我这样说有事实根据:当年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之时,欧洲著名的左派领袖齐泽克亲自到场声援,但部分美国人却发起了一场"我们是那53%的人"(美国交纳个人所得税者占纳税人口总数的53%),指出占领华尔街的主体是从不交纳个人所得税的那47%的福利享用者。也正因为一些美国人有如此强的纳税人意识,美国人才能在大选年,呼应这位以常识VS政治正确的总统参选者川普。

目前正被民主党、媒体、共和党、知识者、欧洲左翼政客共同围剿的川普,提出的主张有:遣返墨西哥非法移民,美墨边境将筑一道高墙防止墨西哥人偷渡入境;美国不再接收伊斯兰移民;美中的贸易逆差应该消除;美国多元文化将被基督教文化取代。可以概括为大政府、强外交、重视工商与自由竞争,通过反非法移民保护本国人的工作机会。

除希拉里之外的三位候选人,其政治主张都是要改变美国,但桑德斯宣称要向北欧学习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欧洲政客与知识界自然乐见其成;克鲁兹的减税、为政府瘦身等,与外交无关,不碍世界什么事,但节节胜出的川普的强外交、反非法移民都与国际事务有关,伤害了国际社会的潜在利益,自然要受到高度关注与强烈批评。

被政治正确压抑的诉求:反非法移民

但是,川普的竞选演说内容却说出了许多美国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佩吉·努南(Peggy Noonan)2月25日就写了一篇《川普与不受保护者的崛起》(Trump and the Rise of the Unprotected),文章指出,大量没有资源、没有权力的普通美国人成为不受保护者,政界、媒体精英等则是受保护者。20多年以来,许多美国人都遭受着非法移民问题的困扰,非法移民打击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带来了刑事犯罪问题,甚至美国的法治都开始崩塌。但是受保护者却认为,非法移民给美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过去20多年里,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家,在治理非法移民问题上都无所作为,拒绝加强对边境的管制。共和党人担心这么做会招致"不自由"、"种族主义"等批评,进而影响自己的选情;民主党人则希望一直将这个问题作为制约共和党的杠杆,并以此在大选中争取西班牙裔美国人的选票。大量美国人在非法移民的低薪竞争下,失去了工作。川普的主张,说出了不受保护者憋在心中多年的话。

我写过一篇《川普现象背后:美国中产阶级在萎缩》,指出川普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部分是缘于美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正在减少。近20年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一直在下降,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支持川普的人当中,那些年收入低于5万的阶层,有不少应该是这些年掉落到低收入阶层的原中产。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低收入者,生活水平还不如那些完全不工作、依靠政府救济过活的人。在2016年大选年,社交媒体上充满了抱怨:我们交税,政府为什么要用税收去养那些能工作却不肯工作的人?

川普用常识VS政治正确

黎蜗藤@dddnibelungen在《怒火街头——政治正确与常识的较量》对美国的政治正确有深刻到位的分析。他在文章中指出,"过分的政治正确"其实已经对美国的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伤害,这套从1970年代开始,由左派政治家、媒体和学术界发展出来的一套话语体系,目的是要保证"弱势群体"不受侵犯。但谁是"弱势群体",具体要遵从什么规范,怎样行为才算是冒犯,却从来没有清晰的定义,这就方便了左派"无限上纲"地扩大这种范围和规范,使其成为左派政治思想体系中最具开放性和操作性的核心要素。到现在已基本沦为左派说什么是政治正确,什么就是政治正确;说什么不是政治正确,什么就不是政治正确。近年来的"弱势群体"包括:同性恋(LGBT),少数族裔(基本特指黑人),非法移民,非基督徒(基本特指穆斯林)等等,其他的政治正确还包括:非暴力,反战,(恐怖分子的)人权,甚至气候变化等等。目前美国的政治正确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开口,甚至损害 "言论自由"的荒谬程度。而川普就是用"常识vs政治正确"。常识告诉人民:非法移民就是非法移民,他们需要依照合法的渠道获得美国的居留权;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同性恋值得尊重,但那绝对不是婚姻;不但黑人的生命需要被尊重,所有人的生命都必须被尊重;自己国民的生命,比恐怖分子的生命更值得尊重,更需要得到保护;当你被挑衅的时候,你有权利以同样等级的方式进行回击;爱是政治所需要的也是很高尚的,但现实中,政治不能光是基于"爱"。

川普挑战的,就是左派政治建立起来的这套政治话语体系。目前,法国这个左派文化发源地已经放弃了部分政治正确(如接收非法移民、恐怖分子的人权等),默克尔领导的基民党(CPU)日前在德国三州选举中失利,反难民的替代党(AfD)已经成为三州选举中的第二、三大党,可窥见"政治正确"这套话语体系的部分内容正在被抛弃。

在美国政界、媒体的阻击战下,川普前往白宫之路并不平坦。但是,川普用常识挑战政治正确的行动,却在美国引起了震动。美国政界、知识界及媒体应该反省:是不是已经到了应该重新为政治正确定义的时候?佩吉·努南在《川普与不受保护者的崛起》一文中,已非常尖锐地指出,政治家和学者已经不能理解自己亲手缔造的这个世界。社会管理者对自己管理的世界如果不能理解,象Michael Barbaro那样认为《川普、希拉里赢得了选票但赢不了民心》(《纽约时报》2016年3月16日),非得认定"民心"得由自己代表,这种政治上的狂妄、理性上的自负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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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rch 14, 2016

中兴事件之痛:谁扒掉了中国电子整机产业的皇帝新衣?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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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事件之痛:谁扒掉了中国电子整机产业的皇帝新衣?
// 墙外楼

3月7日早上,一个朋友给笔者打电话:"中兴停牌你知道不?美国政府禁止中兴采购了"。此时笔者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今年女生节新出的条幅上,不以为然的答道:"看到报道了,估计美国政府也就做做样子吧"。然而两天过后,事件发酵,先有中兴网友爆出,除了不允许采购芯片之外,美国供应商已经全面停止对中兴的技术支持:不再回复邮件,打电话过去,对方说,"你的邮件我就当没看到,电话以后也别打了,否则我会有麻烦。"接着,看到中兴宣布正在配合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虽然这种申请通常会被驳回。再后来,听说ARM这家英国公司,因为公司大部分研发放在美国,也被迫停止对中兴的支持和商务合作。如此种种,让笔者深吸一口凉气,看来这次美国玩儿真的了。

对于这次事件的反应,有些人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努比亚没了高通,不是还有中兴微电子么,用自己的呗。有些人认为,最好全部禁运,此刻正是国产芯片的好机会。但笔者却认为,若美国政府的断货制裁持续过久,会带来中兴乃至整机产业的灭顶之灾。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国产芯片而言,若失去国产整机厂作应用支撑,又谈何发展机会。所以,目前当务之急是让美国政府尽快解除禁运,度过眼下难关,再图将来。

虽然这些年,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突飞猛进,自给率逐年提高。华为海思最新的麒麟芯片可以和高通骁龙820一比高下;龙芯积累了十多年,也终于可以和北斗卫星一起上天;随便拆开一个蓝牙音箱、机顶盒、冰箱洗衣机,里面的核心芯片已经大部分是国产品牌。但不可忽视的现状是,这些国产芯片的成功应用大多在消费类领域。在对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的通信、工业、医疗以及军事的大批量应用中,国产芯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高速光通信接口、大规模FPGA、高速高精度ADC/DAC等领域,还完全依赖美国供应商。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西方国家遏制中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国的瓦森纳协议依然生效。上述几种芯片是限制出口的重灾区。如果想看看中国这几个方向的真实水平,每年查查瓦森纳协议的更新就可以了。而现代相控阵雷达里面,他们都是必需品,只能通过"你懂的"渠道获得。每生产一台国产示波器,里面的ADC都需要美国政府的同意才能进口,同时要承诺不被转做军事用途。打开中兴、华为出产的基站,电路板上除了几颗数字基带芯片是自产的,通信链路上RF,PLL,ADC/DAC乃至外围测量电源电压的芯片都见不到国产供应商的身影。虽然整机厂通过自产基带芯片掌握核心算法,但是,却无法解决被国外芯片供应商"卡脖子"的问题。了解整机产业的人都知道,一台基站假如有100颗芯片,其中只要有1颗被禁运,整台基站就无法交付。就算找到团队重新设计,根据IC研发的固有规律,一颗芯片从设计、测试到量产至少要1年以上,高可靠性的工业级芯片需要时间更长。如果制裁持续1年,这期间中兴的所有产品全面断货,合同无法履行,完全没有收入,结果不言而喻。唇亡齿寒,就算国产ICer们一年后把芯片给中兴做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这一次,美国政府是捏住了中兴的脉门。

诚然,这些年来中国电子整机行业水平突飞猛进。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世界第一大通信设备公司。逼的其他几家公司只能不断合并,最后中兴得以挤进世界前四。联影、迈瑞等国产大型医疗器械的产品水平直逼GE、飞利浦等巨头。国产雷达完成主动相控阵的跨越式超越,052C/052D、歼16等高性能武器服役,其雷达制式和性能已经直逼美国,超越欧洲和俄罗斯。就在军迷们弹冠相庆,裤衩红的不能再红的时候,不能掩盖的事实是缺"芯"的命门其实一直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纵览历史,中国电子整机产业的突破其实也是电子技术演进和世界分工变化的结果。电子设备的核心是算法、软件和硬件。算法和软件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人依靠聪明和勤奋容易完成赶超。客户需要一个feature,华为可以连夜派工程师加班编写;都是4G基站,华为可以做到一键配置完成,而对手需要按照操作手册一步步完成。早年的华为靠这些逐步建立起市场优势。而硬件随着IC技术的发展,芯片集成的功能越来越多,实际上技术含量都集中到了芯片中。以前一块电路板上上百个元件,调试和良率都是门槛,而现在变成一两颗芯片。只要你能买到芯片,照着参考电路设计一下,八成能用。除了军用的高端芯片,华为中兴之流几乎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商用芯片。尽管有瓦森纳协议,但美国供应商们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也在帮助我们想办法绕过限制。于是,买了一流的芯片,就有了一流的硬件,再加上勤奋铸就的软件和聪明凝聚的算法,打败懒惰的欧洲通信商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但3月7日,美国政府的制裁来了,我们才发现,世界领先的整机产业实际上是建立在沙子一般的地基之上,皇帝的新衣被人扒的一干二净。

互联网我们有BAT可以和facebook/google过过招,电子整机有华为中兴可以对抗思科爱立信,IT行业里面为什么独独集成电路,没有能跟美国抗衡的能力呢?这还要从IC设计产业的特点来说起。IC设计相对于互联网和整机设备,有两个重要特点,试错成本高和排错难度大。互联网做一个app,可以一天出一个版本,有些bug没关系,第2天就可以修复,试错和修改的成本几乎为零。整机硬件的电路板设计周期在1天到1个月之间,生产周期在3天到2周之间,出了错重新投板费用在几百到几千之间,最多数万块钱。而IC设计,不算架构设计,从电路设计开始,到投片,最少要半年时间。投片送到工厂加工生产,一般要2个月到3个月。最重要的是一次投片的费用最少也要数十万元,先进工艺高达一千万到几千万。如此高的试错和时间成本对一次成功率的要求极高,不得不把流程拖长,反复验证,需要多个工种密切配合,团队中一个人出错,3个月后回来的芯片可能就是一块儿石头。修改一轮,又三个月出去了。

与试错成本高并存的是排错难度大。互联网编个软件,调试起来几乎可以在程序任意地方设断点,查看变量当时的状态或者打出log。硬件电路板上,几乎任何一根信号线可以拉到示波器上看波形。而一颗手指甲盖大小的芯片,里面有上亿个晶体管,而最终能在电路板上测量到的信号线却只有十几根到几百根。如何根据这少得可怜的信息,推理出哪个晶体管设计错误,难度不言而喻。

两大特点导致对IC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试错周期长需要逻辑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排错难度大需要一套科学的实验方法。而这两方面,恰恰是国内教育的软肋。过分重视知识的记忆,而忽略逻辑和方法。所以当软件工程师们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不断快速迭代的时候,ICer们却经常遇到猪队友的困惑,导致原地打转。加班已经不能再多,却还是一次次的delay,上市时间依然落后。更有很多bug无法找到原因,反复投片实验也无结果,最后只能以项目失败收场。

高难度的产业背后蕴藏的是巨大的利益和商业价值。集成电路被誉为电子工业的粮食,除了对国家和行业安全有着巨大的意义,利润率也随着技术含量水涨船高。芯片本身的材料是二氧化硅,成本极低,上面凝聚的技术就决定了利润。消费类芯片产品一般毛利率在30%~40%,工业用产品一般能在50%~60%以上,更有甚者,以高性能模拟芯片为主的美国Linear公司,平均毛利率能达到90%!很多我们无法设计的芯片,例如高端交换芯片,毛利率都在99%以上。一旦中美开战,即便没有禁运,美国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把自己电子武器的批量成本压到我们的1/10是分分钟的事情,细思极恐。

尝试突破

我们一直努力,从未放弃。

高校。有些高性能关键器件芯片规模不大,看起来挺适合高校来作为突破的主力军。但多年下来,业内公认是高校的水平不如工业界。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也这样。这和前述集成电路产业的特点密切相关。高校的优势是出新idea,对于算法这类领域挺合适,仿真实验看到结果快且准,仿出来有效果基本实际就会有效,顶多实现复杂度太高。芯片试错成本高,流程长,参与协作的工种多,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看不到好结果。能把一个芯片做成业界普遍水平,不掉坑里,就已经不容易,需要多年积累。学生们积累少,纵有好的idea,往往躲不过路上无数的暗坑,还没看到idea的效果,就死在半路了。学校的特长是做更前沿的研究,适合弯道超车。而集成电路恰恰不好弯道超车,尤其是模拟芯片,你不解决100MHz的问题,到200MHz的时候那些问题还在。

仿制、抄袭。军迷们引以为自豪的山寨能力,就是看美军有什么,我们就抄一个。集成电路也可以抄,学名反向设计。虽然芯片很小,电路密度极大,但仍然可以通过显微、照相等方式获得他的全部版图信息,然后复制一份,送到工厂生产,似乎看起来就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产品了。其实不然,版图相当于软件编译后的机器代码,可读性很差,无法了解其原理和架构。而版图提取本身存在物理误差和人为错误,尤其对于高性能的模拟混合信号芯片,对工艺又非常敏感,稍有不一致都可能导致芯片性能和良率的巨大差异。而此时设计人员无法了解原理,定位错误犹如一个盲人在大海里捞针。军工研究所普遍采用这种方法,每次反向犹如一场赌博,有时候做出来OK最好,一旦出现问题,基本束手无策。所以多年下来,除了电路比较简单的射频和功放芯片,上述高性能PLL,ADC等关键器件反向成功,能量产装备的例子寥寥无几。

科研项目。国家近十几年来,一直通过863/973/核高基等国家级科研计划对关键器件进行支持,投入巨大。后期也要求工业界和整机厂加入,以解决应用脱节的问题。但这些年下来,真正能量产并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成果寥寥。究其原因,一个是目标脱节。IC界有个说法,实验室测试通过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到量产还有巨大的工作量。科研项目只需要在评审的时候能够提供几颗样片,演示出所需性能即可拿到尾款。而工业级应用需要在各种温度和环境变化条件下保持性能稳定,以及解决批量生产的良率问题。如何保证量产是需要从设计一开始就考虑的,有些科研单位选择的架构本身就决定了成果只能交差,而不能量产。二是指标脱节。科研项目的立项单位不考虑国内实际水平,盲目追赶世界领先水平。不管上一周期的项目是否完成,今年的指标一定要更近一步。申请单位恶意竞争,不考虑自身实力,申请时竞报指标,谁提的指标高谁拿到项目,才不管2年以后如何交差。这样的制度下,本来按照已有技术积累,做100MHz还能量产,指标竞价完成后目标变成500MHz,最后谁都搞不定。

人才引进。2000年前后,国家利用人才政策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这期间有陈大同、武平回来创立了展讯,魏述然回来创立了锐迪科等一批国产IC设计公司。这批公司一开始也许有想做工业级产品、关键器件的雄心,但很快发现产业环境不合适,中国整机还没有强大到今天华为中兴的地位,市场容量小,技术可靠性要求高,design-in周期长,所以这批中成功活下来的这批企业都是靠消费类市场和08年附近一波中国山寨手机热潮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良性循环。然而对于引入工业级、关键器件的人才就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首先合适的人选就非常少。例如在美国,由于瓦森纳协议的限制,华人无法进入ADI/TI等公司最核心的ADC产品研发部门,即使在他们设立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大陆工程师可以通过网络看到绝大部分母公司的设计,但高性能的ADC产品除外。这简直是90年代气象局被玻璃房子锁住超级计算机的另一个翻版。
2009年从美国ADI公司回来了一位李博士,通过非法手段带回了高性能DAC产品的版图,一下子提高了国产DAC产品的性能指标。但2013年事件被曝光,遭到ADI和美国政府的抗议。李事件导致美国政府对华人参与关键器件研发的控制更加严格,并对往来中国的留学生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相继查出Vanchip剽窃RFMD事件和天大教授张浩被FBI诱捕事件,不论是真是假,对海外留学生归国从事关键器件研发造成了心里阴影,很多人为了保住往来美国的人身自由,放弃参与国内高性能的关键器件研发工作的机会。

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华为中兴需要遵守国际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李的方法和产品无法被正规整机厂采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工业界的问题。相反华为中兴对引入国产供应商在知识产权上更加担心,要求国产厂家自证清白,有的甚至到了要求国产供应商的创始人不能有ADI/TI履历的夸张地步,进一步导致国产替代进度的严重落后。最后,在没有知识产权问题的军用领域,由于受2013年被曝光的影响,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李博士的产品被装备使用,甚是可惜。

整机厂自己努力。国内真正算在高性能关键器件领域有所突破的应该只有华为旗下的海思了。海思因为有华为不计成本的投入,麒麟的成就众所周知,在高速光通信及交换芯片上也有突破,已经在慢慢从低端蚕食broadcom等多年来构筑的技术壁垒。但之前任总的一篇讲话中,给海思的定位是备胎,任总要求华为一定要用最好的器件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性能,海思做不到性能最优就不采用。实际上这个思路,笔者觉得是有问题的。芯片行业有个特点,很多问题在实验室是测不出来的,必须在大规模应用的时候才能发现、改进和提高。如果一看指标不好就不用,那永远没有机会发现问题,那这个备胎永远是个纸糊的,一上路就碎。实际上,正是华为终端部门被要求捏着鼻子也要用K3V2,才成就了今天的麒麟。

国家层面也看到了上述问题,2013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调研集成电路产业,随后国家出台了新的集成电路产业振兴规划。改为成立产业基金,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对集成电路企业进行帮助。同时以紫光为首的国内民营资本结合政府基金,开始了国际市场上的疯狂扫货。展讯、RDA、OmniVision等企业纷纷被收归旗下。但时光转到2015年,紫光和大基金系的扫货开始遇到障碍,收购美光,西数,试图以此突破nand flash产业遇挫,华润报价Farchild被拒。连飞利浦照明业务的收购也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功率半导体技术外泄而终止。回过头来看,除了展讯这类本来就是国内公司、OmniVision本来就是华人公司,国家通过收购的方式并未采购到货真价实的核心技术,更不要说可以有军事用途的射频、ADC等关键器件技术,可以断定美国人是不可能卖的。

如何破局?

对于突破集成电路高性能关键器件,笔者认为有三个因素: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有整机厂的通力合作和有耐心的团队。
资金怎么解决,"十八大"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芯片研发是高投入高风险,最后运气好才有高产出。现在政府通过大基金的方式来决定资源分配,并不一定总能选中最后的胜利者,而且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道德风险,都会让其投资行为走形。另外,国资的大规模投入还会造成挤出效应,减少民营资本在产业中的投入量。

笔者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吸引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只要有足够大的市场,足够大的利润,他就会心动。而一开始团队技术水平跟先进水平有差距,无法参与全球竞争,可以攫取的市场规模必然没有那么大。这个时候应该是国家出马,通过补贴和奖励整机厂商的方式,在不损害整机厂家成本竞争力的前提下,在初期允许国产芯片商卖一个高价,获得超额利润,弥补巨额研发的投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后期,根据芯片累计装备的数量,逐步减少补贴,最后达到市场定价,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这种政策好处是钱肯定都花到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中,谁最后装备,谁做的东西能用,就补贴谁。当然要注意防范骗补的问题。

至于研发风险和选择错误风险,让民间资本来去承担。民资花自己的钱,自然会慎重选择团队,即使研发失败,也能坦然接受。这样一份国家补贴,可以吸引多份民间投资,只要其中一份儿成功量产,国家就赚到了。

当然所有的前提是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整机产业。只有他们,才有动力去试用还在襁褓中的国产IC。笔者在推广国产IC的过程中,最感动的就是这群整机厂家的技术人员,不需要任何的利益驱动,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帮助国产IC,有时上司都允许放弃了,他们还加班加点帮助国产供应商查找问题。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次中兴事件对国产IC产业是个转折点。但不管怎样,当下真心希望他能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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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活着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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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活着
// 墙外楼

徐雯尹/夕远

‌‌"癌症岛‌‌"是近年媒体对北京肿瘤医院附近一处病人租住的自建房的称谓。很多外地病人,在这里实现了‌‌"到北京一游‌‌"

如果不是为了看病,65岁的张贵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到北京——尽管这是他心中一直以来的梦想之地。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52号的北京肿瘤医院,是张贵和儿子张全本次行程的终点站。身患食管癌晚期的他,把生命的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这家盛名在外的医院上。

从门诊大楼出来,沿着一条宽约四五米的小道向南走,经过一片正在改建为公园的小树林,能看见一排长约300米的自建房——破旧、简陋、拥挤,就像一个城中村,在周边高层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

张贵和儿子就临时租住在这里。一个大约10平米的房间,房费每天100元,比住宾馆便宜,而且此处距肿瘤医院不过三五分钟的脚程。

这里没有名字,也没有街道号,如果收快递和邮件,只能靠电话联系。在行政区划上,它隶属于海淀区八宝庄居委会。这里原本生活着一群不肯拆迁的居民,近年他们则把房屋租出去,做起了接待癌症病人和家属的生意。

张贵父子并非这块便利之地的唯一享用者。在这个没有任何旅馆标志的地方,聚集着数百家从外地来京看病的家庭。他们大都是已经确诊的癌症病人及其亲属,有人已在此住了一年半载,有人则刚刚入住。

疾病在折磨病人的同时,也损耗着病人家属。

在之前媒体的描述中,这里是一处孤岛式的存在,这也是‌‌"癌症岛‌‌"名字的由来。疾病把一群人从正常的人生轨道上剥离出来,最终聚集到这片弹丸之地。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压缩,一切都不得不以疾病为中心。

有人拿到检验单或得到医生的诊断后跌入深渊,有人燃尽了生命最后一丝火光。

偶尔,这里也会诞生一些好消息,有人从医生的话语里感受到了生的希望,有人因为病情缓解而决定离开此地。

到达

2016年2月22日,农历元宵节。这天张贵在儿子的陪同下,从‌‌"岛‌‌"里走了出来。他们决定找一家饭馆,把这个节过得稍微像样点。

张贵特地换上了一件藏青色的羽绒服、黑色的棉裤,戴着一顶圆顶灰色的针织帽。这个在甘肃酒泉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很少有机会来到大餐馆吃饭。然而,当他终于有机会坐进大城市光鲜的餐馆时,却只能喝一碗容易下咽的小吊梨汤。

3天前,他们刚刚来到北京。张全揣了10万块钱,他不知道能花多久。‌‌"花完了就回家。‌‌"张全说,父亲一辈子都没攒过这么多钱,身为独子的他拿出来给父亲看病时,还和妻子吵了一架。这些钱本来是给他的孩子到兰州去上高中准备的。

‌‌"我开货车,往返于酒泉和乌鲁木齐,一年能挣几个钱?孩子读书争气,总得好好供着,不然以后还和我一样开货车。可老爹这一病……我真是恨不得……记者同志,你能帮我反映反映这情况不?‌‌"张全说。

张全从兜里掏出香烟,刚点着,服务员就过来阻止。他看了服务员一眼,把打火机往桌上一砸,转身去屋外抽烟。

‌‌"过了半晌,他才又说话:‌‌"都是命,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临死了,上北京来一趟,给这辈子花点钱,也算了了。‌‌"‌‌"

‌‌"来北京肿瘤医院治病的人,有谁是带着100%的希望来的呢?‌‌"同一天,来自山西大同的25岁青年王明告诉记者。

他圆脸,中等身材,穿一件已经起球的彩色条纹毛衣和一件棕色皮衣,刚刚为母亲办完各项检查手续,终于有空可以在北京肿瘤医院门诊大厅的椅子上坐一会儿。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依靠一辆10万元的代步车,多达30次地往返于家乡和北京之间。虽然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父亲也健在,但家里的大小事儿都是他在拿主意。

王明大专毕业后在西安从事建材生意,每月能赚6000元,平时很忙,只有在春节时才会回家。相对于留守的家人,他见过更多世面。2014年11月,母亲查出肺癌后,他孤注一掷带着她来北京看病。

但即便做好了所有心理准备,当他和母亲第一次站在人潮汹涌的北京肿瘤医院门诊大厅时,一种大城市的陌生感和对死亡的恐惧还是袭击了他。

他把母亲安顿在椅子上后,跑到医院的卫生间洗了一把脸——只有自己知道,刚到的第一天就哭了。他问自己:‌‌"我怎么就来了这儿呢?‌‌"

此后,和母亲说话,王明都不敢直视她的眼睛。‌‌"癌症‌‌"两个字是他和母亲之间的禁忌,他从未亲口告诉过母亲病情,母亲也从没和他确认。

安徽安庆人吴闯和他的母亲第二次来北京。去年年底,他们曾在北京肿瘤医院待了一个月。大医院的人满为患和漫长的排队挂号、检查、化验、诊断程序让吴闯感受很深。有时候如果错过了某位专家医师的出诊时间,就必须等到下一周。这个在小县城生活了45年的中年人忍不住叹气:‌‌"在我们那儿,这些事儿半天就能搞定。‌‌"

但他已经不信任小县城的医术了。因为误诊,他的母亲在第一次做检查时没有查出肝部肿瘤,再到医院时,已经耽误了两个月。

等待

从卫星地图上看,张贵、王明、吴闯等人临时栖身的‌‌"孤岛‌‌",紧邻东西向的永定河引水渠,位于一个狭长的、尚未完全建成的公园中央。

在‌‌"孤岛‌‌"和左侧公园之间有一块空地,地图上唯独这个地方是有名字的——应急避难场所。这意味着遇到危险的时候,附近的人应该在这里等待救援。

生活在孤岛的人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等待中度过。病人在等待化验结果、等待医生出诊、等待手术;家属在等待病人情绪好转、等待老家的筹款、等待医生口中依稀可辨的好消息或坏消息;房东或二房东则在等待租户每一天的房款,以及即将到来的新的客人。

就连屋外堆积的垃圾也在等待。这里的大多数生活垃圾无人打扫。生活在这里的人已习以为常,他们有一种视而不见且知足常乐的精神,大多数的房间都见不到阳光,这只是倒霉蹭蹬的一段岁月所要吃的苦,没人准备以这里为家。

居民区附近有三家店铺。一家售卖水果和蔬菜,一家做房屋改建,一家是约有15平方米的‌‌"肿瘤精准治疗‌‌"店。

后者的店主是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妇女,她的名片上写着某医院‌‌"曾主任‌‌",自称所在的医院位于北京昌平区。每当看到有人绕过门口的电线杆翻阅她的治疗资料,她就会从玻璃门中探出脑袋,招呼人进去。官方文件里提到这样的人,一般用‌‌"医托‌‌"。

她津津乐道每一个曾经靠其治疗手段延长生存期的案例,并且不无自豪地说:‌‌"在北京,协和、北肿都是名气大。外地人到北京来看病,总是要去大医院,好像不去大医院晃一圈就不死心。还不是为了在亲戚朋友面前有面子,也给自己和患者心理安慰?中国人好面子,但你说是要面子还是要疗效?‌‌"

来找她的多是濒临绝望的人,很可能已经在大医院无力回天,怀着最后的侥幸来到这里‌‌"死马当活马医‌‌"。

租房广告单上的‌‌"北京孙老太太‌‌"是一对老姐妹,几年前她们看中这里的商机,租了几十间房屋当起了二房东,转租给北京肿瘤医院的病人。每天,她们或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往返于西钓鱼台地铁站和肿瘤医院之间,或是守株待兔等在门诊大厅外面。在她们眼中,出现在肿瘤医院周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客户。‌‌"不是病人或是病人家属,谁会到这个地方来啊?‌‌"其中一个人说。

和‌‌"北京孙老太太‌‌"不同,同在此地经营租房业务的金雪梅是外地人,来自江苏宿迁。招揽客人、在肿瘤医院发住宿信息也是她一天的主要工作。

去年两个外媒记者以‌‌"癌症岛‌‌"为题报道了这片区域后,当地自建房的房东以及二房东们对媒体产生了极大的敌意。金雪梅说出了他们对媒体反感的原因:‌‌"你说把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癌症岛,多不好听啊?谁还愿意上这儿来?肯定会对我们的生意造成影响。你说在北京,别说三环了,就是五环内,地理位置又好又方便的旅馆,哪个不得两三百?我们这一百,有时一百都不到,给了人多大便利啊?‌‌"

她戴一条亚历山大·麦昆窟窿围巾的仿冒品,穿着生硬的皮草,一边折叠着刚洗净的床单,一边发着牢骚。她很多年前就来到北京打工,从事现在的工作已有四五年。减去从上游租房的本金及雇佣清洁工的费用,她每租出去一间房屋每天能赚40元左右。

吴闯和他患病的母亲就住在金雪梅的房子里。在这里,租户大都过着几近相似的生活: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一扇没有阳光照射的窗户,一台21英寸的彩电。若多花点儿钱,可以享有独立的、可以洗澡的卫生间。

大多数人之间并不相识,也缺乏认识彼此的兴趣。如果不在医院,他们情愿留在旅馆里看电视或者玩手机。这里的旅馆基本都能提供网速还不错的WiFi。

异乡

为了节省费用以及配合病人对饮食的特殊需求,一些病人家庭选择自己买菜做饭。每层楼都设有公用厨房,每个房间还配置了一个小电饭锅和热水壶。

吴闯对北京的水质很不信任。他指着热水壶中一层厚厚的白色水垢说:‌‌"我来北京的第一天,一喝水就拉肚子,我母亲也很不舒服。‌‌"此后,吴闯的生活费中多了一项支出:每天一桶4升的、价值8元的纯净水。

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吴闯都会步行到附近的超市买菜。以前在家,他从不下厨,现在他对烧多少米放多少水这项技能掌握得炉火纯青。旅馆提供公用的冰箱,但他更喜欢将酸奶、蔬菜袋子系在走廊的窗户上——‌‌"北京的暖气太暖和了‌‌"。

再次来北京时,他在天气预报里看到北京零下七度,就在大包小包里塞了3件羽绒服和一条羽绒裤,结果完全没派上用场,大部分时间,他和母亲都待在暖气充盈的室内。他懊恼自己没带对东西。

这一天,山东济南人马先生也很懊恼。他已跑遍了北京的医院,但北京肿瘤医院还是第一次来。下了高铁后,他拿着十来张在别的医院拍的片子直奔这里,却在挂号时被告知要患者本人的身份证号及身份证复印件,就诊的实名制被看作是阻挡号贩子的一道屏障。

马是一位基层公务员,他的妻子去年患上了乳腺癌,做完手术之后仍需要大量的康复治疗。他刚想给妻子打电话,发现5年前买的诺基亚手机欠费了。

在医院外面转了一圈,他都没有找到充话费的营业厅。他谢绝了记者通过手机支付宝为他充值的提议——他对互联网的实用功能表示了极大的怀疑——找了半天,终于在一家彩票店买到一张50元的电话卡。

等匆匆回到门诊大厅,在专家门诊表上找到想咨询的医师时,他发现已错过了医师的门诊时间,这意味着他需要在这里等上6天。

他叹了一口气:‌‌"反正也得等身份证复印件。‌‌"走出门诊大厅,他拿到了1个小时内递过来的第9张住宿卡片。

2015年春节,王明一家人是分成两组过的。母亲在除夕的前一天才做完化疗,身体虚弱,无法坐车,只好滞留北京。当时,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赶了过来,家里就剩下父亲和另一个姐姐。

他们在附近短租了一个60平方米的公寓过年,还买了一副对联贴上,几个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包饺子,做的都是母亲爱吃的菜。

看起来,一家人其乐融融,实际上都心照不宣。母亲病情复发的这段时间,王明感觉每天都活在真空里:早上无意识地起床、去医院、照顾母亲,在母亲口渴但又不能喝水的时候用棉签蘸水帮她润嘴唇。他清晰地记得前年除夕吃的是荠菜馅的饺子,但2015年除夕吃的饭、做的事情都忘了,他觉得自己完全是在履行过节的义务。

除夕晚上9点,母亲睡着之后,他独自一人在马路上游荡。他漫无目的地走,不看路标,甚至不看红绿灯。过年的北京大街和他一样,有一种很难言传的落寞。

以前王明从来不会想生死的事儿,可在那一刻,他觉得人生很虚无。凌晨1点,他看见烟花在这个城市的高楼间绽放,心里感叹:‌‌"这里就是北京啊。‌‌"

圣地

出租屋门外贴满了‌‌"代办门诊住院票据‌‌"、‌‌"代办病假条证明‌‌"一类的纸片,提醒着屋里的人疾病的存在。

不过,他们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方法抽离。这里的墙上还能看到另一类纸片——某旅行社的‌‌"京城休闲一日游‌‌"。

在旅馆做保洁的刘女士介绍说,这是她旅行社的亲戚组织的旅行团,如果想去,她可以帮忙打折,‌‌"很多人回去后就不会再来了,所以回去之前可以在北京玩一玩,哪怕拍张照也好‌‌"。

很少有人是身体转好后欢天喜地出去玩,大部分的人都是趁着身体还行,走走看看。

来北京之前,张贵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成都,去年3月,他曾去那里看过病;去成都之前,他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酒泉市区。北京在他心中一直是一个精神图腾般的存在,1989年第一次在电视机上看到天安门之后,他就想着什么时候能专程跑去看看。

眼下是他距离梦想最近的时刻。‌‌"等我治得差不多了,我就能去天安门了。‌‌"张贵说。

‌‌"儿子张全也称:‌‌"不管怎样,到时候离开北京之前,都会带他去看一眼,哪怕只能在长安街晃一圈,也算是没有白来一趟。‌‌"‌‌"

张贵的耳朵已经不灵光了,儿子说这句话时,他仿佛没有听到。

带母亲到北京看看,也是王明从小的心愿,‌‌"没想到第一次带她来是为了看病‌‌"。母亲生病后,王明经常十天半月地向公司请假,从西安到大同,从大同到北京。

在北京,他已度过了最厌烦的一段时间。一次和一个山西老乡在医院外面抽烟时,得知对方妻子才到北京3天,就被医生下了结论:回家吧,该吃吃,该喝喝,没必要留北京了。这对他触动很深,让他突然意识到‌‌"活着‌‌"的可贵。

相对而言,王明觉得母亲是幸运的,在医生下达‌‌"下次不用再来‌‌"的判决之前,他们依然有着渺茫但值得为之奋力一搏的希望。于是,这里的雾霾、这里的堵车、这里的种种恶劣情绪,他心甘情愿照单全收。

‌‌"没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了。‌‌"他说。

告别

流动的病人,铁打的金雪梅。

很难统计二房东金雪梅这些年见过多少癌症病人,即使估算也很困难。在她眼中,这群人除了姓名、年龄、籍贯不同,其他的没什么区别,一样愁苦,一样疲惫,一样心事重重。

有时候看到病人困难,交不上房租,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再优惠十几、二十元钱——这差不多是他们在北京一天的伙食费。

‌‌"治不起了,能怎样呢?问亲戚朋友借,今天借五百,明天还能借到吗?而且,借到什么时候才有钱还呢?所以没钱就只能回家呗。‌‌"金雪梅说。

她听闻去年医院附近发生过一起跳楼事件,一个患有癌症的老太太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后被家人遗弃,出于绝望,从7楼跳了下去,但没死成,又被家人接了回去。

她对一个19岁的河北女孩印象深刻。对方长着一张白白胖胖的圆脸,每次见到金雪梅都会喊她‌‌"阿姨‌‌",可没过多久,得了黑色素瘤的女孩就被医院宣布了‌‌"死刑‌‌"。这种恶疾因《非诚勿扰2》而被多数中国人熟知。女孩回去的那一天,金雪梅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

有的人也会向这座城市的其他医院寻找机会。北京肿瘤医院之外,还有两家医院挂着肿瘤的招牌,龙潭湖畔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和解放军307医院,医科院肿瘤医院有专门的看片子中心,挂上300元的特需号之后,来自外科、放射和内科医生可以不见患者只看外地医院的片子,然后给一些可能的建议。协和、301和北医三院等综合性医院也是可以求助的地方,不过人们往往出击一番之后还会回到开始的地方,因为各家医生的建议,基本大同小异。从一个孤岛奔向另一个孤岛,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岛‌‌"上的人很少谈论死亡,这是他们最为忌讳的事情,但死亡很近,在这里循环往复地发生。

吴闯记得母亲住院时,隔壁病房有一个从黑龙江来的40岁的胃癌患者。他长得白白胖胖,看上去有一副结实的身板,实际上已是空壳了。回家的那一天,他被担架抬上了车,旁边是他白发的父亲,眼神里灌满‌‌"绝望、悲伤‌‌"。

吴闯说,经过治疗和诊断,他的母亲现有30%的存活率。在肝癌患者中,这属于情况较为乐观的一种。他尽量不去想剩下的70%,觉得难过时,他就努力把自己塞进诸如‌‌"中了五百万彩票‌‌"一类的虚拟快乐中。

不到30岁的王明也在这里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死亡是怎么回事。那是母亲隔壁病床的一个老大爷,前一天晚上讲话还铿锵有力,第二天早晨就不省人事。医生问家属‌‌"拔不拔氧气‌‌"那一刻,王明知道,老大爷已经走了。家属在病房里哭成一片,所有人都开始跟着流泪。

北京冬天的风穿街而过。每天夜晚,从北京肿瘤医院回到住地,王明都要裹紧衣服经过一条漆黑的小路。路边有一家寿衣店,门口的电子招牌在夜色中闪着蓝色的荧光。

王明说,母亲生病之后,他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他依然非常抗拒看到任何与出殡相关的字眼。对于‌‌"肿瘤‌‌"、‌‌"癌症‌‌"这两个词,他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心绪。一方面,他会搜集很多跟肺癌有关的医疗信息,另一方面,他又极其害怕看到这几个字,觉得它们‌‌"扎眼‌‌",有时候在电视里看到这些内容,会立马换台。

在他们的住地,一些房间窗户上常能看到一些很夸张的报纸广告:治疗癌症的特效药马上就要被研制出来了。而就在采访进行中的某一天,一则‌‌"癌症治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新闻被广泛传播。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年会上,意大利科学家称他们已经研制出一种能预防疾病的革新性癌症疗法:他们对免疫细胞进行了遗传处理,使其能提升人体天然的抵抗力对抗肿瘤,并像疫苗一样,终生为人体健康保驾护航。

‌‌"或许等得到,又或许等不到。‌‌"王明相信,总有一天,在疾病面前,人类可以不再束手无策,‌‌"就像太阳总会升起。‌‌"

(应受访者要求,王明、张全、张贵、金雪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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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8, 2016

今年房价涨的很厉害,都快租不起了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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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房价涨的很厉害,都快租不起了
// 墙外楼

今年房价感觉突然就涨了很多,房租预算一年比一年高,想找个合适的房子好难,搞的一点看房子心情都没有,顺便前排求3居整租,比较大点干净点,理想位置大屯 立水桥 霍营,离地铁近。想和房东签,最好比较稳定一直能住那种,搬家真是累的不行.

举个例子吧,我盆友租的西二旗那个坑里,回龙观新村的房子,去年2居3500,今年房东要涨700,那地方去地铁差不多要半个小时,早上还各种堵车,另一个朋友在隔壁金域华府,那小区房子今年看2居好多都5000了,我是不能理解一个离地铁那么远,要啥没啥,没公交,社区建设也非常不成熟的地方怎么能那么贵,大屯这边慧忠北里前年房子3居4300 4700虽然破旧一点但是好歹也便宜,去年9月我同学租的房子75003居,我没去看具体的, 反正是链家的房子,我当时觉得他们脑子一定是抽了,
对了今天看到一个三居过万要租一家人,房子也不是很好,就是地理位置还可以,租的起这样房子的人一个月的多少钱工资,那么高工资的人为何还要选择这样不怎么样的房子而是装修条件都比较好一点的。

今年想搬家在大屯这边找2000以下的单间都很少,我也不知道房价是怎么了,最近看到的三居的有人 的地方三居目前还没看到低于5000的,讲真,工资涨价赶不上房租的,当然我说的是单间的价格,每年涨的工资都扔进房租里了,有时候都想跳槽这样工资才能长得快,但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哪那么容易,

在北京时间久了,甚至想要离开北京了,来北京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想过,怎么也好不起来的环境空气,涨不过房租的工资,我还想攒钱在老家买房子,还想买喜欢的衣服,年纪大了,还想买好点的护肤品保养一下,有时候想要买个漂亮的首饰都舍不得,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过年家里说去看看房子,我都要挑那种卧室特别大的,蜗居久了感觉只有卧室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要能足够装下衣服的衣柜,要有放电脑的桌子,要有足够大的空余地方可以让我随意走来走去,可是我妈说卧室就是个睡觉的地方你要那么大干嘛,仔细想想,好像都快忘了客厅是干嘛的了。

底层的观感为,中国政府现在的社会治理导向是鼓励不劳而获,尤其是有地阶级对无地阶级的盘剥。

刮地三尺岂能没有后果,苛征猛于虎,房客、企业、人才都会用脚投票的。

当搬迁都解决不了问题,各地矛盾都很尖锐以后,就不仅是动脚的问题了,历次社会动荡地主阶层都难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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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一位地产投资者眼中的中国楼市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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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一位地产投资者眼中的中国楼市
// 墙外楼

子桐

我是一名地产投资从业者。具体讲,就是用PE的方式和国内地产商合作,从看地、拿地、建造、营销,直到退出。这个行业听起来高大上,但其实仅是国内地产业务链条上的一环,享受了地产业高速增长的风口,至今仍在天上飘。

身为从业者的我被亲朋好友咨询最多的就是如何看待房价、何时买楼,以及买怎样的楼。这几天,电视上的"日光盘"消息又刺激了他们,我的电话在这个属于微信的时代,再次密集地响动起来。他们已经没有耐心和我在微信里慢慢聊了。

作为从业者,我们接触到的地产业数据浩如烟海,无论是国家这个宏观面的,还是1线城市、1.5线城市这个中观面的,甚至是标杆房企、房企新秀这个微观面的,想把它们随时拎出来,整理成一个逻辑基本严密、情节足够动人的资本故事,并不是难事。只是,从业久了,对这种说服别人、感动自己的"讲故事",不免厌倦。

为什么厌倦?是因为中国内地的地产说到底是个非常本地化的产业,即虽然土地产权年限、土地权证办理程序、上市销售与流转的法定程序等是一样的,但各地能够影响销售这个最重要环节的土政策却千差万别。比如,各地的新房可以开始预售的充分条件非常不同,有些地方只要建筑主体出地面即可,有些地方则必须封顶;各地对待小区配套停车位的产权处置非常不同,有些地方可以交割、个人所有并办理相关权证,有些地方则完全不可以。仅从这几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想准确预测全国或者一个大区域的房价,是很难的。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对中央政府调控房价的政策并不关心。有些人会说,中央政府无论是调整首付比例,还是调整银行信贷,影响都是巨大而全面的。我对此的看法是,一个影响巨大而全面的政策很快就会转化为一个背景性的条件,就像产权是70年一样;真正影响房价走势和购房者决策的变量仍然都是本地的购房相关政策。

就预测房价这档子事而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事后来看,预测房价其实并不难,就是"涨",中国房地产居然单边上涨,并持续了这么多年。因此,对很多同业好友来说,他们都懒得去做预测了,甚至瞧不起那些整天议论房价的同行名嘴。

从业这么久,不厌倦乃至有乐趣的事倒是有一件,那就是看楼。行内话叫踩盘。踩盘是观察行业最接地气的方式了。截至目前,对于深圳的新盘,本人几乎每个都看过,从营销造势开始,到各类现场营销,再到参观样板房、蹲点销售大厅,乃至研究户型园林、内部装饰,作为地产投资从业者,"我尽力了"。

尽力而为,总有回报。踩盘久了,难免心动,自己也加入了炒房军团,与中小企业主、官员太太、银行资深客户经理、信托资深理财经理、地产公司中高层等各色炒房者切磋交流,共进共退,一度对深圳乃至北京、上海小有名声的楼盘如数家珍。

为什么要炒房?答案只有一个,资产荒。没有房的人买房,是为了安居然后乐业,这个很容易理解。但这些年和我聊房价最多的,是有了可以安居的一套房、手上积累了一定数额的资金而投资无门的人。当然,其中也不乏在股市碰了个鼻青脸肿退下阵来、重振旗鼓的标准中产阶级。

所以,我的看法是,无论是这几天的北京、上海、广州市场,还是去年的深圳市场,都是在抢资产,涨价速度越快,说明争抢的气氛越浓烈。

昨天开始,微信里开始流传炒房军团的各种玩法,段子手的注意力从股市挪到了房市。我也听了一些,不觉莞尔。一方面,段子手披露的多是陈旧的手段,真正大咖的炒房者已经在尝试更刺激的玩法,并不断攻城略地;另一方面,也暴露了靠着这些段子添粉加V的网红们的无知,抑或揣着明白装糊涂。

接着,我会冷笑一声,原因是,在深圳,这种炒房的方法在去年就悄然兴起了,本人还"有幸"参与了一次。

去年10月,深圳后海新开了一个业界瞩目的豪宅项目,主打广告语是:"这里能接收到深圳第一缕阳光。" 这不是文艺青年式的矫情,因为这个房子肯定不是造给文艺青年的;而是说明了深圳独特的山海资源。

我通过朋友去踩了这个豪宅。置身其中,所能感受的不仅是第一缕阳光带来的刺激:交通极其便利却一点都不吵闹,一览无余的一湾海水就像私家花园,样板间奢华大气而又不土豪……在屏息观赏了近一个小时后,看了看报价单,我最喜欢的那套接近3000万元人民币,而总价最低的也要2100万。摸摸口袋,想想心率,我红着脸走人了。我承认,有一刻,我担心这个盘会滞销。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太缺乏想象力。这个盘在一个普通的日子开了盘,不到15分钟,近百套房源销售一空。掐指一算,销售团队应该毕其功于一役,完成了全年任务指标。

以从业者的身份,我从内部了解到的购房者信息更是让我大吃一惊:很多购房者不是顶尖收入阶层,而是名副其实的炒房者。

正如这几天流传的段子所说,这些购房者自己并没有多少真金白银,而是四处借钱来买这个房子。售房现场就有以激进著称的某股份制银行坐阵放款;出门不远,就有西装革履的销售人员给你提供融资方案;再一问同行,加入这场激战的,还有P2P、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地下钱庄、与开发商关联的金融公司,以及一些类似同乡会这样的高利贷机构。据本人估算,信用状况良好的话,2100万那套,只需要自有200万资金即可入场。

我的上述描述和判断,意图并非唱多或唱衰房价。只是想以业内人士和个人炒房者的双重身份说明目前的抢资产风潮之疯狂程度,以及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购房者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实地走访。

房价高吗?说实话,高。而且,这种高已经令很多老资格的从业者感到一丝恐慌,因为高房价透支了未来的增长空间,就像挖煤,前人把后人的稀缺资源耗尽了。

但是,从业者都明白,1线城市甚至1.5线城市,进阶有房一族的门已关闭,任凭再高学历再高收入,也只配为先知者埋单了,先知在暴涨前已疯狂入手,而无知者将继续无畏。

现在是入市的时机吗?我的回答是,任何时候,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你需要时常追问自己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还没有房,你能否一直憋着不买?第二,如果你有房又有点钱,除了买房,还能做什么像样的投资?回答这两个问题,很多时候与房价上涨并没有直接关系。

我相信,对当前局势最关心的读者中,相当数量是在问自己第二个问题:手里拿着一或两套房,以及数量上非常尴尬的存款,跃跃欲试又望房兴叹,承受着一种不被人理解的煎熬。

我给不了答案,只能对大环境做两个非常有信心的预判。第一,但凡在国人心目中属于热点城市的房价,都难言下跌,除非读者诸君准备让自己现有的财富、未来的努力化为乌有;第二,就政府所能使用的地产调控手段而言,政府想通过一招调整就实现稳定经济基本面与照顾民生的双重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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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北京抢房潮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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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北京抢房潮
// 墙外楼

于聪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和老公不得不考虑卖掉郊区的"花园洋房",换到市里去,否则在市里上班的我们实在没有精力照料宝宝。做了这个决定3天,我们就把房子卖掉了。心里不舍,毕竟是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地板、橱柜、餐桌、沙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和老公的心血,而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人父母,第一课,就是责任吧。

然后我们开始换房之旅。

就那么巧,遭遇了恐怖的"抢房热"。

我们目标很明确,可以不考虑学区,上班距离地铁3站左右都可接受,但面积上至少要同等大小。刚开始的几天,还能淡定的看房,与房主交流,但是随着国家出了降契税的政策,教育部放出学区房可能会发生变化的通告,形势开始不对劲。一向火热的学区房有些降温,导致了地段好的非学区房升温,而且二胎政策一放开,大户型开始受青睐,既然学区不保证,那还不如买个大房子住着舒坦。

其间,有一天晚上冲动的签了一个房子,但最终因为不合心意最终放弃。

而从那开始,噩梦来袭。

业主1:

某著名高校硕士毕业,家里装修和卫生一流,相谈甚欢,走的时候说,价钱和细节都可谈。可是过了一天,看房人数激增,中介弟弟传话说,房主是要换大三居,因为大三居涨价,他也跟着涨价30万。我突然蒙掉,会有人一天涨价30万?是疯了吗?于是打算放弃。

业主2:

一家人都看着闷闷不乐的样子,也是家里装修和卫生一流,报价并不低,问可以随时签约吗,说再等等,他们也是换房,那边还没看好,第二天问,还是说再等等,主动说加5万签约吗,答案依然是再等等,于是不了了之。而在同时,中介弟弟说,业主1又涨了50万,3天一共涨了80万,因为他看中的大三居涨了100万!我听到这些,感觉是在做梦,真的会有这样的人?

业主3:

某隐形富豪,常年在国外,神秘分子。每天只在晚上12点之后和中介沟通细节,就如皇上上朝一般。所有沟通都谈好,就已经过了2天,终于第3天答应让他老婆和我们商讨细节,而上午,中介弟弟通知说业主老婆的爸爸住院了,要拖到下周才能谈。我有点开始慌了,我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大部分业主卖房开始犹豫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果然,新闻开始铺天盖地的形容北上广和深圳的房价和窜天候一样疯涨,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央行降了基准利率,楼市真的疯了。

接下来几天,只要是有房子在卖,就会有中介带着一群人去看,很多客户连房子都没看清,就已经嚷嚷要签约。最佳状况是,很多业主,会从一堆客户中挑选付款方式最佳的一方签约,但是已经开始有业主坐地起价,10万20万都是常态,大户型坐地起价50-100万的随时可见,买房者和待宰的羔羊一样,任何条件都答应,可很多业主直接放下一堆的客户,说,我还得再考虑一下。

买房的急了,中介急了,卖房的也急了,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以房换房,要换的房在涨价,自己出售的房子也不得不涨价,要换的房子涨价后还不见得能签约,那自己出售的房子涨价后也不敢轻易放手,进入一个怪圈,一个恶性循环。

我和老公真的慌了。

因为我们发现,钱放在手里,就是以10万20万的速度在贬值,如果不立马换成房子,真的是渣渣都不剩。很多人会说,大不了不买房子了,把钱握在手里投资。谁不知道这个道理,可是投资到哪里去呢,股市被套牢,理财收益低,拿出去创业,再好的业绩,可能过了5年,你依然买不起一套心仪的房子。这应该是大部分人的心态了,据我的几个常联系的中介估算,北京的买房者与房源的比例已经达到6:1,也就是大概一套房子有6个人在抢,谁都不想让钱在手里贬值。我开始发现,我们开始看不上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户型,也开始涨价,而且竟然都成交了。

我们彻底慌了。不止我们,手里拿着现金或者打算换房的人都慌了。

我们立马改变策略,不能再考虑大户型了,当断则断,退而求其次,只能转向离我工作地点近的小户型。

业主4:

70多岁的老人,三楼,上楼不方便要换房,中介好说歹说,是同意出售,但是不是立马,他也要再等等,他要等看到合适的房子再出手。这时,同小区出了一个一楼,中介劝他换到一楼去,这样三楼就可以及时出售了,可是老人家依然要再等等。我焦灼的等待着中介的回音,结果三番五次都是再等等。而这时,过了一天时间而已,一楼涨了30万!

[IMG_2153.JPG]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看中另外一套距离、学区和环境都不错的房子,但是我刚要出门去看房,中介打电话说,业主老婆羊水破了,要去医院,房子看不成了,经过业主4,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找了该小区的同户型,虽然价钱高了一点,但是也比没有选择强。

约好和业主谈。

业主5:

三个老北京。一个胡子老长,一个眼睛斜视,一个邋邋遢遢,胡子长的是房主。上来开口就说,我先和你们说一下我的情况。我一听到这句话,头都炸了。果然,又是一样的情况,他们看了3套房子,每套都是坐地起价,而且不签约,所以他们无法立刻出售这套房子,但是可以和我们保证,不涨价,就卖给我们,等他们选好房子后立马和我们签约,胡子老长的大哥一脸信誓旦旦,说这是君子协议。去你的君子协议吧,你是当我是三岁小孩儿吗?中介已经看不下去,把他们劝走了。

这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眼看着又要无功而返。有个中介灵机一动,说,给生孩子的业主打个电话试试吧。而就是这个电话,救了我们。

一个开进口宝马的年轻男士来了。

他说,他刚从医院回来家里给媳妇拿东西,接到中介电话就过来。我们依然没报什么希望,因为这个房主报价低很多,我们正打算等他涨价。没想到的是,中介和他讲价,他竟然同意了!在这种形势下,他不但没涨价还降价。随即感慨,我平时看见微信上的众筹一定会捐款,看见讨饭的一定会给钱,好人还是有好报的。

业主6:

这是最后一个业主,风度翩翩,稳坐如山,说话慢条斯理,只比我们大五岁。他刚买了个1000多万的豪宅,为了改善住房。好吧,同样是改善,我们是从郊区进城,他是直接改善到188平米的豪宅去了。他说,他出售的这套房子当年是花几十万全款买的,所以没有贷款,我算了算,一套房子,他已经净赚了几百万。这可能就是缘分,也可能是他看着我大着的肚子起了怜悯之心,很顺利的签约了。

人贵在知足常乐,在这场浩劫中,能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容易了。我老公说,在北京,每向市里的一环前进一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虽然没有实现我的所有预期,但在这个大形势下,应该知足了。

而谁能想到,发生的这一切,是在9天时间里。

我称经历的这场抢房风暴为浩劫。

它偷走了我一直坚持的信念。一直以来,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的。而这次,让我深深体会到了一种无力感。是一种在巨大漩涡中,你想抽身又不敢,只能随波逐流,任人宰割。我第一次体会到,国家政策的改变,对一个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洗劫。接二连三的毫无规律的新政,可以让几代人的资金灰飞烟灭。并不是你有钱握在手里,就高枕无忧,一个政策的改变,立马让你深陷泥潭。这种因为大环境的突然转向,花钱依然买不到自己心仪东西的无力感,令人心酸。第一次感受到了人制的可怕,没有章法,没有制约,只是根据形势随意变化规则。人民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只能被动应对。这是否就是中国人向来没有安全感的原因,无论什么东西,即使掌控在自己手里,也可能因为一朝一夕的大环境,一无所有。

它给我灌输了投机倒把的种种好处。一直以来,我同样相信,努力工作才是人生最大的切入点,可是,当我看见只比我大5岁的年轻人,因为早买了几年房子,就已经积累到了很多小企业几年的业绩。5年后,人与人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最大差距,竟然不是因为工作努力的结果,而是房子!谁在历史的洪潮中及时出手,谁就坐享其成。和很多搞科研的人聊房子,大家一致认为,这么努力的工作,依然是在生活线上挣扎,而如果一旦抓住了某个机会买到合适的房子,胜过奋斗几十年!真是找不到努力为国家奉献的动力!当房子给年轻人造成这么大的浮躁心理时,我不知该如何评价。

它让我看到了奇怪的社会分层,以房分人,用房产进行的阶级固化。在这场浩劫中,我体会到了普通小市民在底层的挣扎。最上层占有最多房地产资源的人最有话语权,因为他们可以随意变卖房产,并没有其他压力,而且他们可以操纵一些暗处的套现或者其他不为人知的资金积累。而下一层需要换到这一层的买方,则受到制约,如果上层业主涨价,他也只好被动涨价,再下层的买方受到上面两层卖家的制约,已经有些无力感,再下层的买方,基本是任人宰割,而那些努力工作,家里条件不是很好,靠自己攒钱的年轻人们,连任人宰割的机会都没有!何其悲哉!在一线城市,不考虑其他社会因素,竟然可以因为一个房子,将社会分层,这是我从来没有深入想过的事情。一部分人掌握了大量地产资源,并用此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期间并没有实业支撑,而很多人,在事业和实业中奋斗几十年,到头来因为没有掌握良好时机,过着与付出不成比例的生活。课本上教育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在一线城市,蜗牛的背壳——房子,俨然成为第一生产力。

作为一个在象牙塔里读了20几年书,三观极正的28岁年轻人,我越来越看不懂这些朝令夕改的规则。而我已经无力抱怨,因为生活还要继续。

韩寒说,被强奸,既然不能反抗,就好好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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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1, 2016

本轮房价上涨本质:掩护30万亿地方债转移

本轮房价上涨本质:掩护30万亿地方债转移
原创 2016-02-29 原上草 欢迎关注思想内参微信号(youthinking)

·中国房价可以闻到一股雾霾的味道

很多网友在后台留言,希望草哥能就最近火热的楼市谈谈看法。本来不想就这个话题进行评说,中国的楼市和股市,就是两朵中国特色的奇葩,是向老百姓吸血的两大合法工具,其中绑架了太多的利益关系和政治因素,其走势本来就是畸形和变态的。

很多预言房价要暴跌的经济专家,面对节节攀升的楼市,都成了炮灰和先烈,比如中国社科院的那个易宪容,五六年前,就通过晚上观察居民区的亮灯率来判断中国楼市过剩,预言房价要大跌,结果现在都被骂得不敢出来说话了。

像易宪容这样的经济学家,自己在京城有别墅还出来预警楼市泡沫的,算是有点良知,最可恨的是那些说假话的经济学家,比如瑞信某姓陶的首席经济分析师,面对中国经济不断下行的现状,竟然不言不惭地说是因为中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这是典型的为了取悦主政者而说假话了。稍微用屁股想想都知道,面对一个一半以上人口是农民,城镇化率只有50%多,经济增长只能靠盖楼来拉动的经济体,你跟我说这是"后工业化时代"?你不能因为其他工业生产和出口企业都断崖式下跌了,都死得差不多了,留下一点居民消费、网络购物和服务业,比重被动地超过了50%,就说转型成功了,就说我们是"后工业社会了",这是自欺欺人。做经济学家预测错了没关系,但不能厚着脸皮说假话。

继续回到楼市这个话题上。尽管很多唱空楼市的专家都不敢出来说话了,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房子经过这么多年的跨越式发展确实过剩了,现在不管媒体还是官方,习惯用7亿平米来概括当下的楼市存货,但按照北师大教授钟伟的测算,这严重低估了楼市的库存,因为这7亿平米仅是待售面积,如果再加上商品房之外的保障房,公用建筑和单位自建等,那么面积可能超过80亿平米,仅商品房在建和待售就超过50亿平米。

按照2015年全国销售面积10亿多平米算,这些库存要5-7年才能消化掉。

既然房产库存这么庞大,中央政府也在不断强调房产去库存,那为何房价一直降不下来呢?即使是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也丝毫未有松动迹象。学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该还记得有这么一个场景,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水沟,也不让那些穷人喝到便宜和免费的牛奶,这是资本家的本性决定的。中国的地产商比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更加"为富不仁",反正钱是银行的,地是抵押的,盖房的钱是欠着民工的,要死一起死,反正就是捂着不降价。

买房者不买,卖房者不降 ,房产销量持续低迷,房价居高不小,这样的僵持状态大概持续了2014-2015年的2年,库存去不了,土地卖不掉,这时,政府着急了,必须出大招,一方面让让房价稳中有升,一方面刺激买房者要赶紧动手买房,于是有了2016年年初的首付比例下降,税费下降,央妈放水等措施。于是我们看到了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房价的爆发式上涨。

当然,这些都是表象,表象背后的决策逻辑是什么?我们必须搞清楚才不至于雾里看花。草哥不想去预测房价接下来是涨是跌,"泡沫之后必然破裂,没有永远上涨的价格","东京香港房价泡沫破灭了,所以上海北京房价必须破灭",这样的鬼话谁都会说,但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大家都会说"人总会死的"没有意义一样,关键在于你要知道某个人什么时间会死,那才牛X,那你就是先知了。

草哥没有做先知的天赋,所以只能从经济常识和决策者的逻辑来判断这轮房价上涨的本质。在中国,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事件和经济现象背后,都有老大哥的身影,都会体现老大哥的意图和意志,相对市场,老大哥掌握的资源动员能力实在太多太丰富了。2015年的那轮5000点的牛市,就是因为老大哥想借助资本市场,拉升资产价格,以达到振兴实体经济和拉动GDP的目的,但结果失败了。这也说明一个道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虽然老大哥的资源动员能力很强大,但也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成的。

老大哥为何要在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的这个时候发动这轮房价上涨呢?说到底还是因为整个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风险马上要爆发了。经济方面,PPI连续经历48个月的断崖式下跌;占GDP三分之一的外贸出口基本没有了,甚至成了负数;大部分制造业工厂都关闭,钢铁、化工、水泥等重化工业基本全军覆灭;消费在勉强地支撑着,但这只是人们维持基本的生存所必需,随着经济的下滑,消费早晚也会下跌的。

经济方面的下滑必然传导到金融系统,而金融系统的最大危机,不在股市,不在居民住房贷款,也不在企业贷款,而在地方政府债务。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和估算,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概是30万亿左右,这还只是审计数据,而不是财务意义上的数据,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只有天知道。这是一个黑洞,也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处理不当,真有可能爆发系统性风险。除了政府信誉受损之外,整个银行系统都可能崩溃。

而且,这些地方债务90%以上是以政府财政收入信用,或以相应资产收益作为担保或抵押的形式存在,融资对象是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机构。融资渠道包括融资平台贷款、信托融资、城投债等。在平台贷监管收紧后,一些地方变相融资的行为愈演愈烈,不少地方通过信托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发行理财产品、垫资施工等方式变相融资。

如何化解这些风险呢?当时决策者有几种设想,一种是央行直接出钱购买地方政府的债务,印钞票给银行。毫无疑问,这就是赤裸裸的量化宽松,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第二种方案是地方政府和银行商量,债务延期。但延期并不利于债务总量的控制,也许债务会越滚越大,这个方案也被否决;第三种方案就是债务置换,发新债,还旧债,但是时限拉长,利息降低。

现在走的就是第三种方案,2015年的债务置换还比较顺利,一些银行因为第一次跟地方政府过招,都比较听话。但随着债务置换规模越来越大,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也进一步升级。财政部要求2016年地方债置换与新增规模将达到6万亿,三季度前完成置换。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提前置换,可以全部置换。一些地方这些乐了,赶紧把以前五花八门的债务都拿来置换。

但银行也不是傻瓜啊,很多都是上市公司,它们也有利润和绩效考核啊。这时,银行反应过来了,你地方政府这是得寸进尺啊,你违约在先,还不了债务,现在还出个主意要换成利息更低,期限更长的,而且逐渐置换还不行,要求超额提前置换,那我银行肯定不干啊。于是,很多银行在跟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协商说,你不要置换了,还是给你延期吧,利息还是按照原来的。通过条款设计,恩威并用,让地方政府选择延期而非置换,银行其实想走的是第二种方案。

眼看房地产不行了,土地卖不出去了,财政税收逐年下滑,债务成本越来越高,银行又不想债务置换了,这时,地方政府快扛不住了,再僵持下去也不行啊。要知道,95%的省会直辖市是靠土地偿地方债的,一大半的债务要靠土地财政来偿还。为了让债务置换顺利推进,为了让整个风险地雷不被引爆,有高人出了一计:货币放水,拉高或稳定资产价格,营造债务置换的宽松环境。

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1月新增贷款2.51万亿,创历史新高,大部分进入地产和投资领域;紧接着房贷首付比例下降,交易税费下降;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杭州等一线城市房价大涨。

降低首付其实就相当于增加杠杆,为什么在宏观层面降杠杆、去产能、去库存的形势下,要让房地产提高杠杆呢?从周小川在G20上海财长会议上支持房产贷款提高杠杆的表态中,你听出了其言外之意吗?

在整个银行贷款中,房贷是最优质的资产,坏账率最低,这说明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守信用的,他们宁可省吃俭用,整天吃方便面,都不愿意拖欠银行的欠款。操盘者想来想去,只有这块可以用来提高一下杠杆了,于是就各种救市措施纷纷出台。

但我们应该看明白,这次救市,救的不是房地产,而是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的30万亿债务,是政府的信誉和中国整个金融系统。只有房产价格上升了,其他资产价格也跟着上升或保持稳定,抵押品的估价也上升了,政府的土地好卖了,财政税收也上升了,跟银行的议价能力就上升了,债务置换也就顺利了。
很多地方政府的身家性命,都取决于房地产价格,房价一旦下跌,意味着土地价格和其他资产价格也一并下跌,土地卖不出去,抵押品价格下跌,这会导致政府信用违约,银行逼债。接下来的后果大家可以想象,地方政府一旦违约,将纷纷成为被告,信用扫地,这一现象政府愿意看到吗?

有个段子很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经济的这种尴尬:过去24个月里,我们把美利坚曾经奏效的救世良方挨个体验了一遍:1: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刺激需求;2:马歇尔计划的一带一路;3:克林顿的互联网加万众创新;4: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理论;5:里根的供给侧改革,哦还有熔断制;最后又回到我们熟悉而且的房地产拉动经济上……

只不过,老大哥的这一如意算盘,被市场充分利用了,一些房地产中介不惜做起了房产做市商的事情,搭建金融平台,勾结一些企业,通过拉高房价向银行骗取低息贷款,以缓解资金压力,你政府敢放3倍的杠杆,我就敢放到5倍、10倍,结果是促使房价迅速拉高。这一结果显然是老大哥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任何疯牛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断崖式下跌,中国经济能承受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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