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战争

2012年2月3日，全球著名内存生产厂商镁光科技的CEO史蒂夫·阿普尔顿（Steve Appleton），在美国爱达荷州的波伊西(Boise)的一个航空展上，驾驶着一架Lancair IV-PT螺旋桨飞机，给观众们做表演。起飞后不久，飞机失去控制，紧急降落失败，直接栽向地面，当场坠毁，CEO享年51岁。

喜欢玩心跳的CEO挂了，镁光股价倒是没怎么跌，大洋彼岸的一个叫坂本幸雄(Yukio Sakamoto)的日本人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上飞机前，阿普尔顿刚刚跟他谈完一份儿秘密协议，对于坂本幸雄担任社长的日本内存巨头尔必达来说，这份协议就是就保命书。

尔必达是日本芯片行业的"国家队"， 由日立、NEC和三菱的内存制造业务合并而成，一度风光无限。但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内存行业过剩，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加上韩国厂商的挤压，尔必达经营不断恶化。尽管日本政府多次救助，仍然无法挽救，到了2011年底，尔必达已经积累了天量的负债和亏损。

全世界的银行都喜欢晴天借伞雨天收伞。尔必达债主一堆，纷纷抽贷，政府背景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出面协调，提出了给予续贷和注资的唯一条件，就是在2012年2月底之前，引入一家大型内存厂商做战略股东，否则只能撒手不管。而当时有这个资格接盘的已经剩不到几家，抛开死敌韩国人之外，只剩镁光。

坂本幸雄跟史蒂夫·阿普尔顿谈了几个月，关键条款都已经谈成了，结果天雷滚滚，在离deadline仅剩下二十多天的时候，喜欢赛车、跳伞、飚飞机、水肺潜水的阿普尔顿求锤得锤，入股的事情则无限期推迟，根本没有plan B的坂本幸雄欲哭无泪。2012年2月27号，尔必达宣布破产。

一个产业的运数，跟所谓国运一样，往往都带着些诡异的偶然性。

01

尔必达破产的2012年，对日本制造来说，是个倒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的电子产业全线崩溃。首先，半导体领域除了尔必达破产之外，另外一家巨头瑞萨也陷入危机；其次是松下、索尼、夏普三大巨头的亏损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6万亿日元；最后是整体电子产业的产值，只有12万亿日元左右，还不到2000年时（26万亿）的一半。

日本"失去的十年"，通常是指1991年泡沫破灭之后的十年。但从91年开始，日本的两个产业却仍然逆势而上，是泡沫破灭之后支撑日元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关键。这两个产业，一个是汽车，一个是电子。1991年NHK特意做了一期节目，叫做《电子立国—日本的自传》，将电子和汽车行业并列，把索尼松下等公司摆出来历数家珍，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汽车和电子的产值仍然势均力敌，之后两者分道扬镳。汽车行业继续出海征战，丰田本田日产在全球的地位稳步上升。但电子产业则每况愈下，不仅产值在10年之间就减少一半，2013年更是出现了贸易逆差，曾经无比强大的日本电子产业，出口额竟然少于进口额，令人难以想象。

但是，尔必达的破产，除了跟日本制造大环境有关外，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过山车式的内存价格波动。电子产品通常给人的印象是每年都会降价，每年花同样的钱，可以买更好的东西。但内存行业却清新脱俗，价格走势跟化工品类似，强周期性，大起大落，涨起价来数钱数的全身颤抖，杀起价来丧心病狂连自己都往死里砍。

强周期性行业，通常都会有这么几个特点：1. 产品标准化程度高，用户粘性弱，谁的便宜买谁的；2. 行业具备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能够有效摊低成本；3. 重资产，折旧巨大，一旦投产没法停，亏本也要硬着头皮生产，起码还有现金流； 4. 行业格局尚不稳定，没有价格同盟，涨价时厂商都想疯狂扩产搞死对手，低谷时通过破产兼并来实现去产能。内存符合上述全部特点。

内存的正式名字叫做"存储器"，是半导体行业三大支柱之一。201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为3400亿美金，存储器就占了768亿美元。对于你身边的手机、平板、PC、笔记本等所有电子产品来说，存储器就类似于钢铁之于现代工业，是名副其实的电子行业"原材料"。如果再将存储器细分，又可分为DRAM、NAND Flash和Nor Flash三种，其中DRAM主要用来做PC机内存（如DDR）和手机内存（如LPDDR），两者各占三成，尔必达做的，就是DRAM。

DRAM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周期循环，玩家从80年代的40~50家，逐渐减少到了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五家，分别是：三星（韩）、SK海力士（韩）、奇梦达（德）、镁光（美）和尔必达（日），五家公司基本控制了全球DRAM供给，终端产品厂商如金士顿，几乎没有DRAM生产能力，都要向它们采购原材料。按照常理来说，格局已经趋稳，价格战理应偃旗息鼓，可惜的是，韩国人并不答应，尤其是三星。

三星充分利用了存储器行业的强周期特点，依靠政府的输血，在价格下跌、生产过剩、其他企业削减投资的时候，逆势疯狂扩产，通过大规模生产进一步下杀产品价格，从而逼竞争对手退出市场甚至直接破产，世人称之为"反周期定律"。在存储器这个领域，三星一共祭出过三次"反周期定律"，前两次分别发生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让三星从零开始，做到了存储器老大的位置。但三星显然觉得玩的还不够大，于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第三次举起了"反周期"屠刀。

2007 年初，微软推出了狂吃内存的Vista操作系统，DRAM厂商判断内存需求会大增，于是纷纷上产能，结果Vista 销量不及预期，DRAM 供过于求价格狂跌，加上08 年金融危机的雪上加霜，DRAM 颗粒价格从2.25 美金雪崩至0.31 美金。就在此时，三星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动作：将2007 年三星电子总利润的118%投入DRAM 扩张业务，故意加剧行业亏损，给艰难度日的对手们，加上最后一根稻草。

效果是显著的。DRAM价格一路飞流直下，08年中跌破了现金成本，08年底更是跌破了材料成本。2009年初，第三名德系厂商奇梦达首先撑不住，宣布破产，欧洲大陆的内存玩家就此消失。2012年初，第五名尔必达宣布破产，曾经占据DRAM市场50%以上份额的日本，也输掉了最后一张牌。在尔必达宣布破产当晚，京畿道的三星总部彻夜通明，次日股价大涨，全世界都知道韩国人这次又赢了。

至此，DRAM领域最终只剩三个玩家：三星、海力士和镁光。尔必达破产后的烂摊子，在2013年被换了新CEO的镁光以20多亿美金的价格打包收走。20亿美金实在是个跳楼价，5年之后，镁光市值从不到100亿美元涨到460亿，20亿美元差不多是它市值一天的振幅。

举国之力扶持一个领域，从积弱到反超，中国体育只能算入门级，韩国人才是祖师爷。

02

2012年初尔必达破产之后，DRAM颗粒价格并没有马上涨起来，而是继续盘整到了下半年，之后价格才开始飙升。到了2013年10月份，DRAM价格已经比尔必达破产时的价格整整高了一倍。三家寡头在2013-14年过了两年好日子，在15年又开始重新一波扩产，造成了短暂的供过于求，DRAM价格又开始了一轮下跌，一直跌倒2016年年中，但这次下跌，对三个寡头来说，远远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2016年下半年，新投放的产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而市场的需求还在快速增长。DRAM产能之前有三成供给手机，而随着手机厂商在内存上打起了"军备竞赛"，接近60%的DRAM产能被手机吃掉，尤其到了手机备货旺季的三季度，DRAM全面缺货，价格不断跳涨，PC用的内存条也就跟着水涨船高，摇身变成了"理财产品"。

最近，有这么一个段子："2016年开网吧，买了DDR4 8g内存条400多根，一根180快块钱。今年2017年，网吧赔了10多万，昨天我把网吧电脑全卖了，二手内存条卖500一根，居然赚回了我开网吧的钱。"

段子不知真假，但内存条的涨价，已有疯狂的态势。目前一根DDR4 8G台式机内存，已经 涨到了900元，而在2016年年中，同样的产品才卖200元左右。有微博网友算了一下，目前一根入门级DDR4 16G内存 = 28英寸4K显示器 = I5处理器主板套装 = 512GB 960EVO固态 = 索泰超频GTX1060显卡。如果再这样涨下去，恐怕连《绝地求生》都玩不起了。

除了DRAM之外，存储器另外一个领域NAND Flash，也面临类似的情况。NAND Flash市场的玩家，有三星、东芝/闪迪、美光、SK 海力士，四家总共占市场99%份额。相比DRAM市场，多了一个东芝/闪迪。NAND Flash主要用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手机的闪存，另外一个是固态硬盘SSD，这两个领域，都是飞速增长的领域，带动NAND价格也一路飙升。

Nor Flash市场比较特别，虽然价格也在涨，但逻辑却不太一样。在功能机时代，手机对内存的要求不高，Nor Flash凭借着NOR+PSRAM的XiP架构，得到广泛应用。但到了智能机时代，大量吃内存的APP涌现，NOR的容量小成本高的缺点就暴露无疑，逐渐被NAND给取代，市场不断萎缩，三星、镁光、Cypress等公司都逐步退出NOR市场。

但就在各大厂商关停Nor产线的同时，Nor却迎来了第二春。最主要的是AMOLED屏幕需要带一块Nor Flash来做电学补偿，AMOLED显示屏的渗透率正在加速，尤其是苹果采用了之后，所以Nor的需求就一下子被带动起来。然而，镁光等公司已经把一只脚迈出去了，也懒得再重新开产线，导致市场的Nor供应有限，一群小厂商因此受益，如台湾的旺宏、华邦，以及大A股的明星兆易创新。

应该说，Nor市场太小，存储器主要战场还是在DRAM和NAND上，而这两个领域的格局已经很稳固，三星、镁光、海力士，外加一个四处卖身的东芝。三星要想再通过"反周期定律"消灭对手，已经很难了，既然无法消灭对手，自损八百的自杀式冲锋就不会再重现。最大的可能是：存储器价格随着供给/需求的变化而进行短周期波动，但行业将长期维持暴利状态。

问题在于，这么赚钱又好玩的局，怎么能少了我们中国人？

03

在尔必达2012年破产的那个早春，紫光的赵伟国正在福建莆田搞一个叫做萩芦山庄的地产项目，存储器领域的巨变，似乎与他无关。恐怕他自己都不会想到，5年后，他会喊出"10年内成为全球存储器行业前五"的口号。

但情况在第二年就有了变化。2013年，紫光并购展讯，第一次将脚踏进了半导体领域，2014年，在没有发改委"小路条"的情况下，又从浦东科投手中抢来了锐迪科。赵伟国将两家企业塞进一个控股公司中，起名为"紫光展锐"，并顺利拉来了Intel的15亿美金的入股，投后估值75亿美元。相比收购两家公司花的27亿美元，赵伟国赚了他发家后最大的一桶金。

紫光完成收购锐迪科的2014年，行业里的空气突然变得炽热和躁动，但极少人会意识到，2014年会被后人称为中国半导体"元年"。在这之前，十几位院士专家上书中央，要求国家倾力支持半导体发展，并获得来自最高层的积极回复，到了9月份，规模达千亿的国家级基金挂牌成立，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它将彻底改变中国乃至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生态。

每年进口数百亿美金、国产化近乎为零的存储器行业，自然首先进入到了各路资本的视野中来。但即使跋扈如赵伟国者，也不敢直接对站在无数尸体上的三星海力士发起挑战，而是采取迂回方式，对实力偏弱的镁光发起了要约收购，报价230亿美金，溢价19%。假如收购成功，按照镁光昨天的收盘价，镁光市值超过460亿美元，这笔交易浮盈将超过一倍。

这并非是中国资本第一次试图收购海外半导体公司。早在2012年，联想系的弘毅投资曾经联合TPG，竞购破产后的尔必达。如果收购成功，对于缺乏核心技术和零部件的联想来说意义重大，可惜功亏一篑。自此，弘毅再也没有围绕着联想系的主业做产业链并购的尝试，而经常跃入眼球的投资案例，是Pizza Express和西少爷肉夹馍。

紫光对镁光的要约收购，毫无悬念地被美国政府挡了回来，赵伟国也并没有赚到200亿美金的浮盈。当然，镁光还多此一举，向外界保证"三年内不会在大陆建立晶圆厂"，这无疑激怒了掌握巨额资金的赵伟国们，既然走捷径不成，那只能自己从头做。于是，长江存储、合肥长鑫、福建晋华三大存储器项目破土动工，长江南北一片大干快上赶英超美的架势。

三星的"反周期定律"在别的国家可能很难被复制，但在大陆这里，只会被玩儿的更加纯熟。例如，三星和LG通过反周期投资，成功的将日本面板产业打垮，大陆政府有样学样，通过多年的输血和补贴，终于拿钱砸出了一个京东方。因此，在存储器领域，大陆也有了道路自信，但相较于面板行业，存储器项目技术门槛更难，面临的对手也更强大。

针对火热的行情以及大陆资本的进入，三星海力士镁光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扩产，在这一轮暴涨中，这些公司也储备了足够多的粮草和弹药，来欢迎新的玩家的进入。可以预见的是，大陆存储器项目达产之日，就是内存再次杀到现金成本甚至材料成本的日子，这个时间可能会是在2019年左右。届时，现在抱怨内存条太贵没法流畅吃鸡的同学，不妨多买几根屯着。

以前有人揭示过一个规律：很多产业，首先被美国人发明出来，美国人赚了一波钱后，产业基本上就在日本、韩国、大陆、台湾这四个地方转圈。这四个玩家如同在打一桌麻将，互相斗的吐血，但却轮流胡牌，最后反而把麻将圈外全世界人的钱给赚走了。这条规律最适用的，恐怕就是电子行业。

回到本文的开头，尔必达的末代社长坂本幸雄，在尔必达破产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写了一本书，叫做《非情愿的战败》，书名反映内容。二是来到了中国，试图利用中国的资金东山再起。坂本幸雄成立了一家叫Sino King Technology的DRAM设计开发公司，Sino=中国的，King=王，SKT在中国找的第一个合作方，就是斥资72亿美元的合肥长鑫存储器项目。但显然，手握资本的地方政府，已经过了对外国专家言听计从的年代，在本土人才崛起、海外人才流入的大背景下，70岁的坂本幸雄，代表日本最后一代半导体人才，恐怕未必会是他们的首选。

所以，无论是产业的命运，还是国家的命运，是偶然也是必然，是周期也是轮回，中日韩三国的产业恩怨，还没有翻到结束的那章。

欧洲保守派知识分子巴黎发表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

【译者按】2017年10月7日，欧洲十位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以九种语言同时发布一份联署声明（https://thetrueeurope.eu/），表达了他们对目前欧洲危机的看法，以及对欧洲未来的原则性构想。这份声明是否能如签署者所愿对欧洲公共讨论产生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我们翻译这一文本，旨在提供当前欧洲思想界一种相对边缘的立场和观点。这种声音的出现，及其或沉寂或喧哗的后续效应，都会折射欧洲思想与政治的复杂局面与前景，也是对学院派的保守主义思想是否对欧洲政治仍具影响潜力的某种检测。（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2017年5月，一群保守派学者和知识分子在巴黎聚谈，他们因为对欧洲政治、文化和社会时局——尤其是对欧洲精神与想象的共同关切而走到一起。在幻相、自欺与意识形态扭曲中，欧洲正在把自身的文明遗产挥霍殆尽。
这场聚谈并非碌碌无为的哀叹，也无意于在汗牛充栋的"西方没落"文献库中增添另一部书卷，与会者们相信以公开方式发表一篇正式声明的意义更为重大。他们表达了对"真正的欧洲"（the true Europe）的拥护，并且认为这一做法可以被所有人予以理性认可。在完成这项行动中，首先要做的是对"真正的欧洲"提供一份解说，它被掩盖在我们时代的各色时髦的抽象中。
聚谈的最后成果就是这篇《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这份《巴黎声明》呼吁人们重新理解并激赏欧洲真正的个性。同时，它也意在邀请欧洲民众积极打捞我们欧洲传统中的最好遗产，共同建构一个充满安宁、朝气和高贵的未来。
请藉由这份宣言与我们握手。
2017年10月7日
巴黎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
签署人
Phillipe Bénéton (France)
法国著名政治理论家，生于1946年，供职于雷恩大学和天主教高等研究院，讲授马基雅维利、托马斯·莫尔、伊拉斯谟等经典作家，最新著作《西方道德的败坏》（Le dérèglement moral de l'Occident，2017）。
Rémi Brague (France)
法国哲学史家、随笔作家，生于1947年，精通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阿拉伯、犹太与基督教思想史，供职索邦，并曾兼任慕尼黑大学哲学系主任，法兰西学院（Institut de France）院士，著述丰厚，最新作品《人的统治：现代方案的起源与挫败》（Le Règne de l'homme: Genèse et échec du projet moderne, 2015）。
Chantal Delsol (France)
法国哲学家、政治史家、小说家，生于1947年，隶属马克斯·韦伯学脉，供职马恩—拉瓦雷大学，"汉娜·阿伦特研究院"（1993）创办人，著述丰厚，服膺"联邦制"，认为这一制度植根于天主教秩序与日耳曼民族的巴洛克文化母体中，代表作《民粹主义：对不可辩护者的辩护》（Populismos: Una Defensa De Lo Indefendible, 2013）、《不正义的正义：驳国际法的暴政》（Unjust Justic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
Roman Joch (Česko)
捷克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布拉格智库"公民研究院"（Občanský institut）执行主任，生于1971年，在政治哲学、国际关系与国家安全领域发表众多著作，曾供职捷克外交部的学术咨询委员会（2006）、副总理Alexandr Vondra的政策助理（2009）、总理Petr Nečas 的人权与外交政策助理（2010-2012）。
Lánczi András (Magyarország)
匈牙利政治哲学家，生于1956年，供职考文纽斯大学（Corvinus University, Budapest），担任该校政治科学与哲学研究所主任，著作论题涉及政治智识、命运-遗产、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中的传统与现代性等，在复兴匈牙利与欧洲保守政治思想方面，他贡献甚巨。
Ryszard Legutko (Polska)
波兰哲学家与政治家，生于1949年，杰格隆尼大学（Jagellonian University）古代哲学与政治理论教授，精研柏拉图对话，著述丰厚，最新作品《民主中的恶魔：自由社会中的极权主义诱惑》（The Demon in Democracy: Totalitarian Temptations in Free Societies，2016），波兰政治哲学研究中心创办人，曾入选波兰参议院（2005），出任波兰教育部长（2007），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2007-2009），欧洲议会成员，波兰"无形学院"（Collegium Invisibile）院士。
Sir Roger Scruton (United Kingdom)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作家，生于1944年，著名保守学刊The Salisbury Review主编，著述等身，代表作《保守主义的意义》（1980），于1998年被哈维尔总统授予捷克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2016年，受封骑士，表彰其在哲学与公共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现执教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与圣安德鲁斯大学。
Robert Spaemann (Deutschland)
罗马天主教哲学家，生于1927年，"里特尔学派"（Ritter School）成员，精研基督教伦理，在生物伦理、环保与人权领域建树颇丰，深受教宗本笃十六世肯认，最新作品《卢梭：人与公民，现代人的悖境》（Rousseau – Mensch oder Bürger. Das Dilemma der Moderne，2008）。
Bart Jan Spruyt (Nederland)
荷兰历史学家、记者、作家、保守主义思想领袖，生于1964年，早年研习神学、历史与法学，现供职鹿特丹自由大学，讲授教会史，"埃德蒙·伯克基金会"创始人，反对欧洲宪法，2006年曾撰写"保卫西方：新保守主义与对新丘吉尔的持续需求"。
Matthias Storme (België)
比利时著名律师、学者与保守派哲学家，生于1959年，其家世传承在政治与学术领域拥有显赫记录，现供职鲁汶大学。

声明正文

1. 欧洲是我们的家园。欧洲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欧洲。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家园；这是我们唯一的家园。我们挚爱欧洲，这无须解释，我们对欧洲的忠诚亦毋庸辩护。它关乎我们共同的历史、希望和爱；关乎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以及那些悲怆和痛苦的时刻；也关乎那些激动人心的和解经验，以及一份对于美好未来的承诺。普通的风景和事件灌注着特殊的意义——它属于我们，与别人无关。无论我们经历过多少的流浪，家是一个让人感到亲切，让我们感到被认可的地方。这就是真实的欧洲，我们的珍宝，无可替代。
2. 一个虚假的欧洲正在威胁着我们。欧洲的丰饶和伟大正在因为它对于自身的误解而受到威胁。这个虚假的欧洲把自己想象成我们文明的完成形态，但实际上将毁掉我们的家园。它企图夸大和扭曲欧洲真实的美德却对自身的恶习视而不见。它沾沾自喜地换取了历史的片面缩影，针对我们的过去展开不可一世的攻击。它的支持者们自愿成为无家可归的弃儿，并且他们以此为高尚之举。通过这种方式，虚假的欧洲把自己歌颂为一个普世共同体的先驱，但事实上，它既谈不上普世，更称不上是一个共同体。
3. 虚假的欧洲是虚幻的和专横的。虚假欧洲的支持者受惑于一种对进步的必然性的迷信。他们相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这种信念使其变得傲慢和轻蔑，也没有能力去承认他们正在建构的所谓"后民族"、"后文化"的世界存在着各种缺陷。更有甚者，对于他们和我们共同珍视的体面人性的根源，他们无从知晓。他们无视甚至攻击欧洲的基督教根基。同时他们花费巨大精力去防止对穆斯林的冒犯。他们妄想穆斯林将会愉快地采纳他们的世俗主义与文化多元图景。这个虚假的欧洲在偏见、迷信和无知中沉陷，被虚荣和自鸣得意的乌托邦幻景刺瞎了双目，并且反过来扼杀对它的任何异议。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自由和宽容为名。
4. 我们必须捍卫真实的欧洲。我们正在接近一条死胡同。对于欧洲未来的威胁既非俄罗斯的冒进，亦非穆斯林移民。真实的欧洲正处在危险之中，是因为虚假的欧洲正在以令人窒息的权力扼杀我们的想象力。对欧洲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的幻想和自我欺骗，正在掏空欧洲各族及其共同文化。我们誓言抵抗这种危及欧洲未来的威胁。我们将守护、维持并捍卫真实的欧洲，那个我们真正以身相许的欧洲。
5. 团结一致和公民忠诚鼓舞着我们积极参与。真实的欧洲期待和鼓励积极参与共同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欧洲的理想是团结一致，它基于对一种法律体系的同意，该体系审慎节制，适用于所有欧洲民族。然而，这种同意并不总是以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来实现，在更为根本的层面，公民忠诚传统反映着我们对自身政治与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同意，不管它采取何种形式。在过去，欧洲人努力使我们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向普罗大众开放，而且我们也公正地以这段历史为荣。他们在这种行动过程中，甚至在公开的反叛中，依然热情地肯定这块大陆属于我们欧洲人，即使他们的事业染指不义，甚或一败涂地。献身变革使得欧洲成为一块寻求更高正义的地方。这种进步精神产生于我们对家园的热爱和忠诚。
6. 我们不是被动的屈服者。欧洲统一的精神让我们能够在公共广场上信任彼此，即便我们是陌生人。欧洲乡镇和城市中的公园、中央广场以及宽广的林荫大道展现了欧洲政治的精神：我们分享着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事务（res publica）。我们自认为有义务承担起对于我们社会未来的责任。我们不是权力统治下的消极服从者，不管它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专横的历史暴力也不会令我们屈服。成为欧洲人意味着拥有政治和历史的能动性。我们是自身共同命运的书写者。
7. 民族国家是欧洲的标志。真实的欧洲是欧洲各国族的共同体。我们拥有各自的语言、传统和边界，但我们仍然承认相互间的亲缘关系，即使在我们身陷分歧甚至战争。这种多元一体（unity-in-diversity）看起来像是欧洲的自然格局，但实际上，它既不是自然的，也并非必然的，这一点使得它既非凡特异，又弥足珍贵。"多元一体"最常见的政治形式是帝国，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的数个世纪里，这一形态被欧洲的武士君主们不断地重造。帝国形态的诱惑始终存在着，但民族国家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政治形式致力于把民族性和主权联结在一起。民族国家因此成为了欧洲文明的标志。
8. 我们不为强加于人的强制统一而站台。民族共同以自我统治为荣耀，它常常炫耀自身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民族成就，并与其他国族展开竞争，包括角逐沙场。这些活动伤害了欧洲，有时甚至非常严重，但欧洲文化的统一性从来没有因此受到伤害。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随着欧洲各民族国家渐趋巩固并凸显其独特性，一个共同的欧洲认同变得更为强大。二十世纪上半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杀戮之后，我们以更强大的决心去光耀我们共同的遗产。这确证了作为一种正当意义上的世界级文明的欧洲的深度和力量。我们并不谋求帝国式的强加于人的大一统。相反，欧洲的世界主义认为，对国家的热爱和公民的忠诚可以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9. 基督教促进了文化的统一。真实的欧洲曾经以基督教为标记。基督教会普世的精神帝国在没有援引政治帝国的协助下，为欧洲提供了文化上的统一性。这一点使得一种特殊的公民忠诚得以在共同的欧洲文化中生长壮大。那种被我们称为公民社会的独立自主成为欧洲生活方式的标志性特征。此外，基督教福音书并没有发布一种统一性的神圣律法，因此，多样化的欧洲各国内部的世俗法律得到承认和尊崇的同时，我们欧洲的统一也并没有受到损害。并不意外的是，随着欧洲基督教信仰的衰落伴随而来的是建构政治统一的重新尝试——一个金钱和律法的帝国，其中覆盖着一层伪宗教的普世主义滥情，这就是欧盟正在营建的东西。
10. 基督教根基滋养着欧洲。真正的欧洲肯定每一个个体的平等尊严，无论性别、等级或是种族。这也是从我们基督教的根基中生长出来的。我们的绅士德性是一项明确无误的基督教遗产：公正、怜悯、仁慈、宽容、和解、仁爱。基督教彻底变革了男女间的关系、珍视爱情以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保持相互的忠诚。婚姻的纽带让男人和女人都能在交流中共同成长。我们所作的大部分牺牲都是为了我们的伴侣和孩子。这种自我奉献的精神也是另一项由基督教献给我们所钟爱的欧洲的遗产。
11. 古典的根基鼓舞着卓越的德性。真实的欧洲同样也在古典的传统中获得灵感。我们通过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作品来认识我们自己。作为欧洲人，我们努力成就伟大，这是古典德性中的王冠。在很多时候，这引发了为获取霸权而展开的暴力竞逐，但在其最好的状态下，它启发了欧洲的男女为追求卓越而在音乐和艺术工作中造就无与伦比的美，同时也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成就了众多非凡突破。在真实的欧洲，节制镇定的罗马人的严肃德性、公民参与的荣耀以及希腊人的哲学探究从没有被遗忘。这些遗产同样也是我们的。
12. 欧洲是一项共同的事业。真实的欧洲从来都不是完美的。虚假欧洲的支持者们在寻求发展和改革方面没有错。1945年和1989年以来这两段时间，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这是我们应该珍视和敬重的。我们共同的生活是一项行进中的事业，而非一项僵化的遗产。欧洲的未来有赖于更新对我们最佳传统的忠诚，而不是在似是而非的普世主义中遗忘历史和自暴自弃。欧洲并非起始于启蒙运动。我们所衷爱的家园并不会以欧洲联盟的形式终结。真实的欧洲是，而且永远将会是一个多个国族组成的共同体，它们曾经老死不相往来，有时候甚至非常剧烈的彼此孤立，但始终被同一种精神遗产所联结，藉此，我们欧洲人才可以在一起争论、进步、分享以及互相关爱。
13. 我们正在失去家园。真实的欧洲到了危险的时刻。人民主权的成就、对帝国的抵制、能够兼容公民爱欲的世界主义、基督教遗产下的人道以及有尊严的生活、古典传承在现实中的参与——这些都渐行渐远。当虚假欧洲的支持者们营建着普世人权的基督教天国赝品的时候，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家园。
14. 虚假的自由盛行于世。虚假的欧洲吹嘘着一种史无前例的对于人类自由的承诺。然而，这种自由非常片面。它自我推销，声称要从所有限制中谋求解放：性自由、自我表达的自由、"做自己"的自由。1968年的革命一代把这些自由视为对一种曾经神通广大并包含压迫势力的文化霸权的胜利。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们的僭越行为被称赞为高尚的道德成就，全世界都应该为此感恩戴德。
15. 个人主义、孤独和虚无被广泛散播。然而，对于欧洲的年轻一代，现实表面的镀金少得可怜。放荡和享乐常常导致人生的倦怠和虚无感的沉陷。婚姻的纽带变得脆弱易断。在性自由的海潮鼓荡下，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建立家庭的深层渴望常常受到挫败。一种挫败我们内心深处渴望的自由变成了我们的诅咒。我们的社会似乎沦入个人主义、孤独和虚无之中。我们并没有赢得自由，相反，我们落入了消费文化和媒体文化所制造的空洞的盲从与单一中。我们有责任说出其中的真相：1968年的一代只知道摧毁，但毫无建树。他们制造了一个真空，现在被社会媒体、廉价旅游和色情文学所充斥。
16. 我们正在被规制、管控。有人在吹嘘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与此同时，欧洲人的生活却越来越广泛地被规制。规则统治着我们的工作关系、商业决定、教育资质，以及我们的新闻与娱乐媒体。并且，当今的欧洲更试图收紧针对言论自由的既有规则，要知道，这是一种欧洲专属的自由，一种事关个人信仰的公开表达的自由。这些限制所针对的并非是公共生活中的淫秽话语或其他对体面之辞的攻击。相反，欧洲的统治阶级希望对公开的政治言论进行限制。关于伊斯兰和移民问题，那些想要就"难以启齿的真相"而发声的政治领袖们，在法官面前怯步了。政治正确施加了强有力的禁忌，后者将那些对现状的挑战视为非法越界。虚假的欧洲并不真正鼓励一种自由的文化。它提倡的乃是一种由市场所驱动的同质性文化，以及政治上强制的统一性。
17. 多元文化主义不靠谱。虚假的欧洲同样吹嘘一种对平等的前所未有的承诺。它宣称要消除歧视、包容所有种族、宗教与身份。的确，它有了真正的进展，然而一种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也在欧洲身体上扎根了。在过去的那一代，欧洲曾经谋求多元文化主义的宏大规划。——以至于连要求甚或是增进穆斯林新进移民归化入我们欧洲的风俗习惯——更不用提我们的基督教了——这一行为都被判为粗暴的不正义。人们告诉我们，鉴于对平等地承诺，我们务必要放弃任何暗示我们的文化更加优越的信仰。矛盾的是，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事业尽管否认欧洲的基督教根基，却以一种夸张得难以实现的形式冒用了基督教的普世仁爱观念。它要求欧洲人以圣母的标准去牺牲掉自我。欧洲家园的被殖民、欧洲文化的覆灭，这就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欧洲21世纪的伟大荣耀，——欧洲人的集体牺牲，换来的是某种新颖的和平与繁荣的全球共同体。
18. 败坏的良心在滋长。在这一新思维中掺有大量败坏的良心。毋庸置疑，我们统治阶层当中的大多数都认定了欧洲文化的优越性，但它并不能在公共领域中以可能冒犯到移民们的方式得到认肯。基于那样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同化将会自然而然地快速发生。欧洲统治阶层假定，通过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他们"必然会变得像"我们"一样。——相反的轨迹则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对欧洲帝国主义旧思维的富有讽刺意味的回声。与此同时，官方的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被用来对付那些不幸的然而却是"短暂"的文化冲突。
19. 技术专家的暴政在蔓延。还有更糟糕的，一种更黑暗的信念在起作用。过去的那一代，我们统治阶层中越来越庞大的部分认定，其自身利益在于加速的全球化。他们希望建立各种他们能够控制的、免于民众主权麻烦的超国家机构。越来越清楚的是，欧盟内部的"民主赤字"绝不仅仅是一种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救治的技术问题。毋宁说，这种赤字是一个根本性的承诺，并得到了积极的维护。无论是通过被假定的经济必要性，还是自主发展起来的国际人权法而获得正当性，欧盟机构里的超国家官员们，剥夺了欧洲的政治生活，以一个技术性的答案来回应所有的挑战，这个答案就是：不存在其他选择。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柔软却日益真实的暴政。
20. 虚假的欧洲是脆弱和无能的。尽管其党派势力竭尽全力在加固种种舒适的幻象，虚假欧洲的傲慢自大如今变得昭然若揭。首先，这个虚假欧洲所暴露的虚弱超过任何人的想象。大众娱乐与物质消费并不能支撑起公民生活。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剥夺了更高的理想，挫伤了对爱国骄傲的表达，我们的社会如今很难召唤保卫自身的意志。其次，公民信任与社会凝聚并没有被包容的修辞或者由巨型国际企业所主宰的非个人经济体系所复苏。另外，我们必须坦言：欧洲的社会正在被严重损耗。只要睁开双眼，我们就会看到政府权力、社会管理和教育灌输日渐增长的使用。不仅仅是伊斯兰的恐怖才让全副武装的士兵遍及我们的街道。防暴警察如今还必须用来镇压暴力性的反建制抗议，甚至还用来管制那些成群醉酒的足球迷。我们足球信徒们的那种狂热是一种绝望迹象，来自对团结的深切人性需求，一种在这个虚假欧洲未能满足的需求。
21. 一种弃绝的文化已然生根。可叹的是，欧洲的知识分子阶层同属于虚假欧洲自负者的首要意识形态党派。毫无疑问，我们的大学是欧洲文明之荣耀的一部分。但是，大学这曾是努力将过去时代的智慧传给每个新一代的地方，如今却大多将批判性思考等同于头脑简单的对过去的弃绝。欧洲精神的指导方针一直是智性诚实与客观性的严格训练。然而经过最近的两代人，这一崇高的理想已被转变。曾经致力于让心灵从主导意见的暴政获得自由的苦修主义，已然变成了一种时常自鸣得意且毫无反思的敌意，这种敌意针对的是属于我们自身的一切。这种文化弃绝的立场所起的作用是可以用一种廉价且容易的方式成为"批判的"，它在过去的这一代中不断地在演讲大厅被排练，变成了一种教义、一种教条。而加入宣讲这一信条则被当作是"启蒙"的标志，是在精神上获选的体现。结果，我们的大学如今成为时下文化毁灭的积极能动者。
22. 精英们傲慢地炫耀他们的德性。我们的统治阶层正在推进人权的发展。他们还在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努力。他们正在规划一个更加全球性整合的市场经济，并协调税收政策。他们监视着推进性别平等的进步过程。他们正在为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情！那么，他们用何种机制来占据官职又有什么要紧？如果欧洲民众对他们的行政事工产生更多的怀疑又有什么要紧？
23. 另类选择是存在的。那种逐渐增长的怀疑完全是合理的。如今，欧洲被一种毫无目标的物质主义所支配，这种物质主义似乎无法激励男女们去组建家庭和生养孩子。一种弃绝的文化剥夺了下一代人的身份认同感。在我们各个国家中，有些国家出现了一些地区，在那里穆斯林过着一种非正式的自治生活，不遵循当地的法律，好像他们更像是殖民主义者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同胞成员。个人主义使我们彼此隔绝。全球化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前景。我们的统治阶层当受到挑战时就会说，他们不过是在努力去调解不可避免的事情，去适应无法阻挡的必然之事。没有其他可能的道路，而抵抗是不理性的。事情只能如此。那些反对者会被说成是在经受怀旧伤感，他们因此就应受道德谴责，被当作种族主义者或是法西斯主义者。随着社会分裂与公民之间的不信任变得愈发显著，欧洲的公共生活变得更加激愤，也更加针锋相对，而无人知晓何处才会是个尽头。我们绝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需要摆脱虚假欧洲的这种暴政。
24. 我们必须抵御假造的宗教。这项复兴的事业将以神学的自我认知为开端。普世主义者以及虚假欧洲的普世化自负，暴露了这是一种假造的宗教事业，包含着强烈的教义承诺——以及革出教门。这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使欧洲作为一个政治体陷入麻痹无力。我们必须坚持，宗教渴望适存于宗教的领域，而非政治的领域，更不用说官僚行政领域。为了恢复我们政治和历史的能动性，欧洲公共生活的再世俗化是势在必行的。
25. 我们必须恢复真正的自由主义。这将要求我们宣布放弃那种虚伪的语言，那种逃避责任并助长意识形态操纵的语言。谈论多样性、包容性和多元文化主义是空洞的。这种语言通常被用来将我们的失败描述为成就。社会团结的瓦解"实际上"变成了欢迎、宽容和包容的标志。这是一种营销语言，一种用来遮蔽而不是阐明现实的语言。我们必须恢复对现实持久不变的尊重。语言是一种微妙的工具，当被用作棒喝之器就被贬损。我们应当成为语言之体面的庇护者。援用讨伐是我们目前时刻颓废堕落的标志。我们切不可容忍言语的恫吓，更不能容忍致命的威胁。我们需要保护那些通情达理的言说者，即使我们认为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欧洲的未来必须是自由的（在其最好的意义上），这意味着致力于强健的公共论辩，免受所有暴力和强制的威胁。
26. 我们需要负责任的政治家。打破这个魔咒——这个虚假欧洲及其为一个无疆世界而发动的乌托邦式的伪宗教征战的魔咒，这意味着培养一种新型的政治才能和一种新型的政治家。一位好的政治领袖会看护一个特定民族的公共福祉。一位好的政治家会珍视我们共享的欧洲遗产以及我们各个特定民族的传统，视其为壮丽的并激励生命的却又是脆弱的礼物。他不会拒绝那份遗产，也不会去冒失去这一切风险来追寻乌托邦式的梦想。这样的领袖们渴求由他们的人民所授予的荣誉，但他们不贪求那个"国际社会"——实际上是寡头政治的公共机构——的赞许。
27. 我们应该复兴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认识到欧洲各国的特殊品格，以及它们的基督教标志，我们不必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的虚假主张面前感到迷惘。没有同化的移民就是殖民，而这必须被拒绝。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期望，那些移居我们土地的人们将自己融入我们的国家并接受我们的方式。这种期望需要由明智的政策来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语言是从美国传入的。但美国的移民大时代出现在20世纪初前后，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在一个实际上没有福利国家的国度，还有一种移民们被期望同化的很强的国家认同感。在接纳了大量移民之后，美国关闭了大门，对此后的两代人几乎停止移民。欧洲需要借鉴美国的这一经验，而不是接受当代美国的意识形态。那种经验告诉我们，工作场所是同化的强大引擎，慷慨的福利制度会阻碍同化，而谨慎的政治领导人有时会指令减少甚至大幅削减移民。我们绝不能让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扭曲了我们的政治判断——关于如何最好地服务于共善（the common good），这需要民族共同体具有足够统一和团结，从而将他们的善视为共同之善。
28. 只有帝国是多元文化的。在二战之后，西欧培育了有活力的民主国家。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中欧国家恢复了它们的公民活力。这些都是欧洲最可贵的成就。但如果不处理我们各国的移民和人口变化问题，这些成就将会丧失。只有帝国才是多元文化的，而这正是欧盟将会变成的样子——倘若我们不能使复兴团结和公民统一成为一个标准，以此来评估移民政策和同化策略。
29. 一种恰当等级制滋养社会福祉。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围绕移民问题的争议才撼动着欧洲。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更普遍的且必须被逆转的社会瓦解的一个维度而已。我们必须恢复社会中特定角色的尊严。父母、老师和教授有义务在他们的关怀下形成这种尊严。我们必须抵制那种对专家知识的崇拜，这种崇拜以牺牲智慧、机智和追求有教养的生活为代价。如果不坚决反对夸张的平等主义以及将智慧化约为技术知识，就不可能有欧洲的复兴。我们赞同现代的政治成就。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投票权。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护。但是，一个健康的民主需要社会和文化的等级制来鼓励追求卓越、对服务于公益的人们赋予荣誉。我们需要恢复一种精神伟大的感知并赋予其应有的荣誉，从而使我们的文明能够一方面对抗财富不断增长的权力，一方面抵御庸俗的娱乐。
30. 我们必须恢复道德文化。人类的尊严不只是免受干涉的权利，国际人权的学说并没有穷尽正义的诸种要求，更没有穷尽善的诸种要求。欧洲需要复兴关于道德文化的共识，从而使民众能被导向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我们绝不允许错误的自由观阻碍审慎使用法律以威慑制止邪恶。我们必须宽恕人类的弱点，但如果没有恢复对正直行为和人类卓越的共同渴望，欧洲就不可能繁荣。一种尊严的文化源自正派以及履行我们生活中各种职责之义务。我们需要更新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是一个重视所有人贡献的社会的特征。
31. 市场需要指向社会目标的秩序。我们承认自由市场经济的许多积极方面，但我们必须抵制那些寻求将市场逻辑总体化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允许所有事物都可出售。运转良好的市场需要法治，而我们的法治目标不应该仅仅是经济效率。市场在强有力的、以社会自身而非市场原则组织起来社会体制中也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但并不是最高的善。市场需以社会目标为导向。今天，企业巨无霸甚至威胁到政治主权。各国需要通力合作来掌控全球经济力量的傲慢和盲目。我们认同审慎使用政府权力来维持非经济性的社会益品。
32. 教育需要改革。我们相信欧洲拥有值得持续的历史和文化。然而，我们的大学常常背弃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需要改革教育的课程设置，以促进我们共同文化的传播，而不是给年轻人灌输一种否定弃绝的文化。各个层级的教师和导师都担负着记忆的责任。他们应该为自己担当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世代之间的桥梁角色而感到自豪。我们还必须将崇高与美作为我们的共同标准，拒绝将艺术退化为一种政治宣传，以此来复兴欧洲的高雅文化。这将需要培育新一代的艺术赞助人。公司和官僚机构已经表明自己是差劲的艺术管理者。
33. 婚姻和家庭是必不可少的。婚姻是公民社会的根本，是男女和谐的基础。它是为了维系家庭和养育孩子而形成的亲密纽带。我们确认，我们在社会中和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角色就是父亲和母亲。婚姻和孩子内在于任何一种人类繁荣的愿景。孩子需要那些把他们带到世界上的人们的奉献。这种奉献是高尚的，也必须予以敬意。我们赞成以审慎的社会政策来鼓励和加强婚姻、生育和抚养。一个不欢迎孩子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
34. 民粹主义应该被介入。由于所谓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今天的欧洲存在很大的焦虑，尽管民粹主义这个术语的含义似乎从未被界定，而且它主要被用作谩骂。我们对此持保留态度。欧洲需要依赖她传统的深刻智慧，而不是依靠简单化的口号和分裂的情感诉求。尽管如此，我们也承认，在这种新的政治现象中，许多都代表一种对虚假欧洲之暴政的有益反叛，任何对虚假欧洲的道德正当性垄断的威胁都会被它贴上"反民主"的标签。所谓的"民粹主义"挑战了既存现状的独裁，即"中心的狂热"，这是正确的。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即使在我们退化和贫乏的政治文化中，欧洲民族的历史能动性也可能重生。
35. 我们的未来是真正的欧洲。我们拒绝如下错误的主张：在那种——由统一市场、跨国的官僚机构以及油腔滑调的娱乐所构成的——人造的没有灵魂的团结之外，不存在任何负责任的替代选项。面包和马戏团是不够的。负责任的替代选择是真正的欧洲。
36. 我们必须担负责任。在此刻，我们呼吁所有欧洲人加入我们，一起来拒绝那种无国界的多元文化世界的乌托邦幻想。我们有正当的理由热爱我们的家园，我们努力将我们自己曾接受的每一件高贵的事物，作为我们的遗产，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作为欧洲人，我们也分享着一份共同的遗产，这份遗产要求我们作为一个诸国构成的欧洲一起和平生活。让我们重申民族国家的主权，恢复对欧洲未来的共同政治责任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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