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摘录)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有这种类型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所谓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为了加强印象而设，当然不会有人机械的去解释。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

    楚王国建国过程中，最大的一件事是接受了中华民族的方块文字。他们可能在上世纪（前九）之前就已经接受，但我们注意的不是时间，而是他们终于接受的事实。此一事实使中华、楚两大言语相异的民族，因文字类别统一的缘故，最后终于融化为一个民族。假使那时候中国跟腓尼基人一样使用拼音文字，楚王国必然用字母拼出他们的文字，经过七百余年的对抗，各自发展各自民族的和乡土的文学，两个民族只会越离越远。这是方块文字第一次显示它的功能。这功能在大分裂时代再次显示，在满洲民族的清王朝入主中国后，第三次显示。

   世界上假如有一个国家，存心忠厚的不断救助另一个国家的危难，最后反而被凶恶的反噬一口，那就是秦国对晋国了。晋国这次出境邀击，不但是忘恩的，也是不明智的，从此跟秦国结下世仇。

   《春秋》周王朝所属各封国，都有本封国的历史记载，而且各有各的名称。如楚国史名《(木寿)杌》，晋国史名《晋乘》，鲁国史名《春秋》。孔丘对鲁国史重
予编纂，目的不在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来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孔丘的苦心，楚部落建立王国已三百年，但孔丘仍拒绝称它的君主为国王，而只称他为子爵，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于是，《春秋》遂脱离历史的范围，变为“褒善贬恶”评论性的经典。孔丘的门徒坚持说，经过他们开山老祖删订过的《春秋》，每一个字都有神圣的和深奥的意义。这些门徒中后来曾有三部著作《左传》、《公羊传》、《�梁传》，专门诠解《春秋》。其中最教人惊奇的是，《公羊传》和《�梁传》，是用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来诠释的，幼稚的程度，能引人失笑。然而，儒家学派的门徒却不承认有什么可失笑的，严肃的当作一本圣书。

   纪元前四八一年，孔丘正在删订《春秋》时，有人报告他说，鲁国国君姬蒋打猎时捉到一只麒麟。麒麟是中国古老传说中一种最仁慈不过的野兽，连蚂蚁都不忍心践踏。孔丘叹息说：“古人有言，世界和平，上有圣明的君王，麒麟才会出现。现在世界大乱，它却出现了，真是怪事，我的智慧已经干枯。”就此停笔。

                本世纪（前五）前四八四年伍子胥被“诬以谋反”自杀的那一年，李耳忽然辞职，骑着一匹青牛，向西而去。穿过秦国的散关（陕西宝鸡西南）时，镇守关隘的司令官（关令）尹喜说：“你就要隐居了，盼望能给我们留下几句话。”李耳就在那里写下了举世闻名的《道德经》，然后出关而去，从此不知影踪。

     正因为博爱与和平之故，这位思想大师提出若干问题。诸如：为什么在街上杀一人是犯罪，而在战场上杀一万人是英雄？为什么抢夺别人的鸡鸭是盗贼，而抢夺别人的国土是名将？为什么人民要忍饥挨饿去供养统治者享乐挥霍？为什么人民要把政权交给一家人世代相传？为什么一个人死后要用活人殉葬？为什么埋葬一个死人。要花费那么多钱？为什么父母死了，儿子要守丧三年，不去从事劳动生产，却平白受人供养？这些问题的提出，都冒犯到被隐蔽着的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显示墨翟的高度智慧和高度勇气。也显示出墨家学派跟儒家学派恰恰相反，墨家学派追求的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人际关系。

   惨剧发生在赵军投降之后，白起命这四十万饥饿疲惫、得庆再生的俘虏，进入长平关附近一个名为“杀谷”的深谷之中，把各口两端堵塞。预先埋伏在山顶上的
秦军，像暴雨一样的抛下土石，四十万人，全被活活埋葬，只有二百四十人被释放回国，传布这场恐怖消息。赵王国举国大哭，声震天地，他们的青年这一代，全在这一役牺牲，赵王国从此没落。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 ，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纪元前一三八年，张骞跟他的使节团从首都长安出发，向他们毫无所知的，充满险恶死亡的西北蛮荒深入。他们一开始就遇到恶运，进入河西走廊后不久，就被匈奴汗国捉住，当发现他们是前往月氏王国时，军臣单于火就更大了： “这是什么话，月氏王国在我之西，中国怎敢越过匈奴，跟他们来往。如果我派使节去南越王国（广东广州） ，中国准许通过吗？”下令禁止离境，但尊敬他们是英雄人物，所以每人介绍了一位匈奴小姐作为妻子。这样转眼十年，到了七十年代第一年（前一二九） ，张骞跟他的伙伴，不忘使命，抛弃妻子，向西逃走。终于逃到大宛王国（乌孜别克卡散赛城） ，大宛把人送到康居王国（哈萨克突厥斯坦） ，康居再把人送到月氏王国。然而，月氏王国现在十分富裕，比在河西走廊故地要舒适多了。现任国王是死王的孙儿，对祖父的感情又隔了一层，所以，没有人想到报仇复国的事。张骞在月氏王国住了年余，失望而归。在归途中，第二次被匈奴巡逻兵捉住，又禁止离境。纪元前一二六年，他再度抛弃妻子，从匈奴逃走，他的妻儿听到消息，狂奔来随，可是追兵已至，张骞只抢到一个儿子，妻子跟另外一个幼子，被追兵隔断，永远诀别。张骞出使时一百余人，十二年后，回到长安，只剩下两个人——张骞和他的堂邑（江苏六合）籍忠实仆人甘父。

最后，纪元后九七年，班超派遣他的一位部将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大秦） 。甘英是个懦夫，他向西进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即行折回。他说他曾经抵达一个大海边上，船夫告诉他： “遇到顺风，三个月可到。遇到逆风，可能要航行两年。旅客至少需要带三年粮食。而且茫茫大海之中，最使人思念故乡，很多人中途死亡。 ”
——有人说甘英所到的地方是波斯湾，但波斯湾即令有再大的顺风，三个月也到不了罗马。所以该地方可能是巴勒斯坦，果真如此，那就证明首英的报告不可靠。他到巴勒斯坦之时，正是基督教使徒圣保罗向罗马出发之时。巴勒斯坦和罗马之间，交通频繁。甘英不应该躲在旅馆里只听船夫一面之词，连码头都不去一下。否则码头上的繁荣忙碌，会证明往返便利。班超显然选错了人，如果是班超本人，或另一位部将田虑，说不定当时世界上东西两大帝国，从此直接接触。文化的交流，用不着再等漫长的一千七百年之后的十八世纪。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十九世纪为止，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可怜兮兮的只有六位：管仲、公孙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王猛是其中之一。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特权阶级受到抑制，贪污腐败减少，行政效率提高，社会由紊乱而有秩序，国家由弱而强。

这是著名的淝水战役，其实并没有“战” ，而只有“役” ，前秦帝国不是战败，而是退败。我们固可事后在前秦帝国内部找出必败的原因，但在晋帝国内部，我们却找不出必胜的原因。我们只好相信即令是国家巨变，或在致千万人于死的战争中，都有命运的影响，至少晋帝国靠命运得以免去覆亡。一种不能预见，不可想像力冲击介入，产生的连锁反应，能使历史的巨轮停顿或转向。赤壁战役（二○八）使中国统一延缓七十年，淝水战役使中国统一延缓两个世纪。

北凉王国灭亡，使中国统一，五胡十九国时代结束。一百三十六年当中，几乎一支军队就建立一个帝国。蓦然间一批人集结在一起，马上组织政府，封官拜爵，发表文告，自称圣君贤相。还没有等到人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它已烟消云散，只留下无数尸体和无数哭泣的孤儿寡妇。结局是，匈奴民族、羯民族、氐民族，几乎全部灭绝，羌民族领导阶层也几乎全部灭绝。四族的残余人口，被人数众多的汉民族所吞食，消失的无影无踪；鲜卑民族只剩下北魏帝国的一支，等到下世纪（六）末，这一支也全部汉化。从此，中国本土再没有发生过少数民族问题。而大批流亡客的南迁，使人口稀少的南中国，得到充实，逐渐开发。这是非常重要的，到二百年后第七世纪的唐王朝，能有那么大的扩张力量，就靠富庶江南的支援。


最初，北魏帝国对这个水坝十分恐慌，准备出兵攻击筑坝工人。但宰相李平了解水性，认为水坝绝承受不住水库的压力，不必出兵，它会自然解决。所以北魏连寿阳居民都没有疏散，倒是萧衍却忙碌起来，在寿阳附近山头，安排灾民收容所，准备寿阳陆沉时收容逃出来的灾民。水坝完成后五个月，九月份来临，淮河水位暴涨，水库盈满。于是，天崩地裂般一声巨响，远在一百五十公里以外都听得见，水坝第二次崩溃。建立在坝上的军营和沿淮河下游两岸的村落，总共十余万人，包括将士和睡梦中的妇女儿童，为了萧衍一个人愚昧的一意孤行，全被洪水卷走，葬身东海。

这次重归统一，再次显示汉字的凝聚力。欧洲自上世纪（五）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四分五裂的现象，并不比中国大分裂时代更严重。欧洲人民和若干雄才大略的君主与天主教教皇， 也都怀着再统一的愿望。 可是欧洲失败而中国成功。 即令是一个民族，如果分离过久，因言语和文字的不同，都会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罗马帝国拉丁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一旦土地隔绝，言语相异的人，各自用字母拼出各自的言语， 不同的各种文字， 遂纷纷出现。 各地区人民，不可避免的差距日增。我们可以说，自从纪元前腓尼基人发明拼音字母，欧洲就注定了不能统一。中国境内的言语分歧，比欧洲更甚。可是中国没有字母这个工具，不能用拼音的方法制造各自的文字。在广大辽阔的中国领域之内，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虽然长久分裂，都一直有一种心理状态，认为分裂是暂时的，终必统一，所以国与国合并之后，人际之间，马上水乳交融，不像欧洲，合并之后的国家或民族，立刻就发生言语文字上爆炸性问题。因之我们有一个推断，假定拉丁文也是方块字而不是拼音字的话，欧洲早已统一为单一的国家。

六一七年，杨广一年都守在江都，这是他当皇帝以来第一次一年之久停留一个地方，并不是他变老实了，而是遍地“盗匪” ，无处可去。并且他终于承认他已无力收拾残局。在千万人血染刀锋和饿死山野之际，杨广以一种世界末日的颓废心情，更变本加厉的享乐。皇宫内分一百余房，称为“迷宫” ，跟洛阳十六院一样，每房美女数百人，由阶级最高的一位美女主持，每天由一房作主人，杨广和随驾的一千余宫女作客人（注意，仅江都宫美女，至少三万人。如连同其他各宫，全国供杨广一人享乐的美女，总在十五万人以上）

以隋王朝力量的雄厚，如果杨广只是中等暴君，帝国可能仍承受得住，不致如此迅速地覆没。但杨广太能干了，他在短短的十五年中，就灭掉这个强大无比的帝国。

比起从前“二十年” 、 “三十年”改朝换代混战，十八年是最短的痛苦，然而这最短的痛苦却中。使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这还是就平均数而言，在混战激烈地区，如中原（河南省） 、关中（陕西省中部）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及十分之一，我们不能想像其中有多少人间惨剧。

战争变乱容易叙述，而和平繁荣不容易叙述。我们叙述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中国社会时深有此感。不过那盛况是显然的，最主要的现象是一年复一年的大丰收，六三○年时，一斗米只值三四个钱。中国人特别强烈的复兴潜力，完全发挥。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一年中不过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时，拿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增加到三百九十人，年终，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命于明年秋天再回来受死（古时秋天行刑） 。六三三年九月，三百九十人全部回狱，无一人逃亡。社会繁荣而秩序安定，夜不闭户。从前行旅们要自己携带食物，现在则凡是有道路的地方，都有旅店，工商业随着社会安定而蓬勃。杨广时代的暴政，成为不可思议的古老故事。

只有尚书省有其存在价值，但没有像国会之类或像罗马元老院之类会议性质的制衡机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人权思想，政治思想中缺少民主思想，再多的农民
暴动或民变政变，因缺少这两大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始终无法产生代议政治或其他任何种类的民意机构。

有一件事可注意的，台湾岛比琉球约大四十倍，而且距大陆更近，但中国直到十四世纪，还没有把它发掘出来，只知道有这么一块陆地，陆地上有生番而已。在航向琉球途中，有时可以望见台湾的山峰，所以遥称台湾为“小琉球” ，有时又称为“毗舍耶国” ，但始终没有觅出一条航路。我们想到的原因是：台湾海峡只有南北海流，而无东西海流。只有南北季风，而无东西季风。帆船时代，很难横断航行。即令船舶损坏，失去控制，也只会北漂到琉球，南漂到越南，不容易漂到台湾。

中国被当时各国崇拜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两大超级强国，因为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宗教是排斥性的， 只有中国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 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的足迹先到中国， 此外还有景教 （基督教的一支） 、袄教（波斯拜火教） 、摩尼教（波斯阴阳教）先后都传入中国，教堂寺院，各地林立，尤以长安为最多。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为中国人为荣。

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为了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 ，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这跟程颐对付苏轼的手段如出一辙。

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崩溃时，凡在中国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几乎全部被汉人屠杀，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到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于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汉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女真和蒙古统治阶层的残忍屠杀，举世皆知，对被称为“蛮子国”的汉人，更加轻蔑。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上世纪（十三）蒙古兵团攻陷它，全城男女被屠之后，就血流有声。侵略者必须付出代价，即令本身没有付出，后裔也要付出。这种付出使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发生联想，会禁不住悚然叹息。

明政府统一中国，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中国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地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的就病死。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反应。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南周王朝开国皇帝武�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 ，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 ，即颁布《大宪章》 ，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本世纪（十四）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这场灾祸历时十九年之久，到了一五六四年，以抗倭而成名的将领戚继光，才把已失去索债初意，全成为海盗的日本最后一支突击部队，在仙游（福建仙游）消灭，倭寇才告平息。中国为那些贪官奸商所付出的代价是数十万人死亡和广袤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富庶地区全部残破。——仅杭州一城，日本所杀的中国人的血，就汇流成河。

北京好容易解围，俺答杀够了中国人，抢够了中国人的财产之后，满载而归。但北中国全部暴露在这个蒙古部落的铁蹄之下，万里长城在腐败的边防军手中，已不发生作用。俺答几乎每年都要攻破长城，南下大大地劫掠一次。边防军将领们无可奈何，唯有把逃难的一些难民，提来杀掉，当作杀敌报功——其中有多少使人伤心落泪的事迹。

七世纪时，日本出兵朝鲜半岛，还可以说是援助百济王国对抗新罗王国。本世纪（十六）这一次，则连一个借口都没有，而是赤裸裸最原始性的对外侵略。假如不是中国干预，朝鲜早已灭亡。日本似乎总是气咻咻的，稍微有一点力量，就企图奴役他的邻国，不管这邻国对他多么友善。

人的感情反应，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朱祁镇、朱厚照之类的活宝，把皇宫当作不快乐的地方，总是到外面游荡。而朱厚芈、朱诩钧之类瘪三，又把皇宫当作最快乐的地方，连片刻都不肯离开。对于后者，我们真不了解，在那个范围有限（不过三四十个院子）的皇宫中，每天所见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么能自我关闭三十年，而不感到单调烦闷。

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亡，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瞰，我们庆幸它的覆亡。明王朝本世纪（十七）的疆域已萎缩到三百余万平方公里，而且仍继续不断萎缩，内政的改革根本无望，只有越变越坏。如果拖下去，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成为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人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为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共割掉了二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 ，中国仍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要大三倍，使中国具有翻身的凭借。这当然是二十世纪的今天一切都事过境迁后的观点，不是当时面对着异民族铁蹄入侵时的观点，两者时间相距三百五十年。

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

准噶尔汗国虽然覆亡， 阿睦尔撒纳虽然死掉， 未死于天花的准噶尔人用游击战作誓死不屈的抵抗，使兆惠疲于奔命。这更增加弘历的愤怒，他下令兆惠执行他的灭种政策。准噶尔人从此在他们的故土上消失，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和横亘在中、俄两国边界上的准噶尔门（新疆博乐东北阿拉山口）要塞，供后人垂泪凭吊。
——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尊严的理由，宁可玉破，不为瓦全，他们所作的壮烈牺牲，应受万世的崇敬。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应有智慧和勇气接受屈辱，瓦全还有复兴之日，玉碎便永无希望了。准噶尔人的遭遇，使我们惊悸。

在进贡了之后，中国政府一定用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朝鲜就不断地对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因为它促使朝鲜的
纺织业破产，严重地打击他们的农村经济。

十六世纪之后，欧洲人向东侵略。西班牙最先占领菲律宾（一五四二） 。十七世纪时，荷兰继又占领爪哇（一六一九） 。这批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对中国人采取压迫政策。华侨不能忍受时，起而反抗，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缘故——不但不作后盾，明、清王朝政府，还希望外国人早一点把中国逃到那里的海贼奸民铲除。所以华侨每一次反抗，都受到惨重地打击。像西班牙，曾在菲律宾对中国人作过三次充满了原始兽性的大屠杀，每次都使用灭绝种族的手段。

华侨的历史是一篇血泪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受到过像中国移民所受到的那种永无终止的可怕灾难。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走进蛇窟的孤儿一样，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没有人保护他们。当中国国力最强大时，如本世纪（十八）初叶，对他们不但毫无帮助，反而巴不得他们在海外死尽灭绝。到了下世纪（十九） ，国势衰弱，又逢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力汹涌而至，东南亚华侨的处境，就更艰难。所有中国移民的据点，都被白种人现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国人被当作猪仔一样，被贩卖到更遥远的地球的那一边的美国去做苦工——美国铁路至少一半以上都洒着中华人的汗和泪。东南亚成为白种人的天下，贫苦的中华人常出卖自己一段时间对年或十五年）给白种人当奴隶，期满之后，再用自己卖身的代价，经营小本生意，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并不比运往美国的同胞好。一位对东南亚相当熟习的英国作家，曾感叹说： “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 ”这句话说明华侨的悲惨遭遇，但也显示中国人倔强的一面。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而且壮大，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

英国以二千五百人，进入面积比它本土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帝国，竟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下世纪（二十）中日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一百年之久，中国就是打的这种每战必败的仗。大黑暗使中国军队腐烂，武器窳败，士气消沉，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振作，因为这不单是军队问题，军队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

中国既没有被俄国打败，俄国也没有费一枪一弹，只凭恐吓和诈术，就硬生生的夺取了九十八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日本面积的两倍半，而且这还是第一批，更多的恐吓和诈骗还在后面。这不像是真实的国际交涉，倒像是一篇童话故事。

这一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有三个法国、或四个日本那么大，都是中国国防上绝对不可以丧失的重地，任何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笔巨债。中国在清政府满洲权贵领导下，被俄国一大块一大块的宰割，却没有惹起当时世界上任何人的注意。比起英国、法国以及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那种开枪开炮、声震四邻的公开抢劫，俄国的手段，更高一级。而最使中国人啼笑皆非的是，俄国每一次攫取中国土地，都在它坚称对中国十分友善和坚称它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之后。

石头投入河流会生出涟漪，苹果种进肥沃的土壤会发芽成长。石头投入酱缸只会听到“噗”的一声，苹果种进酱缸很少能发芽，即令发芽，也无法成长，即令成长，结出的果实也使人沮丧。中国没有力量摆脱数千年累积下来、沉淀下来的渣滓废物的污染，这是中国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