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6, 2012

中国经济已硬着陆，重启改革议程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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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墙外楼 by 墙外仙 on 9/6/12


在大陆官方公开承认八月份制造业经理采购指数下跌到 49.2%，标志经济衰退的界限之后，大陆媒体相继报道当局会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2012年9月3日，大陆经济学者巩胜利在媒体介绍了大陆地方当局已经投资将近18万亿刺激经济，远远超过了2008年中央推出的4万亿刺激经济的投资，将给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无法收拾的疯狂后果。

2012年3月以来，各地陆续出台了经济刺激政策。从贵州的3万亿，到长沙的8000亿，再到广州的2000亿投资计划。至今已有18个省市公布了投资计划，累计金额已达到近18万亿元，其中包括宁波、长沙、南京、南宁、重庆、武汉、天津、贵州、广州、开封等城市。

巩胜利指出，中国投资现在很严峻了，中央虽然没有出炉新的刺激政策，但是有18个省、市、自治区，还包括一些省里面的城市，已经推出了总共是17.9853万亿。中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几乎还有2/3的没推出来，如果推出来以后，就是比08年那一次4万亿更吓人了。地方政府的这一轮这个刺激已经很恐怖了，就是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更疯狂。如果真的这个地方投资的这一轮刺激计划如果能成行的话，那么明年的现在，可能是中国通货膨胀的第一高峰，这个高峰可能是全球都会影响。如果中国真的成行，如果中央政府不遏制，那么对下一届新的政府，形成几乎没路可以走的局面。这样的通货膨胀，很多项目投资了之后就是产品过剩，很可怕、很可怕。

2008年中共银行为抵抗世界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现在各地方推出的投资计划被称为"地方版4万亿"，而且数据很吓人，等于是金融海啸的2008年的时候已经高出了四倍多。那一次4万亿的结果，促使通货膨胀达到了六十几年的最高峰，房地产也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新的涨幅。现在地方政府投资，中央政府管不了。这样的投资比前四万亿更疯狂，而且很可能就进入到象房地产这样的行业，因为房地产在中国它是主流经济，不像那些法制国家，他们的都是制造业为主。

经济刺激政策是指政府在短期内，用负债或扩大货币供应等方法来刺激经济发展。而钢铁价格下降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经济环境，经济形势恶化的一个反应。根据中国经济网近日报道，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中国的钢价已经是崩盘价格，也就是说中国的钢材市场已经处于崩盘状态。

钢材市场的崩盘和中国的楼价、经济有着紧密的关系，也给老百姓的就业和日常生活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人们从最近看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生产率以及其它进口的很多原材料大量的在码头囤积、滞销，这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经济环境，经济形势恶化的一个反应。钢铁价格下降，可能会很快看到，比如造船业的一些生产下降，可能很多船厂要倒闭，很多钢厂可能也很难维持，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随着整个世界经济的衰退，欧洲欧元区的危机和美国非常缓慢的复苏，全球经济都处于脆弱疲软的状态；中国以依赖出口这样的经济它不能持续的话，中国的产能过剩，必然导致所有的原材料，导致加工业，生产企业全面进入衰退情况，

房地产支持钢铁消费，属于钢铁、水泥、砖头、木材，这些建材业的主要的原材料。中国房地产泡沫人们现在看起来和诡异，很奇怪，有时候好象要破灭了，但有时候好象在个别地区，个别时间有人在托市。那如果从钢材滞销状况人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真正房地产的需求已经没有了。所以，人房地产业泡沫破灭也会很快发生。目前，实际上真正的房地产需求已经没有了，但有人说北京房子的价格仍然不断攀升，而且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下来。但如果看看全世界的房地产，历史上所有的房地产，没有一个房地产市场价格会永远上升的，并且如果这个房地产价格上升速度越快，就象中国过去这20年上涨速度这么快的话，它跌的时候就会越狠，因为它总有一天它是要掉下来的。很多中国人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很多原因，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在制造新闻，制造舆论，控制左右舆论，故意制造一种利好的消息；也可能中国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害怕房地产市场破灭，给它们的收入或税收带来打击，所以，他们可能也在营造这种假的趋势。但是可以肯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市场会永远这样向上升的。最近，美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在中国抛售大量的它持有的土地，这就是明智的做法。

就钢材市场来讲，国内报道指相当于一夜之间，钢价跌回18年前的原点。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下滑。关键是这里有通货膨胀的因素在里面，整个全国国家物价上涨的因素在里面。不管怎么说，如果价格下跌这么多，就意味着钢铁厂的利润就没有了。还涉及到钢铁工厂原材料铁矿石的问题，煤炭的问题，和其他员工工资所有的问题，这种亏本经营是不可持续的。

有报道指钢铁行业陷入当前困境与2008年实施的"4万亿元"扩大投资计划有关。因为人们看到的中国不光是钢铁业，建筑业，水泥业，建筑材料业很多行业，生产出现过剩，这些生产过剩实际上都是中国过去这几年，包括中央政府的四万亿，还有地方政府的十几万亿，这些十几万到二十万亿刺激经济的钱，实际上就是用多印钞票的钱来促成这种产能的泡沫，也造成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所以现状是中国当时这个刺激经济政策直接的后果，刺激政策的结果现在就造成现在内需没有提升起来，出口市场又不能得到保障，中国经济陷入停顿，原来泡沫破灭以后，所有的问题都开始一一的浮现出来。

目前钢材的这种状态离中国的经济崩盘不远。人们用不同的名词，有人说是崩盘，有人说是崩溃，有人说是硬着陆。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了硬着陆，实际上是进入了崩溃。因为人们不管从GDP增长的停滞，到进出口，到房地产市场，到银行坏账问题开始出现，到产能过剩，造成真正实际的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如果随着把这些因素综合考虑进来的话，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局势非常非常的严峻，实际上硬着陆已经开始。目前钢材市场的这种状态对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首先是对钢铁厂的职工，钢铁厂这些企业都是很大的工厂，他们的职工可能会受影响，他们可能会担心明天，明年，或下个月，下个季度他的工作位置是不是能够保得住。如果钢铁厂不得不减产，或者关门，跟钢铁厂相连带的那些上下游的工厂都会受到牵连。一般老百姓生活一开始不会很快受影响，因为原材料价格到最终体现在这个一般消费品价格可能还有一段滞后的时间。一般老百姓不会马上感受到冲击。但是，其它一些东西，比如石油价格上涨，农药化肥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等这些老百姓很快就会感觉到的。

2012年6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在瑞士信贷银行2012年中国投资研讨会上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任剑涛表示，中国权势集团已经劫持了国家，劫持了整个国家的垄断经济命脉，200个家族控制200个行业。而中国经济数据大都是做出来的，中国经济将出现无预警性崩溃。8月23日汇丰银行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到了47.8，7月份公布的是 49.3。50是个中间点，超过50经济是发展的，低于50经济是收缩的。8月份公布的数字，已经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连续10个月处于萎缩状态，显示中国制造业持续面临着困境。

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程致宇表示，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按照综合经济指标构成的指数计算，现阶段中国经济实际增长仅仅是4%到5%，而不是所谓的7%到8%。 2011年中国9.2%的GDP增幅中，有5个百分点来自于投资，这就意味着如果今年要修的道路、桥梁、住宅以及别墅、高楼大厦，仅仅和上一年持平，今年中国GDP增幅将会下降5个百分点。在投资不能创造效益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要不断加大投资才能提升GDP。愈演愈烈的企业裁员潮表明失业率在迅速增加，并且扩散到了所谓的白领。跨国品牌阿迪达斯宣布，在今年10月31日前，关闭在中国的最后一家工厂，即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美国的摩托罗拉移动公司也无预警的宣布大规模裁员，涉及到软件设计、测试和维护、硬件设计等各个部门，有的甚至是整个部门全部裁掉。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制造加工业的危机己远远超过2009年初期。此次危机涉及的行业相当普遍，大到钢铁、采矿、汽 车、运输，小到电子、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行业。2012年上半年，企业倒闭率从过去的3%到5%上升到8%到10%。有专家预测，明年企业倒闭率将达到15%到20%，这意味着明年中国至少要倒闭300万家企业，中国将迎来企业倒闭的第一个高峰之年。

东莞是世界工厂的样板，是珠江三角洲重要的城市群，以加工生产出口产品为主，2012年上半年东莞经济增长只有2.5%，曾经辉煌的东莞沙田镇经济增长是负11.6%，珠江三角洲这些企业的倒闭，将给广东经济带来持续的停滞，更会大幅增加失业人口。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面临着许多相同的问题，特别是容纳最多就业人口的民营企业普遍遇到了"三荒两高"，即用工荒、钱荒和电荒；高税费和高成本。 "三荒两高"是迟早要爆发的问题，东部沿海企业的崛起，是廉价高效的农民工付出的代价，从第一代到第二代，这些农民工至今仍然寄居漂泊在城市边缘，而新一代农民工显然不愿意再做没有前途的奴工，而权贵们并不打算解决新一代农民工的基本诉求，几乎所有的市长都反对进行户籍改革，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到浙江、广东、江西、贵州等省份进行调研，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证实了几乎所有城市的市长都强烈反对去年国务院推出的户籍改革措施。

2011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地级市以下的市区全部开放户籍，取消城市和农村户籍区别。但是地方官员纷纷借口地方财政负担太重拒绝执行这项政策，各级政府更不愿意承担农民工的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难题。对农民工而言，有尊严的生活包括医疗保障、住房保障以及孩子就近入学，而不是去上什么打工子弟学校，如果连这些基本的诉求都得不到解决，离开寄居漂泊的城市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而今天东部沿海企业再也招不到过去如蝗虫般的廉价高效的年轻工人了，这个趋势未来会更加明显。

中国人口出生率的急遽下降也是制造业的噩梦，过去30年，中国的生育率从2.6%下降到显然不能维持人口稳定的 1.56%。联合国预测2015年到2020 年，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1.51%，而这个数字告诉人们2050年前，中国的人口将从13.4亿人口下降到12亿左右，2060年将低于10亿；2010 年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比重将从72%下降到61%，到那时，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具有生产力的年轻人数量仅仅是目前的一半。

高税费和高成本是当今民营企业最头疼的问题。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和财政收入保持了近二十年的超高 速增长，每年增长几乎都是GDP增长的2 倍，有些省市甚至更高。2009年税收增加32.2%，2010年宏观税收增加了34.5%。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占GDP的23%， 也就是13亿人每个人要交8000元。一个企业要缴17%的增值税，并且每个季度要缴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中国的65%的个人所得税来自于工薪阶层， 这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高。

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最有力的武器，低成本是指土地成本低、劳工费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而 30年之后，这些成本都大幅提高了。无论是土地成本、原料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周转成本，还有节能减排成本、资源节约成本、环境保护成本、生态建设成本，以及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还有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购买成本，所有这一切成本都在这个时候同时出现了。高成本时代对中国企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大量的中小型企业面临着生存压力，高消耗、高排放企业面临着升级压力，出口行业和产品利润面临着国际竞争压力，现有的发展模式更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如温总理所说，面临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死节，继续走下去难以为继，这种高出口、高投资、高消耗、高排放；低进口、低消费、低效率、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上的竞争优势已经没有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只是促进了国有垄断企业的畸形发展，大量的资本、投资、资源投入到大型垄断国企，而这些国企又都是由太子党组成的官员所垄断。今年上半年2455家上市公司中报净利1.02万亿元，其中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5452.29亿，占比高达53.57%。 如果再加上石油、电力、煤炭等垄断企业的利润，可以想象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及民企的艰难。

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继续卖地并开出了10万亿的空头支票，这样的发展模式，无疑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无预警性崩溃。

中国多年累积的体制弊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变得愈发刺眼，不仅消减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也渐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桎梏。无论是初衷良好的结构型减税，抑或其它旨在稳增长的扩大投资等，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政策，在中国"官本位"以及"对上不对下"的定势思维下，执行过程中屡屡被大打折扣，其背后的原因无外乎相关政府部门基于各自利益各唱各调，以及层层叠加的审批管理权限和行政执法中的随意性。"中国的很多问题乱就乱在审批上，审批的核心就是不愿放松对权力的把持。"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研究员祁京梅称，"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企业应该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主经济体，企业的发展不应跟着政府的指挥棒乱转。"她指出，在现实中企业的投资生产活动往往过多地被政策影响，保留着许多计划经济的影子。或许这也能道出中国为何屡屡出现电荒、油荒、气荒，但相关行业的改革却一直无法推进，"打破垄断"喊了数年，但垄断壁垒却越来越厚的重要原因。

"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距离。这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可归结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近日撰文表示。

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在其微博中则明确表示，经济下行是体制所致。近来中国经济数据继续走弱，特别是民企状况不好，一般认为是欧美经济所致，其实更重要原因有三：新《劳动法》以及各地不断升高的最低工资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不受制约地增长的企业税负；继续强化的国进民退。"这三座大 山挤压下，民企怎能有活下去的空间？"

为抑制经济下行势头，中国明确提出将"稳增长"放在重要位置。除扩大及稳定投资外，亦在稳步推进扩大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试点范围等结构性减税举措。不过来自企业的微观感受却难同步，尤其是经济下滑未止时，企业对税负轻重的痛楚尤为敏感。"中国一方面强调为企业减负减税，另一方面年初确定的财政收入目标仍然高达9.5%，而财政收入是以现价为基础的，在CPI下行以及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财税部门要完成目标自然是想方设法。"一位不愿具名的官方人士称。此外，多如牛毛的各种收费以及其它非税收入，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在增收方面的随意性，以及诸多基层执法过程中对政策的随意裁量均让良好的政策初衷蒙上阴影。结构性减税的美意正因非税收入大增恐落得"雷声大雨点小"。

即使是作为今年结构性减税重头戏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在北京从事礼品生产和销售的金总对此也并不乐见。他抱怨说，以前只要缴纳5%的营业税，现在虽然可以抵扣，但在购买原料的时候就必须要求对方开发票，这样成本又要增加，且增值税税率要比营业税率高，而且必须购买税控机和相关设备，都要到税务机关指定地点去买，价格比市场价高出许多。"最终结论是国家一点不吃亏，税收一点没减少，该收不该收，能收不能收的反正都收了，但却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他称，"我宁愿税局按多少个点的定额征税，而不要搞这么复杂的计税方法。"而政策效果背离初衷的例子在中国诸多领域也不胜枚举。

中国正在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并给予一些领域财政补贴。政府初衷是希望尽快扶持这些企业做大做强，但结果是很多企业并不是顺应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获得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一窝风上马，结果企业没做大做强，反而让整个行业的产能面临过剩。铺天盖地的政策扶持往往会造成经济上的透支，到后来再去想办法弥补，往往是得不偿失。

很显然，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背后更凸显出体制弊端的制约，尤其是面对经济持续探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对两极分化加剧的社会矛盾，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客观现实面前，体制的硬伤越来越成为一种阻力。"我们很多时候各部门出的政策就是各唱各的调，都是站在自己部门利益上制订的，根本没有从大局考虑的意识。"中国社科院一位教授在内部一个讲座上就公开批评，"因为人们的体制是对上负责而不需要对下负责，只要上级部门认可就行，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他以金融行业的政策为例指出，经济下行时必然带来银行坏帐增加的风险，尽管从金融监管部门角度强调风险管控没有错，但如果这个时候过份强调控制风险，并在监管上过于严苛，对正在下行的中国经济只能是雪上加霜。

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此前就曾撰文称，当前中央要求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大政策预调微调力度。由此政府各个部门出台政策的频率和数量都较以往明显增加，越是这种情况就越需要加强部门沟通，确保政策协调，防止政策叠加或冲抵，造成调控过度或不足。他指出，特别是随着中国有效信贷需求的下降，宽松信贷的政策效应正在边际递减，迫切需要财政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跟进。而路透此前专访的诸多经济学家们在谈及中国当前经济形势时，也不约而同地提到，诸多经济问题的核心最终都归结到体制问题，尤其是很多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却必须通过行政审批，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继而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

正值换届的中国政府显然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总理温家宝今年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深化改革，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包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眼下，中国在面对增速放缓的客观经济周期时，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加剧，驱动改革消弥体制方面的弊端，彰显社会公平就显得更为迫切。尽管中国已经明确提出改革要有顶层设计，关于改革的内容也年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发改委的年度工作计划中，但现实推进却相当缓慢。

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就指出，中国经济社会的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他认为，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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