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借助婚恋猎头寻觅幸福
BROOK LARMER 报道 2013年03月19日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北京一个购物中心，婚恋猎头杨静（右）和其助手向一名女性介绍如何加入婚恋服务机构钻石婚恋的数据库。
在位于北京大悦城购物中心H&M商店入口附近的监视地点，杨静（音译）似乎在凝神苦思，她的手不停卷着自己一缕栗色的头发，用手指轻轻敲打着配有海蓝色外壳的iPhone 4S。但她的目光却在四处打量，紧紧跟随着从Zara逛到Calvin Klein Jeans的一群群年轻女性。这目光会在一张脸、一个姿态上稍作停留，然后转向下一个目标，在大厅里继续搜寻。
“这是个狩猎的好地方，”她告诉我。“我在这里总是有好运气。”
对杨静而言，与其说大悦城是一个消费圣地，还不如说是她为中国最富有的单身汉寻找对象的都市狩猎场。28岁的杨静是中国最早的婚恋猎头之一，这是一种在中国经济繁荣的形势下产生的新型婚恋服务者，其数量已经迅速激增。她工作的公司叫做钻石婚恋，为中国的新贵阶层服务，这些人主要是愿意支付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来请别人为自己寻找理想伴侣的男士，偶尔也有女士。
杨静在大悦城向她的八人侦察组做解说工作要求。她们公司为了给一个上海的百万富翁寻找伴侣，向三个城市派遣了六支这种队伍。这名客户提供了一个清单，上面罗列着他对未来妻子的要求，其中包括年龄（22岁到26岁）、肤色（“像瓷娃娃一样”），性经历（是的，要处女）。
“你知道吗，这些富豪非常挑剔，” 杨静说。“没有人是最完美的。”然而，她有可能获得的回报相当丰厚，找到被客户选中者的婚恋猎头将获得超过3万美元（约合18.8万元人民币）的报酬，大约是该行业平均年薪的五倍。
突然，杨女士觉察到了一个信号。
在大堂的另一端，一位同事引起了她的注意，并向一位穿着蓝色裙子、孤身一人姑娘点了点头。那天，杨静已经几次否决了手下提示给她看的人选。但是这次，她跟在了这位姑娘的身后。
“皮肤很好，”她小声说到。“脸蛋也很标致。”当姑娘走进H&M时，杨女士在上衣区截住了她。“对不起打扰一下，”她笑容可掬地说：“我是一位婚恋猎头。请问你在找心上人吗？“
几公里之外，在离北京天坛不远的一个公园里，一位名叫俞佳的女士（音译）试图在一片榆树林里的人群中找到一个立足之地。这位67岁的退休寡妇打扫出来一小片空地， 摆出了她为儿子写的 “征婚启事”。愈女士用一些砖石碎块压住纸张。“男，单身，1972年出生。高1米72。高中毕业。北京工作，”皱皱巴巴的纸上这么写着。
俞女士是另一类的婚嫁猎头：北京好几个公园里都冒出了一些所谓的“婚姻集市”（即相亲会——译注），父母们在集市上为自己的子女寻找配偶。一长串头发灰白的老人坐在启事前，上面列着子女的各项指标。成百上千的人们从这里走过，偶尔有人停下来询问一下。
俞女士的启事很简单，没什么噱头。启事没有照片，没提到血型、星座、收入和财产。不像那位百万富翁提出了一大堆要求，俞女士甚至都没提儿子想要找什么样的妻子。“我们的选择不多，”她解释说。“在这个阶段，我们来者不拒。”
俞女士为她儿子赵勇（音译）征婚已经四年了。这些年来，只有几个人表示过兴趣。尽管如此，当一位戴着绿色塑料遮阳帽的女士驻足查看启事时，俞女士还是笑容满面地介绍起儿子的优良品性和英俊容貌。当被问到儿子在北京有没有住房时，俞女士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问者也很快走开了。
新型红娘
三十年的爆炸性经济增长改变了中国的婚姻状况。在上一代，中国是世界上在性别和个人财富方面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大部分人都没什么钱。国家对住房，工作，迁徙和家庭生活严加管控。这倒使得找对象没那么麻烦——大家基本上都门当户对。
像大多数在六，七十年代成年的人那样，由单位党委书记牵线搭桥，俞女士嫁给了工厂的一位同事。研究人员发现，直至1990年，中国两个最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在结婚前只跟一个人谈过恋爱：他们未来的配偶。
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中国人生活中的限制少了很多。人们可以自由地赚钱，买房，选择职业。但是寻找配偶的自由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负担。现下中国人享有恋爱自由甚至是性解放，但是找对象这个严肃任务对富人和穷人一样，都是件让人心烦的事儿。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士・法勒的著作《开放》审视了当代中国人的性、爱情和婚姻生活。在书中，他这样写到：“从前人们找对象所依靠的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已经分崩离析。人们有一种强烈的错位感，年轻人不知道该找谁帮忙。”
中国人对婚姻的困惑体现了一个处于剧烈转型期的国家的特色 。史上规模最大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拉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但是严重的贫富不均却又造成了新的社会断层 。三十年来，有多达三亿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些外乡人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没有亲戚住在附近为他们介绍对象，这使许多人在大城市里感到迷茫。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使问题更加复杂。不但许多女性为了职业而推迟婚姻， 由于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是世界上性别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在中国，每出生100个女孩，就有118个男孩出生。中国的研究人员预测，到了2019年，全国会多出来2400万未婚男性。
没有了从前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网络，很多人开始利用互联网寻找另一半。研究分析显示，中国的网上婚介业务的年收益很快就会超过3亿美元。中国有几千家婚介网站，这些网站大多数都针对广大的白领阶层。但是由于竞争激烈，以及出于对网上信息的不信任， 很多单身者——有富有贫——都转向了线下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中国的婚恋介绍传统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周朝晚期的皇室。从那时起，婚嫁介绍的目的就是使两个门当户对的家庭结合，从而使社会得到更大的利益。可是到了今天，婚恋介绍已经变成了人人皆可涉足的商业活动。而婚姻则成了某些人在社会上晋升的跳板，另一些人则通过婚姻向世人炫耀自己的成功。
单身男士如果没有住房，就很难找到配偶。而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一套住房极其昂贵。而尽管中国存在性别不均衡，女士们要把自己嫁出去的压力也非常巨大，如果28岁前还没嫁出去的话，就会被人叫做“剩女”。
过去五年中， 好几十家高端的婚恋服务机构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机构向富有的客户们收取巨额费用，帮助他们寻找和调查配偶人选。他们的方式有时虽然吸引眼球，但却可能格调低下。一家公司曾把200位佳丽拉到了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度假城市，供一位有权有势的老板细细品头论足。另一家公司在四川为富商们组织了一次宝马车队出游活动，来让他们寻找年轻妻子。钻石婚恋和其它几家最大的婚恋机构一起，在2009年举办了一次婚恋介绍活动。21位男士参加了这个活动，他们每人支付了约合15000美元的入场费。
我在过去一年跟踪采访了贫富两端的两例婚恋介绍活动的进程。它们能帮助阐明改变中国婚姻状况的不同因素。
俞女士和她的儿子是其中的一例。俞女士的儿子从外地来北京打工。他日渐年长的母亲不遗余力地在为他寻找未来的妻子，对此他只是勉强表示了同意。在杨女士的案例中，她在钻石婚恋的巨富顾客动用了几十位爱情猎头为他寻找全中国最雅致白皙的美女，尽管他也担心会找到一个“拜金女”。
杨静本人的情况介于这两种极端案例之间。她靠着自己在业内的成功成了家里主要经济来源。她本人对婚介行业里充斥的性别不平等、不尊重女性等现象也越来越看不惯，但是她还是对她超级富有的顾客们表示理解。
“这些男人也挺可怜的，”她说，“他们辛勤工作，拼命赚钱，出人头地。但却耽误了找老婆。他们也不知道该信任谁，所以来找我们。”
一个非常特殊的客户
我去年第一次去拜访钻石婚恋的北京办公室时，杨静正在为一位顾客的事发愁。这位42岁的离异客户是一个房地产大佬，为了找到下一任妻子，他准备花费超过50万美元。
这并不是公司有史以来接到的最大一笔生意：两年前，一位男士请钻石婚恋在12个城市里帮助他寻找另一半。他最终如愿以偿，并支付了约合150万美元的费用。但是这次杨静感到压力巨大。她不单要跟好几百个同事竞争那3.2万美元的奖金，她的老板还让她在这次公司当年最大的项目中担任重要角色。谁都知道这位顾客是个傲慢专横的完美主义者。要做成这单生意没那么容易。
八年前，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杨静就开始兼职做婚恋猎头。在一家医院短暂地当了一段时间的护士后，她全职加入了钻石婚恋。现在，她已经是该公司在北京经验最丰富的猎头了。最近她被提拔从事咨询工作，与客户们（和他们膨大却脆弱的自我）直接打交道。但当公司有什么大项目时，还是经常需要她亲自出马。
她的成功率令人感到惊讶。在过去三年三次大规模的活动中，该公司最重要的客户最终都选择了杨静亲自找到的候选人。她的成功为她赢得了丰厚的奖金——其中一次拿到了2.7万美元，并且赢得了国内成功率最高的婚恋猎头之一的口碑。
但她告诉我，这个新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
客户坚持要求钻石婚恋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所以我就称他为“大佬先生”吧。他属于一夜暴富的“富一代”，他们通常在变富的过程中抛弃发妻。钻石婚恋的客户中还包含很多“富二代”，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女性和男性，富有的父母通常出资为他们寻找伴侣，这些父母热衷于严密把控他们的婚姻选择及家族遗产。
但像大佬先生这样的富一代习惯于操控一切，他们可能是最不愿妥协的客户。
大佬先生对第二任妻子提出了极其详细的要求。他表示，理想的人选应该像年轻版的电视主持人周涛：身材苗条，皮肤白皙，下巴微尖，牙齿完美，双眼皮，拥有丝绸般的长发。为了确保她的性格好，运势好，大佬要求她的五官——面相——要十分和谐。
“当客户开始寻找目标时，他们想要的就是美女，多高、多白、多瘦，”杨静说。“有时他们要找的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人，这些客户也通常不知道，这个人是否就是他们心中的那一位。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们从幻想回到现实。
当然，幻想却正是钻石婚恋所兜售的。杨静的上司飞扬是一位穿着黑色皮衣声音沙哑的女士。在入行前，她曾从事电子产品交易。她把我请入她铺着厚软地毯的办公室，让我在一张亮粉色的沙发上坐下。她告诉我公司在2005年上海成立后，致力于宣扬“婚恋文化”。现在公司有六家分公司，雇佣着200位咨询师、200位全职猎头和好几百位兼职猎头，这些人几乎全部是女性。
她的雇员都叫她“飞老师”，飞老师开办了一个名为“怎样做贤妻”的培训班，教授女性们怎样在嫁入豪门后持家，揣摩丈夫的情绪，并向她们讲授“性关系的重要性”。培训班有两门课程，每门课程讲授14天，一共下来需要约1.6万美元的学费。
但是钻石婚恋的首要目标客户还是男士，越有钱越好。公司四百万会员中大部分都是男士。他们之中有的人每月支付几美元来做些基本的搜索。另一些人每月则会花上高达1.5万美元的费用以便能够查看只给高端会员准备的数据库，并得到专业婚恋猎头量身定制的服务。
公司最富有，最舍得花钱的顾客90%都是男士。他们对讲座和数据库的兴趣不大。他们想要的是认识那些还没有被其他会员在网上浏览过信息的年轻女性。飞女士冷静地把这些女性叫做“新鲜资源”。婚恋猎头的工作就是去找到她们。
除了提供大量的人选，这些婚恋介绍活动也给顾客一种安全感。严格的背景调查排除了飞女士所说的“拜金女、骗子和道德败坏者”。按活动规模大小，钻石婚恋的收费从5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有时甚至更多。飞女士说这是物有所值。
“多花些钱找个完美的妻子有什么不对？”她问我。“这可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资。”
在和大佬先生签合同前，杨静就觉察到了麻烦。她和一名同事从公司只面向高端客户的数据库中选出了一些女性作为模版。他们给大佬先生看了公司最抢手的3000名女性的资料和照片，他没一个满意的。
“哪个姑娘的眉毛只要高了半毫米，他都会把照片扔到一边说 ‘不行！’”杨静说，“他总能挑出毛病。”
这可是50多万美元的生意。杨静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找到合适人选。要她操心的还不只是大佬先生。我们有一天下午见面的时候，一向富有活力的杨静歪坐到沙发上，显得精疲力竭。她刚同一位女富商面谈了一个小时。这位年近四十的女士愿意出10万美元让钻石婚恋给自己找个财富地位相当的丈夫。
“我只能告诉她我们接不了她的生意，”杨静说：“没有哪个有钱的中国男士会想娶她。男人们都想要年轻的，不那么强势的。”
好几分钟的沉寂后，她又说：“这些剩女真让人忧心，你们美国也有剩女吗？”
一位母亲的寻觅
起初，俞佳没有告诉儿子自己在替他找对象。家庭刚刚遭遇不幸，她不愿让儿子感到不快。此前，她与身患肺癌的丈夫离开东北的哈尔滨，希望他能在北京得到更好的治疗。他们的两个儿子已经生活在北京。但她的丈夫仅仅过了一年便在2009年撒手人寰，他们仅存的2.5万美元家庭积蓄也就此一文不剩。
伤心欲绝的俞女士与她的两个儿子一起住在北京近郊的一套公寓中。一个儿子已经结婚，而当时36岁的儿子赵勇却仍旧孤身一人。但是，俞女士某天在天坛的榆树林里遇到了熙熙攘攘的一群人，她的生活从此有了新的目标。
“我下定决心，在替儿子找到老婆之前绝不回家，”她说。“这是我这辈子唯一还没办成的事。”
拿着她的牌子深入一大群陌生人中间，这让她在刚开始时感觉很不自在。她的两个大些的儿子是通过传统方式找到的妻子：一个通过媒人，另一个通过朋友介绍。但小儿子赵勇还没结婚。他丢掉了在哈尔滨一家电子工厂的工作后，跟随青梅竹马的恋人来到北京，原本计划结婚。但女方家庭要求得到约合1.5万美元的彩礼——也就是中国农村新郎家给新娘家的礼金。俞女士家出不起这笔钱，两个人的恋情就此告吹。
俞女士的小儿子赵先生干着司机和销售员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前女友跟别人结了婚，生了孩子。他告诉母亲， 他根本没时间想结婚的事。
公园里的陌生人们同样是背井离乡，跟俞女士有着类似的经历。她在这里找到了慰藉。这里的不少其他家长更加焦急：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俞女士来自农村地区，所以允许生多个孩子。）
但是俞女士发现，公园里的相亲对象往往是互不般配的“剩女”和“剩男”，分别来自社会的两端。所谓“剩男”往往是与她儿子类似的来自穷困农村地区的男子，他们身边的女性往往嫁给年龄较大、社会阶层较高的男人。由于中国性别失衡，随着更多过剩男性进入适婚年龄，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但“剩女”们要找到合适的中国伴侣可能更加困难，即使她们恰恰拥有剩男们所缺乏的东西：财富、教育和社会与职业地位。某一天我在天坛遇到了一位来自安徽的70岁退休老者，在为自己的大女儿找对象——他的女儿是北京某大学一位36岁的经济学教授。
“我女儿非常优秀，”他边说边从布袋中拿出一本她出版的学术著作。“过去两年给她介绍了差不多15个人，但他们最后都没敢要他，因为她的学历太高了。”
经历这次失败，他坚决反对自己的小女儿上研究生。“哪个男人也不会要你的，”他说。小女儿现在已经结婚，生了个外孙，但由于他忙于在北京为大女儿找对象，他难得见到尚在襁褓中的外孙一面。
俞女士的儿子赵勇发现母亲背着自己去找对象后，曾经很生气。他不想让任何人替自己做广告，尤其是母亲。但后来，他也让步了。
“我看出来她下了多大力气，所以也没法拒绝了。”他对我说。
俞女士没跟儿子讲起那些听说他在北京没有房产和户口就显得不屑一顾的家长们；但是她勉强说服跟自己儿子见面的那五六位年轻女子，再也没跟他进行二次约会。
但是，去年夏天某个下午，她似乎见到了一线希望。她跟另外一位母亲交换信息，对方没有立刻打退堂鼓。对方的女儿35岁，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还有北京户口。在某些人看来，她也是个剩女。当晚俞女士把儿子的照片用电子邮件发给对方。那位女儿开始拒绝见面，但一周后打来电话：“好吧，也许吧。”
俞女士十分兴奋。这已经是好几个月来唯一的实质性进展了。
高收费，高保密
我第二次去钻石婚恋的办公室时，杨静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耳语说：“我们有内奸了！”
几天前，就在大佬先生准备签合同，支付60万美元的服务费时，来自竞争机构的一个女人给他打了个电话，抖出了他与钻石婚恋的一些合同细节，提出帮他做个更加全面的搜索。大佬先生怒不可遏地打来电话， 称自己的机密信息被泄露了。
杨静说，几个小时之内，公司管理层就揪出并解雇了这个内奸——原来是被竞争对手收买的一个秘书。但她们花了整整一个星期，道了无数次歉，并且赌咒发誓加强保密措施，才让大佬先生回心转意，最终签了合同。合同条款规定，他一旦找到妻子，他的帐户信息必须像电影《碟中谍》里那样，彻底销毁。
“我们一向都签保密条款，”杨静说。“但现在，我们简直变成了一个秘密组织。”
大佬先生签下合同那天，她亲自飞往成都，开始了搜索之旅的第一站。她在那里搜寻了20多天，其间经常在晚上做同样的噩梦。“我每次接单的时候都很紧张，但这次，压力简直让人发疯。”
她的10人婚恋猎头团队用三个星期搜遍了大学校园和商场，努力完成每天找到20个高素质女子的目标，也就是每人每天找到两个。每超额完成一个，杨静会给下属16美元的奖金。她自己的目标是每天找到10个“A级”女子。
让她夜不能寐的不光是担忧找不到完美的目标，并因此而失去高额奖金——办公室的泄密事件让她对信息安全也感到不安。再失误一次，大佬先生肯定拂袖走人。
在成都的某个下午，在康师傅面馆匆匆吃下一碗牛肉面后，杨静注意到一位年轻女子打着手机，从她身后翩然而过，进入一家餐馆。一头长发挡住了女子的大半个脸，但她笑声清脆，步履轻盈，让人心动。
“她看上去开放、热情、愉快，”杨女士说。犹豫片刻，她跟着女孩进入餐馆，先就打扰她进行道歉，然后展开了魅力攻势。她挽起女子的胳膊——杨静的招牌动作之一，从她那里拿到了电话号码，照片和一些关键的基本信息：24岁，研究生，而且与主持人周涛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拒婚
去年秋天的一个周五，我在北京西边的一个麦当劳里见到了俞佳和她的儿子赵勇。赵勇现在已是39岁，可他有着一张年轻的面孔，没什么皱纹。但是他还是觉得岁月不饶人。为了攒钱提升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条件，他同时干着两份工作——骑着电动自行车在城市里穿梭，销售微波炉和化妆品。他的月收入大概是1000美元。周末有时他去给电影摄制组跑跑龙套，以赚取约合80美元的外快。
他的收入不算太差，但是要在北京找对象还远远不够。即使在乡下，男方家庭需要的彩礼也行情看涨。赵勇的大哥十年前在黑龙江乡下结婚时，他们家出了约合3500美元的彩礼钱。俞女士说现今女方会开出3万美元到5万美元的价码。在城市里，男方一般需要提供住房，这更是可望不可及。以赵勇现在的收入，要想在北京购买一套10万美元起价的小公寓，他还得攒上十年二十年的钱。“那时我就是个老头子了，”他苦笑道。
赵勇通过相亲网站结识了一些女性。但是这些女性在婚姻状况和家庭背景上说了谎话，这让他对互联网丧失了信心。俞女士却取得了一些进展。 她安排了儿子与她在婚姻集市上遇到的那位母亲的女儿见一面。
我们在麦当劳见面之后不久，赵勇与该女士在一家咖啡馆见了一面。他告诉我这比大多数第一次相亲见面尴尬多了。这位女士35岁，北京本地人，有自己的公司。她开着一辆宝马轿车前来赴约。而他只不过是个从农村来的上门推销员。他努力寻找话题，却发现他们俩之间没什么共同语言。
但是缺少化学反应却没让这位女士觉得有何不妥。她向赵勇描述了自己盈利颇丰的摄影生意和在北京的三套住房。他觉得这位女士还是有她动人之处的，但是该怎么对她的话做出回应呢？没等到两人说起还要不要见第二面，该女士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他们结婚的话，他就再也不需要工作了。
“她说她挣得钱够两人花的了，我想要什么她都能满足。”
这个建议让赵勇目瞪口呆。他从没遇见过说话这么直率实际的女人。富有闲适的生活确实诱人。但是最终，他说自己不能想象附属于一个女人。“如果我接受了她的条件，那我还算个什么男人啊？”
过了好几天，他才鼓足勇气告诉母亲他回绝了那位女士。他了解母亲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她多么希望成功。俞女士知道后闷闷不乐：“现在的孩子都太挑剔了。”
但是这次失败并没有阻止俞女士每天前往婚姻集市的脚步。这个月初我跟她联系的时候，她正安排儿子与她找到的三个新候选人见面。“我很乐观，”她告诉我。这么多年来，希望是唯一支撑她的东西了。
淘汰筛选
在钻石婚恋为大佬先生找到的1100多位大体符合他要求的新鲜人选中，有200位在成都。“严酷的淘汰过程”——用杨静的话来说——把这个数字减到了100， 然后是20，最终只有8人入选。（剩下的人选进入了钻石婚恋的数据库，而这种扩大数据库的方式由大佬先生这样的金主埋单，公司不用花费一分，也算是这类活动的一个附加好处。）
接下来，这些最终人选进行了又一轮的面试和心理测试。在寻找活动开始后不到两个月，大佬先生收到了关于8位人选的厚厚资料，详列了她们的家庭背景、收入状况、习惯、兴趣爱好，以及身体和心理状况。
最后，大佬先生通过电邮收到了一些画质一般的视屏。第一个视屏拍了成都的头三位人选的坐姿，站姿；走路说话以及她们的一颦一笑。 其中有一位24岁的娴静女子，她一头黑色的长发，穿着黑色的紧身短裤，在镜头前自如镇定。她就是杨静在康师傅面馆里凭直觉找到的那位大学研究生。
杨静的猎头技能和不屈不饶的态度又一次得到了回报。在8位最终候选人中，有她找到的两位，这给了她25%拿到奖金的机率。（在100到20的那轮删选中，她就已经拿到了一小笔奖金。）当我问到奖金的事时，她一开始显得很谦虚。“我的目标就是让男女双方都高兴，”但她又补充称，“在我心里，我还是希望我找到的姑娘能胜出。”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杨静努力工作。她每天一大早就去上班，晚上8点以后才能回到家。她把5岁的儿子交给婆婆照料。她还经常得出差找人选，一去就是好几个星期。杨静22岁结婚的时候，丈夫35岁。他开的一个卡车物流公司在2009年倒闭，从那以后，他就没怎么工作过。杨静用自己拿到的一大笔奖金给他买了一辆三菱汽车，他没事就改装改装汽车。她的职业让她自认为看透了和自己一样的职业妇女的前景。有一次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幸好我早就结婚了，不然我一点儿嫁出去的机会也没有。”
大佬先生的选择
大佬先生六月份的时候飞去了成都与三位当地的候选人见面。在香格里拉酒店去大堂的电梯里，他紧张地拨弄着自己打了摩丝的头发。他差不多花了50多万美元寻找妻子人选，现在他要看这些钱花的值不值了。
他在成都见的最后一位人选就是杨静在面馆里找到的那位和周涛相似的女子。一开始，他们两人看上去并不相配——这还并不仅仅由于两人相差18岁。他差不多知道关于她的一切：她的恋爱史，她最近被研究生院的录取以及她父亲在政府的高位。而她除了他的身高体重对他一无所知，她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钻石婚恋仅仅告诉她，他的净资产超过80万美元。
这位年轻女子想会面时气氛轻松一些，所以提出去一家当地的川菜馆吃饭。但是大佬先生却坚持让钻石婚恋的一位叫李敏敏（音译）的女咨询师陪同。吃饭时他有意没有和候选人坐面对面，而是别扭地坐得偏了一点。李敏敏告诉我，这是为了能“更好地看到候选人的侧脸，皮肤和牙齿。”
在咨询师的怂恿下，大佬先生和年轻女子才说了几句话。当他问到女子父亲的工作时，她只是说父亲是个公务员。至于是什么级别？“管理层”， 她说。大佬先生似乎很满意她的隐私意识。他花了好几分钟，最后直截了当地问到她父亲的职位，她这才承认父亲是一位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我爸从小就告诉我要保持低调，”她说。
一刹那间，“门当户对”这个词似乎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大佬先生和年轻女子社会地位相当，一位是富有的企业家，一位是高官的女儿，两人都十分谨慎低调。
晚饭后，大佬先生取消了与别的候选人的约会，让他的咨询师买了个古奇的手包，送给女子以示他的好感。7月初，在他们见面不到一周后，他邀请她坐飞机去海南的一个奢华的海边酒店度假。他们俩开了两个房间。他们回来后，李敏敏向我保证说，他们的关系“还是纯洁的”。
杨静很高兴大佬先生最终挑中了她的人选，但是她希望他们的进展能再快一些：毕竟3.2万美元对她的家庭来说太重要了。通过电话和短信交流，这对情侣在北京见了一面，此后又去了四川省西部的山区度假。在成都的时候，大佬先生拒绝与女友的父母见面，他也没有参加女友朋友的婚礼，而是一人留在了旅馆。
他们俩还没有决定是否结婚，但是除了对方，都没有再和别人约会。杨静说大佬先生对婚姻是严肃的。没有人会花上50万美元，“只是想玩玩”，她说，“他只不过还需要多一点时间。”
翻译：王晓琳、陈柳、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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