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易新闻客户端发现新闻：「揭秘朝鲜战争后被隐秘的士兵」，与你分享。
60年前的朝鲜战争渐行渐远，历史化作碎片，那场战争让他们成为"最可爱的人"，也成为"叛徒"。俱往矣。如今他们只活在自己的心中。
没有面世的书稿
2013年过去了，吴金锋那本78万字的《安德舍笔记——战俘问题调查》最终还是没能出版。这意味着有关部门对朝鲜战场志愿军战俘营归来人员的政策没有变化。
1951年12月，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商议战俘遣返议程。朝中两国被人为分割的非正常情况，让战俘遣返变得复杂化，成为谈判双方最敏感和争执最激烈的问题。
美方最终提出"自由遣返原则"，对2万多名志愿军战俘进行"甄别审查"。由于台湾特工的介入，战俘营原本存在的政治矛盾激化，战俘的臂膀被刺上"反共抗俄"字样，不断有人被毒打，割肉、活埋和剖腹，迫使志愿军战俘不敢回国。最终有1万4千多人前往台湾，有5千多人坚持斗争，返回大陆。
中方曾发表声明，"我们完全欢迎我方被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保证全部被俘人员遣返后与家人团聚，参加和平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事后证明，美方当时没有向战俘宣布这份声明，坚持回国的战俘也没能享受到声明中的和平生活。
吴金锋本人就是一名入朝战士。上世纪八十年代，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任上离休后，他走访近四百名被俘官兵，逐一做了口述实录，他将30多本采访笔录原稿交给了中央军事档案馆收存，口述实录编成的《安德舍笔记——战俘问题调查》书稿。
书稿中的主人公们，如今在世者寥寥无几。吴金锋多次将书稿寄出，呼吁上级重新处理志愿军归国战俘问题，但始终杳无音讯，与多家出版社接触，书稿也难以面世。
"我做了该做的事情，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访问过的人，没有什么遗憾。他们按照国家的政策，觉得不能出版就搁在那里，我没有办法，我尽了我的努力。"几年前中风后，吴金锋行动已不方便。
曾是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代表团成员，志愿军139师政委的贺明将军晚年关于战俘的著述也没能出版。2012年12月，93岁的贺明在京逝世。
归俘政策突变
2年前《解放军文艺》摘选了《安德舍笔记》第二卷中的3万字发表，讲述了志愿军在战俘营的斗争和遭受的迫害。
随后，吴金锋给成都归俘老兵钟骏骅去信，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将这笔稿费用于帮扶归俘同志。
2006年，钟骏骅曾和朝鲜战争幸存的几位老兵再次踏上韩国土地，为战友们举行了一次异乡的追悼。
1951年，钟骏骅所属的60军180师从河北沧州驻地奉命入朝。这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卓越战功的部队，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回撤中，为掩护伤员转移，面对数倍强敌，成为损失最大的部队，全师3900多人被俘，伤亡3000余人。
钟骏骅也在此役中被俘。在对战俘遣返大陆或去台湾的志愿甄别期间，他和战友在战俘营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鼓励那些犹豫中的战友。
1953年8月5日。战俘遣返在板门店进行，通过83米长的"自由之桥"到达板门店，中方接收区搭着高大的彩门，中间写着"祖国怀抱"大字，朝中两国国旗迎风飘扬。许多人流着眼泪大声高喊"祖国，我们回来了！"
归国战俘被集中到辽宁昌图县学习，很热闹也很温馨，但好景不长，昌图县的"归来人员管理处"成为这些人一生噩梦。
"归管处开始作审查，以为被俘就是放下武器投降，是政治动摇者，因而军队一个都不留，全部遣散去地方安置，去前作出结论，百分之九十以上开除党籍、团籍、被俘后军籍，通知地方党组织，转业去的营以上干部监控使用，遣散回籍的连以下干部和所有战士，由公安局登记监管，并宣布纪律，到地方一律不准讲述自己被俘经历，使人知道解放军还有人作俘虏。"
没有人知道政策为何突变。
有归俘者认为，从成为战俘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是普通战俘，被摆在了各股政治势力博弈的棋盘上，"战俘"二字对他们意味着永远无法改变的命运——人民的罪人。
吴金锋在早年写给总政领导信中提到，"1954年的处理是如此荒谬无理，归国战俘全体一致喊冤。"
26年后，党中央发出1980年74号文件，《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认为原处理把战俘的事看得过重，应该降低处分标准，对被俘归来人员不得歧视。
但"定性偏高，处理偏重"的定调，让早期处理方式遗留下的问题难以消除，政治歧视仍然存在，志愿军战俘家庭经济贫穷没有改善。
74号文件的落实也并不尽人意，直到1986年，作为原180师代政委、志愿军战俘中职务最高的将领，已经享受部队军级干部待遇的吴成德还在联名多位战俘将领向上级写信，只求组织上给战友们一个公正的结论。
"有了仗打，我才是最可爱的人"
"战俘不是叛徒"。180师538团的战士石敦豪有幸突围，他更能理解战友们无奈的选择。
敌人机枪不时扫射，树林里一爬就是几个小时。"他是在走投无路情况下才选择了那条路，这不是思想不纯，当时所有人都抱着牺牲的决心要求打第一梯队。"
回国后接受审查的钟骏骅，最早被组织内定为"团内警告"，这离他在集中营时的表现被战友们评价"回国后转党、记功"相去甚远。
与更多战友相比，钟骏骅是幸运的，他平安度过了之后的"四清"和文革。
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某部营长张福庆，在朝鲜受伤被俘后，坚持斗争直至回国。回国前，其部以为他已战死，开了追悼会。待他回到归管处，被开除党籍、军籍，级转业，他意欲自缢，转念又活了下来，一家五口靠捡拾菜叶过活，卖血六次，两个女儿饿死，大儿子考上大学，因为父亲身份没能继续学业。文革期间，张福庆被打到流血休克，妻子被吓成傻子。
汪元昌是180师538团宣传员。五次战役第二阶段，部队出发那天，生病的汪元昌被留在了修养连，这是他与很多战友的最后一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退休的汪元昌搭上改革开放的顺风车，如今拥有一家资产过亿的企业。
"我是战争和改革开放的幸运儿，但我为很多战友感到不公，聪明的人是要做给下一代看的。"82岁的他力所能及的为战友做事，他尤其忘不了归俘回到什邡的战友李正文。
1982年夏，汪元昌到什邡，一位老婆婆低声告诉他，"李正文自杀了，用铡猪草的铡刀抹喉的。"
李正文刚刚过完50岁生日，听邻居讲有两位穿军装的青年来找过他，老人一夜没睡，不知道又有怎样的运动等待着他，最后用一根绳子告别了这个世界。
那两个穿军装的青年是当地武装部的，原本前来落实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政策，他们难以理解，一个曾经冲出集中营的战士为何变得如此脆弱？只有被卷进运动的战俘们想象得到，这是一种怎样的恐惧。
恐惧和失落不只在被俘者身上。每年4月16日，180师幸存战友都会相聚一次。
几年前一次相聚，汪元昌看到一位战友双手不停颤着，就说你不方便还参加什么聚会。本来好意关照，却招来对方臭骂，最后扑在他身上，抽搐说，我想打仗，有了仗打，我才是最可爱的人，才有尊严，负伤也不后悔，现在谁还记得我们。
现场所有人无言以对。汪元昌已经记不得这位战友的名字，他的故事和很多战友一样，随着它们的主人走进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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