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网易新闻「苏联大饥荒,天灾还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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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28年斯大林提出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29苏联政府批准，苏联的工业化增长迅猛，粮食大量地向国外出售，换来工业机器。粮食从"富农"家里大量收走，苏联中央强行农民加入集体化。

　　在各地的农业人民委员强迫成百上千的农民放弃他们拥有的小片土地加入集体农庄，而且经常是把他们从世世代代耕种了几百年的土地上赶走，这种变化长期削弱了苏联的农业，并且为1932年和1934年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方的破坏性极大、夺去了六七百万人生命的严重饥荒创造了条件。

　　1932年8月至1933年10月间，发生在乌克兰的饥荒事件，被乌克兰史学界称作"种族灭绝性的大饥荒"。2009年初，乌克兰法院对大饥荒案调查后确定，称此次大饥荒造成乌克兰394.1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91.2%为乌克兰人，而每天大约有33000名乌克兰人饿死。大饥荒期间，人吃人的现象普遍发生，枪杀和自杀事件也直线上升，乌克兰人民经历了悲惨的事件，而饥荒给幸存者的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阴影。

　　强制推行集体化

　　1927年底，苏联爆发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仅是1927年初的75%，链式收购量的减少对苏联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斯大林没有从国家实行的农业政策上找原因，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认定是小农经济束缚了农业的发展。1928年，苏联政府决定在农村实行集体化。苏联政府认为，只有乌克兰推行集体化才能彻底解决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问题。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在乌克兰农业中集体经济应当达到30%的份额。一开始，苏联政府尚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到1929年秋天，乌克兰集体经济仅占其农业经济的5.6%，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仅占可耕种面积的3.7%，只有2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乌克兰集体化的速度离中央的要求相差甚远。1929年1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加快农村集体化的进程。

　　1930年1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的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正式提出在农村开展全盘集体化的方针。1930年2月，乌克兰政府不顾农村的现实情况，强行全盘实行集体化。当地基层干部提出的口号是："谁反对集体农庄，谁就反对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是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和牲畜，加入集体农庄。伴随全盘集体化而来的事件屡屡发生，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普通农民运用最多的反抗形式是滥杀牲畜，他们认为吃肉，或者卖了比交给国家好。1928年至1932年间，乌克兰家庭饲养的牲畜减少了1/2多。当时摆在农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加入集体农庄，要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320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消灭富农运动扩大

　　苏联数百万农民抵制集体化运动，他们把粮食藏在自家的地窖里，或者拒绝与当局合作。这些人被称为"富农"，即富裕的农民。

　　"富农"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术语，以致任何人都可能被包括在内。由于某个喜欢嫉妒的邻居举报，拥有一头额外奶牛或者一间额外卧室足以使一些明显贫困的农民获得富农的资格。

　　在乌克兰，富农是具有强烈民族独立意识的阶层。他们保留着乌克兰的语言、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他们对政府提出的集体化运动和粮食征集采取抵制态度，不愿把粮食低价出售给国家，而是希望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个好价钱，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富农成为粮食征集制和集体化运动绊脚石，自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由于富农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而是根据斯大林的意志，制定了一个"规定"富农标准的文件："每口人年收入超过300卢布(但是每个家庭不少于1500卢布)，从事经商、出租农具、机器和房屋、战友磨坊、油坊等。具有这些特征之一者，均可划为富农。"结果，乌克兰的富农占了农民人数的15%，消灭富农运动扩大化在所难免。

　　富农的抵制活动，让苏维埃政权很是反感。为了粉碎富农的抵制行动，苏维埃政权实际恢复了沙俄旧时代所实行的行政流放制度。只用一两天的时间，卡车和四轮马车直接来到村里把一家一家的人带走。有些富农被枪毙了，有些被捕后判处在劳改营服刑。不过，政府最终把大部分富农流放。1930年至1933年间，超过两百万富农被流放到哈伯利亚、哈萨克以及苏良其他人烟稀少的地区，作为"特殊移民"，禁止他们离开流放村。

　　在集体执行过程中，农村党政干部握有农户的生杀大权，这些人往往依据个人的主观好恶判断是非曲直，制造出一幕幕人整人的悲剧。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消灭富农运动全面铺开。苏联政府向农村派出大批城市工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员，1929年秋，向乌克兰农村派出大约1.5万人，1930年1月达到4.7万人。不久，又从俄罗斯抽调大量工人到乌克兰农村镇压富农。富农们被剥夺财产，流放到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和北方做苦役。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约有85万人被强迫迁到北方，许多人惨死途中，很多青壮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场运动中，富农阶层陷入了悲惨绝望的境地，屠宰牲口，烧毁农业设施，破坏农业生产工具的事件屡屡发生，给乌克兰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消灭富农运动在乌克兰消灭了总计30万～50万富农。

　　逐年加码的高征购指标

　　1928年，苏联中央提出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核心是加速实现城市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在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要实现上述目标，苏联需要出口大量粮食换汇，进口工业设备。当时，苏联仍是一个只输出农产品、输入机器装备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农业是苏联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为了增加出口量，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实行掠夺性的粮食征收。

　　20年代中期，许多农民不愿意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粮食，国家的粮食征购工作遇到了困难，为了解决粮食的供需，苏联政府轻率地沿用驾轻就熟的行政手段。为确保收购足够多的粮食，苏联政府要求各级政府成立征粮队，强行向农民收购粮食。

　　1927年12月15日，苏联中央给乌克兰下达的征粮指标是2.65亿普特(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1普特 16.38千克)。1928年，乌克兰向苏联政府交粮2.72亿普特，占该年度全苏联粮食征集数量的42%。在粮食征集过程中，征粮队除了征收小麦和玉米外，还征收其他的农副产品。进入30年代以后，乌克兰的粮食产量连年减少，而中央下达的征粮指标却不调整。

　　农民在交粮食的同时，还要交纳各种名目的税。苏联当时实行三种税收农业税、直接税、义务交售农产品。国家常常超规定收税，许多农庄无法完成任务、农民的负担超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也没有想办法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强化征粮力度。

　　1932年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给乌克兰的征粮硬性指标是：集体农庄上交475万吨粮食;个体农户上交108万吨粮食。为完成中央下达的征粮任务，乌共中央于11月18日通过了关于强化粮食征集措施的决议。这些措施是：实行武力征粮;关闭所有的国营、集体办的商店，没收一切粮食储备;禁止私人和农庄进行粮食交易;停止发放贷款、预付和支付现金;禁止一切团体和个人向农庄收购粮食。

　　上述措施在乌克兰当时385个区中的88个区实行，给乌克兰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征粮队在具体执行上述措施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对农户缺粮少种子的现实视而不见，用武力从农民手中抢走160万吨粮食，占农户总储备粮的76.2%，他们搜尽了农户手中的最后一点粮食，付给农民的粮款极少，只相当于粮食价的4%～5%。

　　1932年冬季至下一个收获的季节，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只存有80公斤粮食。农民只好宰杀牲畜，用树叶、树皮来补充粮食的不足。由于食品严重缺乏，大批人因饥饿而死亡。在长达22个月的饥饿中，农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包，农村经历了罕见的贫困，变为一个个废墟。

　　饥荒时苏联政府拒绝施救

　　早在1931年1月，乌克兰就有271个区向乌共中央报告了实施粮食征集制带来的不良后果。1932年2月10日，乌克兰农民联名上书斯大林，报告乌克兰农村缺少粮食的情况。同时，乌共中央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在1932年全乌共产党第三次全会上正式宣布乌克兰食品严重不足，并向斯大林通报了乌克兰农业情况很糟的现实，但这一切均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1932年7月，乌克兰的粮食储备情况已引起乌克兰领导人的不安。1932年11月，苏共中央向乌克兰下达命令，集体农庄在没有完成上交国家粮食定额之前，不得向农民发粮食。哈尔科夫州第一书记罗曼·捷列霍夫在1933年1月中央全会上亲自向斯大林汇报了乌克兰发生饥荒的情况，基辅军区司令员也亲自出马要求中央给予援助。但是，苏联政府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食品帮助，更没有采取措施消除饥荒，或减轻饥荒所带来的后果，而是继续大量出口粮食。当饥荒在乌克兰蔓延时，苏联政府不仅不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同时拒绝各国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

　　另外，苏联政府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封锁消息，动用武装力量切断公路和铁路交通，颁布一系列命令，禁止饥民逃离饥荒区外出谋生。如1932年8月7日发布关于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禁止居民收集仓库附近和火车站附近的丢弃食品的命令;1933年3月17日和9月13日发布的关于禁止农民擅自离开集体农庄外出找工作的命令;1932年12月4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国内护照制和饥荒受害人不得擅自迁移的命令。上述做法进一步加深了饥荒的局势，造成了更多的人员死亡。1933年春，仅在基辅州的16个区内就发生了123起人吃人和吃死尸的事件，俄罗斯历史材料里记录了上千件吞吃亲生子女的事件，许多农庄变为废墟。

　　苏联政府为遮盖事实真相，从俄罗斯等地向无人村移民。1933年春天，苏联政府开始从俄罗斯向乌克兰大规模地移民。很多移民在目睹了饥荒造成的惨状以后，又离开了乌克兰。

　　这次大饥荒给乌克兰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根据莫斯科历史档案馆馆长扎皮林于1989年发表的档案材料，1926年乌克兰的登记人口为2890万人，1937年的登记人口仅2840万人。10年间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了。据苏联官方的人口统计，1935年乌克兰的登记人口为319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2470万人，与1937年相比，人口减少350万。1933年，全乌克兰出生人数为40.7万人，死亡人数为185.3万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3倍多。这种状况自1933年6月开始，持续了一年半之久。而在以后的10年内，乌克兰一直没有摆脱人口负增长的危机。1927～1931年，乌克兰平均死亡人数为260万人，如果不发生饥荒，1932～1933年的死亡人数应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但实际上，1932～1933年平均死亡人数为400万人。1933年，乌克兰死亡人数为500万人，其中290万死于饥饿。

　　1932～1933年发生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乌克兰1932年的收成虽不如去年，但粮食产量仅比1926～1930年平均产量低12%，居民的食品应毫无问题。但是，国家有组织地剥夺了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粮食，这是一场人为的悲剧，震撼人心。2010年1月，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认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亲自策划"大饥荒，"蓄意"对乌克兰民族实行种族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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