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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安钟汝：天津十日，寻找知道真相的好心人
// 墙外楼
天津"8·12"爆炸事故的浓烟似已散尽，而对于媒体报道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事故发生后，我们的记者迅速度地到达现场，彼时，他们正忙于报道事实，还原真相，顾不上表达个人情感。这既是职业要求，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体现。
今天，新京报传媒研究（xjbcmyj）推出天津"8·12"爆炸事故系列记者手记，力图通过到达现场记者的个人视角，部分地还原事故现场最真实的一面。
安钟汝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看看他在灾难现场的经历吧。
8月22日下午，我结束天津十天的采访回到北京的住处，顾不得洗刷，就蹬掉鞋子，闻着自己的臭脚味儿入睡了。我梦到自己做了一个梦。我打车去爆炸现场拜访一个采访对象，出租车上，我睡着了，梦到自己到了采访对象发给我的位置，已经是一片平地，火还在烧，在烟雾中，我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始终无法接通，这个时候，车子颠簸了一下，我醒了。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前方堵车，走不动了，微信滴滴滴滴不停地响，领导不停地询问采访情况，我焦虑万分，和出租车司机吵架，怪他选错了路。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我不敢接，也不敢看，准是领导打来的，准又是催采访。
这是梦，也是现实中我十天里常态，不停地找人、找人、找人。
8月12日，我还在郑州做一个静态的选题，深夜11点50分，突然接到主编闾宏的电话，"天津出事了，马上出发。"高铁、飞机、汽车全部停班，我该如何出发？再给领导电话，他给我的命令很简单，"想办法，不惜代价"。
12点20分，我出发了，从郑州到天津，700多公里，打车，我蜷缩在后座，把头深埋在两肘间，听着大货车不停地呼啸而过，我甚至怀疑能不能安全到达。
8月13日早上，安钟汝到达事发现场，烟雾还在升腾。
早上八点，我安全到达现场。距离现场1000米附近，几条通往核心现场的入口都已经被封闭。这情形在赶往这里之前我就已经想象得到。出事以后，官方首先做的就是拉一条防线，看得见得，看不见的。
作为深度调查记者，不但要突破看得见的防线，还要突破看不见的防线。
第一天，后方给我们的调查方向是"化工围城"，我的任务是调查瑞海国际物流项目与周边楼盘的关系。
在一个小区门口，我看到有集聚的业主，他们试图往里冲，带着哭腔哀求着保安，有人想进去拿落在楼里的财物，有人想去查看自己的房子受损情况。这个时候，楼上的碎玻璃还在不停往下落，传来尖利的破碎声。根据以往经验，最容易的突破对象就是受害者，但是当我接近他们时，他们立即就敏感起来，除了承认自己是这里的业主外，再不愿意多说一句话，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士对我吼道，"你不要采访我，我还要好好生活。"
第一天，我以为最容易采访到的受害者，直到下午四点我才找到，接受采访之前，一再要求，不准说是哪个楼盘，不准透露他的姓名，不准拍照片。
紧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追问越来越深入，我们的采访涉及到官方，那是一道更难进的门。
安置灾民的开发区二小，拉起了两道防线，戒备森严。
8月14日，我到塘沽一家环境评测机构求证有关瑞海安评问题，刚进门，就被门口的保安拦住。我看到保安的桌子上贴着一张通讯录，上面有该环境评测站站长的电话，就想拍下来，电话求证，结果被保安发现，夺我的手机，我们握着手机，掰了半分钟的手腕。
而即便能进去那道看的见的门，也并不一定能够突破那道看不见的防线。8月15日，我们发现一家消防研究院可能与瑞海安评有关，就去求证。我躲开保安的视线，溜进了三楼一个领导的办公室，这位领导看到我很是诧异，"你是怎么进来的？我们门口不是有保安吗？"说着就把我往外推。我知道我没有解释时间，就直接问核心问题，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嘴里只是说，"我不知道，你别问我。"他从办公室一直把我推进电梯，帮我按下了一楼的按键。
我没舍得走，又回到二楼，希望从员工那里获得一些信息。开始的时候，楼道里有人行走，但还没等我张嘴，就快速摆着手躲闪。很快，楼道里空无一人，有人从办公室探头出来，看到我之后，又缩了回去。空荡荡的楼道里，我竟然觉得恐怖起来。好似有一个禁忌，可怕到只有我一个人在触碰，而这种禁忌之恐怖甚至超过事故现场的危化品本身。
这种禁忌之可怕，好似病毒，甚至与该事故无关的人，也不愿意触碰。在做《瑞海氰化钠仓促乱局》这篇报道之前，为了咨询化学危险品安全距离问题，我连续拨打了四个化学专业教授和安全评价专家的电话，他们听到天津两个字，全部不予回复。安评专家甚至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地吼道"你为什么问我，这件事和我没关系！"
在做《谁为瑞海违规仓储危化品放行》报道的时候，我们怀疑天津交委对瑞海公司的危险品经营资质批复存在违规问题，去天津交委求证的萧辉老师被拦在门外，说他们要走正规的采访程序，一等就是一下午，最终也没有得到回复。我心里想，假如他们做什么都这样讲程序就好了。
为了得到相对准确的答案，我打电话给西南一个市的交委港口处，求证港口经营危险品经营资质的规章制度，并引用在了文章中。第二天稿子发表，就接到该港口处的电话，"你们怎么能把我们写到天津这样的报道中呢？"打电话的人老羞成怒。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震惊地发现，本以为安全的地方，早已四处漏风。
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被这种可怕的禁忌笼罩。8月15日那天，我和涂重航老师获得了一些有关瑞海的资料。而拿到资料二十分钟后，就获得消息，某单位已经知道资料泄露，正在调查。很有可能，对方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信息。我们把情况反馈给副主编崔木杨，他迅速给我们联系到天津市区的一个朋友，要我们退掉酒店，去朋友那里写稿。
而当时的问题是，我们居住的酒店距离市区要一个多小时，我们赶过去，手头的求证工作马上要停止。最后，涂老师说，"不管了，我先去写稿，你继续采访，只要稿子发了，抓就抓了吧。"幸好，当天无事。但涂重航老师在房间内，上了两道锁，有人敲门，都要问清楚是谁才开门。
十日来，我和同事们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后方一直催促采访，而我们总在路上，焦虑地联系采访对象。我怕呆在酒店的房间里，那感觉自己就是在一个没门的四壁，让人窒息。在路上，能缓解焦虑。
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和谷岳飞老师讨论，调查性报道最快捷的突破方式是什么？我们都认为，就是不停寻找，找到一个知道真相的好心人。
所以，我愿意这样认为，任何一篇成功的调查性报道的出现，都不是记者一个人的功劳，其中还包括我们苦苦寻找的"好心人"，因为有时候，做个"好心人"也需要勇气，因为他也要"好好活着"。
而十日来，我们总能遇到一些"好心人"。一个好心的律师，免费给我当司机，开着他的那辆二手桑塔纳带我走街串巷地采访，并给我联系到了一个天津港内部的人，了解到天津港内部审批系统；保税区的一个官员，向我揭露了瑞海安全管理的多角关系；天津港的一个船东，向我讲述了港口机械生意潜规则……
天津十日，我和我的同事们完成了《化工围城，与危险为邻》、《火场逆行者》、《瑞海氰化钠仓储乱局》、《谁为瑞海违规仓储危化品放行》、《天津港公安局长之子被指是瑞海隐形股东》、《瑞海背后的神秘人与中化天津贪腐案》等六篇调查性报道。再次谢谢我遇到的那些好心人，望他们的好心能让天津变得更好。
……
电话不停地响，这次，我真的醒了，电话在床头，是报社一个同事打来的，说听说我回到北京了，晚上聚聚。我松了一口气，结束了。我可以面对正常的生活了，睡觉、吃饭、聚会，然后到另一个城市，寻找我的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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