蔷薇：凉山童工背后的彝区巨变

蔷薇：凉山童工背后的彝区巨变

网易UGC | 时间:2014-01-14 09:39

 

      2013年底，南都披露深圳一电子厂涉嫌使用数十童工，舆论再次聚焦四川凉山。2008年，同样是南都报道了东莞的凉山童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都作了重要批示：“要把问题查清楚，给社会、给媒体，给凉州童工的家属一个交代。”5年过去，问题仍在，而被“解救”的孩子依旧不想回去。

 

　　5年前他们说，“爸妈把我卖了，我不想回家”。5年后她们说，“不想回去，在这有米饭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

 

　　有人以此指责记者将隐秘现象公开化，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将可能改变孩子们命运的微茫希望也自私掐灭。然后是记者的回应，现象的争论，口水横飞，莫衷一是。

 

　　这些来自大凉山农村的彝族孩子们，何以自愿离开校园和故乡，将童年自断于世界工厂的流水线上？十二三岁，尚未进入青春期，遑论成年，父母、亲属、当地政府何以能一路放手，如此轻松地让他们跟随劳务经纪去到陌生的城市？

 

　　我也是大凉山的彝人，写下上面那些问题时，我脑海里出现的是百年以前的奴隶贸易和华人被卖猪仔的画面。尽管，我实在不忍将这些画面和21世纪的中国孩子联系到一起。

 

　　过早消逝的童年

 

　　到底谁让这些孩子的童年过早消逝？

 

　　回答此问题前，有必要在语义上溯源“童年”这个概念。在西方社会学领域，“童年”并非一个先天概念。法国社会学家阿利埃斯认为，中世纪的小孩几乎一断奶，就被当做小大人，混入成人中间，穿着与大人相仿的衣服，在手工作坊劳动、社交、玩耍。由于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孩童在当时和成人一样承担劳作的社会角色。中世纪末期以来，社会开始鼓励小孩与成人分离，对儿童保护和教育为中心的家庭观形成，童年被视作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自此扎根于现代西方思想，并席卷整个现代世界。

 

　　而在《童年的消逝》一书里，美国学者波兹曼认为童年的诞生，是因为印刷媒介的出现。以往没有儿童专门书籍，但印刷术令出版多元化，令专门性知识日益普及。16世纪后，印刷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播方式，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使“童年”成为一个概念，随后关于童年方方面面的的专门性知识、伦理、道德、法律体系也逐渐形成完善。儿童需要被保护，童年需要被珍视，成为无可动摇的价值观。这也是为何凉山童工事件令人感到震惊、羞耻和不安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波兹曼那里，童年的消逝更多是因为后现代的消费社会，各种娱乐至死的巨量讯息和新媒体的传播日益侵蚀和模糊了儿童与成人日常生活的分野。在中国更广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童年的消逝”则更多因为城市的孩子一出生便面临长达十几年的巨大升学压力。而在凉山，孩子们的童年难以为继，则仅因为贫穷，以及看不到未来的绝望。

 

　　我们残酷地发现，以上三种情况分别对应着“童年的消逝”在后现代、现代、前现代三种社会境况下的具体表征。最终，孩子变成了童工，童年在严峻的生存面前提前结束。只有她们放在工厂宿舍里的粉红书包还恋恋不舍地记取着主人曾经的身份。

 

　　凉山童工的产生

 

　　面对“童工”这个身份的产生原因，“输出地”和“输入地”经常互相指责和踢皮球。

 

　　2008年，东莞童工问题曝光，凉山方面表示“凉山十分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最重要的是东莞企业非法使用童工，把黑手伸向我州的未成年人”；而东莞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未发现被拐带现象，将帮助凉山当地的失学儿童重返学校”。

 

　　“皮球”的一头是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基地。它以东莞为代表，包括深圳、佛山在内的珠三角城市集群，在改革开放短短30多年里，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曾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其背后是对资源、环境和人口红利的过度榨取。

 

　　“皮球”的另一头则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大凉山深处。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231.07万，占全州总人口48.85％，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下辖17个县市，其中美姑县、金阳县、甘洛县等11县为国家级贫困县。那些凉山童工，大多来自这些国家级贫困县的偏远山村。这些地方多在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县城往往选址于群山包围的一块狭小平地，整个县城一般花15分钟就能逛完。

 

　　由于处于高半山区，土地资源有限，人口和生存之间的紧张关系，数十年来一直存在于凉山大部分地区。例如被称为“彝族毕摩之乡”的美姑县（注：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司），年平均气温只有11摄氏度，全年只能种植一季庄稼，以土豆、玉米、荞麦为主。这便是为何孩子们觉得在深圳工厂里吃肉很幸福的原因。

 

　　贫困甚至是赤贫状态在大凉山深处的村庄仍是常态。中国过去20多年的扶贫开发，并没让大凉山的普遍贫困得到根本改变。在一个普通贫困家庭，孩子常常在3个以上，居住的黄土屋人畜混居，口粮只有土豆、玉米和荞面，唯一的肉食来源是家养的鸡和羊。

 

　　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孩子只要长到五六岁，便可在日常生活里帮助父母照顾弟弟妹妹，更大些还可以和成人一起上山砍柴，下地劳动，成为家庭劳动力之一。更大些被家长认识的工头带出去打工，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如若家庭成员中有人吸毒或者感染艾滋病，那么整个家庭便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并非危言耸听。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交通闭塞，凉山曾大量进行鸦片种植。20世纪80年代末，凉山和云南漫长的交界线、绵延的群山和复杂的地形为毒贩提供了天然保护。

 

　　资料显示，从1995年第一例被发现到2010年年底，凉山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21565例，每百人中就有一位感染艾滋病毒。虽然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凉山吸贩毒现象已得到局部控制，但早期的艾滋病感染者正陆续进入发病死亡期，父母双亡的“失依儿童”不断产生。

 

　　孩子是贫困和毒品艾滋病这两大厄运最直接的受害者。生存的艰难，让他们过早告别童年，直面人生的残酷和不堪。不少人为了生存，也为了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离开家乡，去到遥远陌生的大城市，最后成为了新闻里面目模糊的“凉山童工”。他们不情愿返乡的身影背后，还有更多的孩子在故乡艰难的生活中挣扎，或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和成年人一起劳作。

 

　　失灵的“家支”保护

 

　　如果是在上世纪50年之前，这些因各种原因失去父母保护的孩子在家庭之外，或还有一层保护网可以让他们赖以生存，那就是家支。

 

　　凉山的家支即传统意义上的彝民宗族，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采取父子连名的谱系方式形成的血缘群体组织。然而从1955年开始，凉山实行民主改革，中央政府在各地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取缔了家支组织活动的合法性，摒弃了家支和习惯法，将其视为奴隶社会遗留的反动落后内容加以批判。取而代之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组等基层组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宗教政策产生松动，家支不再被视作非法、反动组织，但其对社会成员的连接、组织和保障功能已大大退化。

 

　　按过去彝族民间习惯法，如果父亲去世，母亲一般要转房给丈夫的兄弟（包括堂兄弟），以保障家庭的完整和儿童有依靠。如果母亲也去世，爷爷奶奶和叔叔伯伯必须承担起全部的抚养义务。如果父亲没有亲兄弟，父亲的姐妹或堂兄弟就要承担抚养义务。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国家在彝区推行一夫一妻制，转房制取消，母亲只能离开孩子改嫁异乡。孩子由爷爷奶奶抚养或寄养在叔伯家。这些寄养的家庭仅能勉强维持孩子温饱，但要保障孩子的营养、健康、教育和心理，大多数家庭无能为力。

 

　　“加之经过20多年毒品和艾滋病的双重打击，大凉山腹心地区彝族乡村青壮年人口死亡、伤残和入狱的比例非常高，不完整家庭越来越多。当村子里出现十几个甚至三、四十个失依儿童的情况下，社区内部的自我保障机制就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了。因此，我们才在凉山彝族乡村看到太多因为缺乏食物和营养，发育不良的孩子；没有人精心照顾，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的孩子；温饱没有解决，导致失学辍学的孩子，流落街头拾荒的孩子，外流当童工的孩子。”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侯远高的话切中要害。

 

　　当贫困让孩子在童年时期便成为家庭劳动力之一，当越来越多破碎的家庭留下难以被照料的孩子时，外出打工成为凉山孩子们改变生活的最直接选择。

 

　　这种趋势在2007年经济危机后更加明显。制造业受到冲击，农民工回流，作为传统农民工输出大省的江西、四川、湖南等省放慢了劳务输出的步子。“民工荒”的出现和不景气时代对降低人力成本的诉求，让招不到人的长三角、珠三角将目光转向了川西、云南等地。

 

　　凉山也嗅到了这股讯息，成为新一轮劳务开发的强力输出地。2002年凉山成立专门的劳务输出办公室，当时转移输出劳动力仅15万人，而到2010年转移输出人数近55万，官方称实现劳务总收入近40亿元。2010年起，凉山开始每年召开劳务输出总结表彰大会，对全州成绩突出的务工人员和劳务经纪人给与物质和荣誉上的肯定和鼓励。这些劳务经纪人便是民众口中的“工头”。

 

　　这类人一般懂得彝汉双语，早年外出打工，能够获得劳务需求资讯，也能获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将劳动力带出去。这样，来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辍学的孩子，便成了寻求廉价劳动力的老板眼中的“肥肉”。

 

　　在输出地和输入地的推送和接纳之间，一个凉山的孩子完成儿童到童工的身份转变。经过工头详细的“反侦察”训练，他们要在城市的工厂里低调潜伏。一旦被发现，便只能被不情愿“遣返”。

 

　　救救孩子

 

　　客观说，这也许是凉山孩子生命中可能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就像不少外出打工的彝族女孩后来拒绝履行父母定下的婚约，转而追求自由恋爱一样。然而可以想见，没有智识和技能的支撑，过早进入工厂的他们，未来身心、职业的发展都会受到重大影响。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想回去。因为家乡的生活令人看不到希望。

 

　　近年来，凉山的经济急速发展，2011年首次突破千亿元，成为全国千亿GDP俱乐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但另一条分野也愈发凸出和明显——凉山安宁河谷的平原地带和大山深处的民族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

 

　　两年前我曾去美姑县采访。我采访的村子，是全凉山最富裕的村庄，这个村有当地最早从事劳务经济的工头，全村有30几个孩子被送到西昌、乐山和成都的私立学校去上学，每年一个孩子的花费在8万元左右。就在离这个村子不到十公里的另一个叫做竹核的村子则弥漫死亡的气氛，是凉山艾滋病最严重的村落之一。前一个村子到处是招工相关的讯息，而竹核的黄泥墙上，相隔十几米就会有一条防艾反毒的标语。

 

　　这两个村子的镜像折射出凉山目前的AB面。彝区日益割裂的社会，也才是孩子们不想回家的根本原因。#p#分页标题#e#

 

　　我至今记得那次采访偶遇的一个孩子们离乡的场景。2011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冬季晴朗的早晨，在美姑县城拥挤逼仄的广场上，十几个身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摆开了一溜桌子，身后的展板上是令人惊悚的各种器官染病照片。不少人围观，也有人见惯不怪。

 

　　广场对面，县城汽车站，一波又一波的孩子，背着他们塞得快要炸开的大书包挤进车站，等着在大人的带领下，和小伙伴们一起坐上长途客车，前往远方陌生而充满魔力的城市。然后把童年面无表情地甩在车轮碾过的故乡路上。

 

　　一个无力的声音。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