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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大棋局–泛亚主义与20世纪远东(1-5)
// 墙外楼
（一）脱亚入欧
对大清抱有好感的日本人，跟李鸿章这些总督打交道时，觉得大清搞改革开放是比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过交道以后，很快就对大清整个绝望了。
今天我们提一下大亚洲主义或者泛亚主义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近代远东的历史是非常关键、而且通常被忽略的一章。忽略的原因，是因为人为地构建历史体系，把前后几段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历史联系基本上切断了。
泛亚主义产生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一个纯粹的日本的现象，毋宁说是以日本为主，大清、朝鲜和越南士大夫都参加过的一个集体现象。它是欧洲势力渗入远东的一个自然现象。最初的泛亚主义者，主要是日本的汉学家。他们首先倡导泛亚主义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说，欧洲人强势进入远东，大清也好，日本也好，朝鲜、越南也好，都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些在文化上天然比较相近的亚洲国家能够团结起来，构成强大的联盟，足以抵抗欧洲人的势力。
佩里的"黑船"敲开了日本的国门
泛亚主义最初的代表，像胜海舟（1823-1899，幕府中的开明派、幕府海军的创立者，劝说德川庆喜向朝廷献城投降，晚年受封伯爵）这些人，开始提出他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德川幕府还没有倒台。胜海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他本人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狂士。在幕府当官的时候，幕府的大老问他，你对日本和西洋各国有什么看法，他说，我去日本和西洋看过，其实全人类大体上来讲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日本和西洋不同，就是说，在西洋能够占到人上人那个地位的角色，一般来说都有些过人的长处，但是在日本嘛，我看就不见得是这样。那位大老听了以后勃然大怒，说，你这个年轻人太傲慢了，怎么能把这样的话都说出来。这是他在年轻时候的做法。
1860年访美时，在旧金山的胜海舟
胜海舟铜像
他当时提出的计划是，东亚的主要希望就寄托在大清和日本这两国上面，因为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已经倒下来了，现在这两国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赶紧兴办教育，开辟利源，尤其是要发展海军，等两国的海军势力强大以后，结成可靠的联盟，才能对抗欧洲人的势力。他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前期仍然坚持这种说法。在日本因朝鲜问题跟清朝关系恶化以后，他是极少数坚持日清两国应该友好，不应该打仗的人士。他之所以坚持这个逻辑，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东洋在世界上是处在比较弱势、比较危险的形势上，在这种情况下，日清两国特别有必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兄弟之争，如果搞起兄弟之争来，那么就更加没有什么希望了。
不要说他是这样的，后来一位大家都知道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脱亚入欧这种理论的创始人，著名的福泽谕吉（1835-1901，教育家、思想家，引入西学、创设学塾、创办新报、普及新知），他的肖像现在还印在日本纸币上，其实一般人不大注意，福泽谕吉在年轻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他也是日清提携和大亚洲协和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鼓吹这些东西一直鼓吹到李鸿章搞《天津条约》（1885年4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的那个时代。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天真或者纯洁地要求东洋人提携起来，中日韩三国团结起来的。但是一直到了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搞得一塌糊涂，最后在《天津条约》的时候，伊藤博文跟李鸿章谈判的时候，遭到李鸿章严重的侮辱，日本举国鼎沸以后，他才带着一种近乎赌气的态度写了那篇著名的脱亚入欧的文章。
福泽谕吉《脱亚论》
1万日元上的福泽谕吉
在那篇文章中间，他把大清称为恶邻，他说日本以后要脱胎换骨的话，不能对这种恶邻抱有什么希望，我们老老实实去学欧洲人吧，不跟他们合伙。现在的人一般是纯粹从文本方面来理解，觉得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声、日本近代化的先声。其实对福泽本人来说，因为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他其实还不是国父和重要人物，只是众多维新派知识分子当中的一员。你得从当时的语义上理解，他当时也是基于爱国之情，觉得是日本人被李鸿章严重地侮辱了，我们是一番好意要跟你们联合，结果没想到大清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面，这么欺负我们，算了，我们不跟你玩儿了，我们自己去玩儿了。其实他当时就是这种心理。脱亚入欧的理论，是从这种心理上产生出来的。
有好多在明治初年一派天真地主张泛亚主义的人，到后来都转向了。他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像桂太郎（1848-1913，明治、大正两朝重臣，山县有朋的弟子和代言人，三次组阁，任内缔结英日同盟、进行日俄战争，是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这些人，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也是中日提携、泛亚主义的口号喊得很响的，但最后都转向了。这有很复杂的原因，基本上是形势比人强的缘故。也就是说，你谈论泛亚主义是抽象谈论，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冲突的问题上，你就很容易坚持不住你最初的理想。胜海舟是一个例外，但他不是多数派。甲午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关口。甲午战争以前，明治维新中倡导中日提携的好多人，在这个关口上都坚持不住，最后变成为国粹主义者了。
玄洋社跡
泛亚主义者最早期是三个组织：振亚社、兴亚会和玄洋社（1878年，曾根俊虎创立振亚社，主张亚洲连带论的兴亚论；1880年，兴亚会成立，创立者长冈护美、渡边洪基、曾根俊虎；1881年，头山满创立玄洋社；1901年，在原玄洋社基础上成立黑龙会；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黑龙会总部成立）。这三个组织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国际主义的，或者说它们是东洋人的组织，而不是纯粹日本人的组织。它参与的人中，有很多都是大清方面的要员，朝廷的官员和民间的知识分子都有。大清派驻日本的最早两位公使，包括何如璋（1838-1891，被李鸿章称为"翰林馆中通晓洋务者"，1877年出任驻日公使，1882任满归国），包括后来写《日本国志》的黄遵宪（1848-1905，1977年出任驻日参赞，何如璋在日期间所写文件多为黄遵宪所拟，1882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都参加过他们的组织。再往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它们的成员，孙中山和宋教仁也是它们的成员。它们出版的杂志，官方语言是汉语。当时日本的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会汉语是一个普遍现象。再加上泛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就是，振兴大东亚，把大东亚从白人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其正常的现象。
大清在这方面的反应可以分为两种层面。对于日本交涉比较密切的那一批人，对这一方面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包括像是北洋水师的提督丁汝昌（1836-1895，李鸿章部属，北洋舰队提督，甲午战争中战败自杀）、公使何如璋这些人，都是积极响应这方面的态度的。著名的长崎事件（1886年8月，丁汝昌率镇远、定远、威远、济远四舰到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检修，并展开"亲善访问"。北洋官兵登岸观光时，部分水兵在风俗场所酗酒斗殴，与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发生冲突，水兵还攻击了警察局，冲突导致水兵方面5人死亡、44人受伤、5人失踪（一说10人死亡），警察方面死亡5人，30人受伤，长崎市民多人受伤。事发后，北洋军舰一度将炮口对准长崎市区进行恐吓。两国谈判后，日方对清方进行了赔偿）中，当时的两国之所以没有打起来，跟丁汝昌当时抱有这种想法是有点关系的。当时的海军将领的权力比现在要大得多，因为通讯之类的不大灵便。当时在海外的外交人员和将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要大得多。像当时那种情况，北洋舰队的水兵已经在长崎跟日本警察打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作为舰队司令，是有一定的便宜行事的权力的，也就是说，如果他认为是敌意很强的话，他真的可以升起军旗，就地跟你打一仗的。但他没有这么做。理由是怎么说呢，因为中日提携，中日之间应该友好，结成一个联盟。最后双方是讲和，相互赔款了事。最后讲和的酒会上，丁汝昌还兴致勃勃地向他的日本客人说，我们大家都是东洋人，打来打去不好，我们还是团结起来，将来建立中日联合舰队，可以不要让欧洲人欺负我们。日本东道主对这一点表示非常赞赏。这是大清方面比较对日友好的这一方面的看法。
曾根俊虎（右下）手绘的通州城（左上）、狼山（右上）、如皋城（左下）
但另一方面，日本志士真的到北京和其他方面游说，包括像是曾根俊虎（1847-1910，海军军官、立志振兴亚洲的活动家，多次赴清考察，介绍何如璋、王韬等加入兴亚会。他死后，孙文曾为他扫墓）、胜海舟这些人都做过这些事情，跑到北京来，希望北京的朝廷能够像日本一样改革，建立西方化的政体和军队，共同对抗西方的时候，北京朝廷的做法基本上是麻木不仁的。这跟李鸿章幕府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像王韬（1828-1897，1848-1850年协助传教士翻译圣经，1867-1870年漫游欧洲，曾应邀在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日本《循环日报》，1879年应日本友人邀请，赴日考察四个月）他们东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李鸿章幕府的人、洋务派督抚手下的幕僚，跟日本那些志士是玩得很好的，经常交换思想，他们都是维新派。但北京朝廷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去游说北京朝廷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接二连三碰钉子，灰溜溜地回去了。朝廷不是说要反对你，而是对你根本就是不理不睬。其实这一点也不是偶然的，李鸿章手下的幕僚甚至李鸿章本人在朝廷游说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常受这样的待遇的。从朝廷的角度来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吹牛家也用不着反对，只要不理就行了。很多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最初进入政坛的时候，是抱着理想主义态度，在各国之间来回游历的，但是在北京碰了钉子以后，就一变而为反清，认为是大清不可救药，只有日本自己单干。这个原因也是双方面的。
对大清抱有好感那些人，一般来说不是跟朝廷打交道的人，而是跟李鸿章打交道，或者是跟江南这些总督打交道的。他们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还觉得这些总督府的人搞改革开放算是比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交道那些人，很快就对大清整个绝望了。后来到甲午战争前夜，你看早期泛亚主义的分化，就可以看出这个背景来。走南方路线，或者是走总督府路线的这批人，对大清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是走朝廷路线这一批人，最后就变成坚定的反清反华分子，觉得不打倒大清，什么事都没法说了。
1894年日本印制的支那朝鲜地图
甲午战争是一场很奇特的战争。日本人的宣传部门好像怀有一种统战的心理，就是说，他们只反清，不反中国，号召十八省的义士把满洲朝廷打倒，然后我们团结起来，共同搞维新变法，好像他们是专门来搞革命似的。但是这个宣传不是完全落空的，后来孙中山他们其实干的也差不多就是这种事情。只不过这事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刚刚萌芽一点，后来才真正的蔚为大观。
甲午战争这个关口过了以后，泛亚主义的团体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分化，也就是说，以后，你很少看见朝廷一级的官员，像何如璋或者李鸿章手下的大员一样，理直气壮地捐五百两银子，加入兴亚会或者振亚社，然后跟日本士大夫一起吟诗作赋这样的情况了。甲午战争以后，朝廷上层，至少北京这一块来说，跟日本算是结了仇了。以后你再参加日本的活动，就显得政治不正确了。但是民间还是这样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一到日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参加内田良平（1874-1937，黑龙会的创立者。1894年曾支援朝鲜东学党；1897年认识孙文，此后一直大力扶助他；1901年组织黑龙会；1903年参加对俄同志会，主张对俄宣战，又协调孙文与黄兴，促成同盟会的成立）和曾根俊虎他们的活动。
对于日本来说的话，甲午战争则是日本面临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维新志士，谁是当权派，谁是在野派，还处在一个混沌状态中；在甲午战争以后，它就要面临着一个升级的问题了。因为它是胜利者。在甲午战争以前，大英帝国和欧洲国家眼里根本就没有日本，只有大清。对于他们来说，东亚就是大清。其他国家差不多都是微不足道、鸡零狗碎的。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就有渐渐升格为东亚主要国家的希望了。然后日本就面临外交政策的选择问题。泛亚主义意味着一种外交政策，就是说，日本要当东亚的领头羊，出来率领被压迫的东亚人民，搞维新变法，最后推翻欧洲人的统治。
1898年伊藤博文曾于戊戌变法期间到北京访问，面见光绪皇帝，提供改革建议。政变后，参与救援被捕的黄遵宪，并帮助康有为逃往日本
泛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呢？它是双重的，它认为西方的东西只有工具性的价值，东方的精神文明毕竟还是最好的。虽然我们现在迫于形势，必须接受西方的技术，而且接受得越彻底越好，但是这不是目的，不是说我们以后要变成西方人，我们还是东方人，要利用西方的技术使东方强大起来以后，最终用东方先进的精神文明去感召他们，最重要的是，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叫做用王道政治的精髓去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最核心的价值观，仍然是有一定儒家色彩，或者说是有一定华夏色彩的东西。
这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并不奇怪，因为华夏文化或者说是儒家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非常国际主义的东西，它不是完全属于明清士大夫的。朝鲜就自己说它是小中华，它比清朝更正统一些，因为清朝是蛮夷，而它比清朝更忠实地遵循了孔子的教导。而日本的国学家则说，日本人在道德性这方面比大清还要强一些，虽然大清原来是孔孟的故乡，但是即使是孔孟率领军队打日本，他们也要反抗孔孟的①，因为日本人的道德还是比你们要强。而华夏主义或者说是孔孟之道归根结底是国际主义的东西，是不看你是哪一国人的。这个精神在二战以前的日本仍然是相当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说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但他的精神结构中间，他的内核部分还是没有改过去。所以泛亚主义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还有一定相当强大的基础。
1、山崎暗斋（1618-1682）问弟子："如果中国派孔孟二圣率军攻打日本，我们这些孔孟的弟子该怎么做？"他的弟子答不上来，向他请教。他说："我们应该拿起武器抗击，捉住孔孟以报国恩，这才是孔孟之道。"他的弟子浅见絅斋（1652-1711）恪守师说，继承"大义名分"立场，认为"自放伐之事一行，而千万世无穷之下，凡乱臣贼子弑君窃国者，未尝不以汤武为口实。"
但是现实政治是另外一回事。泛亚主义那种意识形态说是，我们将来自强以后，解放东亚，反抗西方，这个是没有固定时间限制的，也许是十年以后，也许是一百年以后，也许是五百年以后，谁知道呢。但是现在，在甲午战争以后，就面临着一个外交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日本将来的外交是怎么走，我们怎样利用现有的资源？如果走泛亚主义道路，那岂不是说是日本要团结、要改造朝鲜和大清，建立一个东亚联盟来反抗西方么？
这个道路在现实政治角度上讲是不好走的。一方面，这要引起西方国家的猜忌。因为西方国家对日本也不是完全信任的。直到庚子之乱的时候，英国人要求日本人出兵，因为英国在远东的军队不太多，他希望日本人加入联军到北京去维持秩序。但是同时，英国人也害怕日本说不定会跟大清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西方。因为义和团用的口号就是，杀尽西方人，基本上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判断。而日本人再怎么说他也是黄种人，所以英国人还对他不是很放心，他担心日清两国会不会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欧洲人。直到日本人一下就答应了，派出大批比英国人多得多的部队到北京，服从八国联军的共同指挥，然后英国人才放下心来。英国是跟日本比较友好的国家，连英国人都是这样，你可以看出当时欧洲列强对日本其实也不是完全放心的。如果日本真的在甲午战争以后就打起大东亚团结起来反抗欧洲的旗号，那很可能使日本自身遭到毁灭。
另一方面，你要团结东亚来反对西方，也要看你能不能团结得住，朝鲜和大清肯不肯听你团结。首先大清第一个就不答应，它一下子继承了大明江山，觉得自己才是东亚的老大，如果让日本人出来当老大的话它要气死。同时刚刚被甲午战争打败了，正处在气不打一处来的状态下，它是怎么也不肯响应的。朝鲜呢，朝鲜处在内战状态中，一种内部分裂的状态中：事大党是坚决要求维持跟大清的传统关系，他们在内政方面也是保守派，不主张改革的；而开化党呢，在内政方面主张改革，在外交上主张联结美日，但是在政治上也没有完全占到上峰。朝鲜内部的政策上的争论，跟外交上亲日还是倾向大清的外交政策是连在一起的。改革派同时也是亲日派，保守派同时也是亲华派，如果这时候的大清也能算"华"的话。就是这样的。
所以一方面你带不动大清和朝鲜，另一方面，你如果深度干涉大清或者朝鲜，强迫它进行改革的话，还很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干涉，特别是俄国的干涉。像日本在朝鲜支持开化党的活动，就引起了朝鲜王室和闵妃家族向俄罗斯帝国求援。同时日本在大清朝廷内部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做法，也引起了比较保守的派别，提出大清应该依靠俄罗斯的保护，来抵抗英国和日本的干涉这种学说，也就是把内政和外交给搅在一起了。这种情况下，带动它是很难的。
如果联合大清和朝鲜的路走不通，另外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远东的另外两个强国就是大英帝国和俄罗斯。于是甲午战争后的日本现实主义外交分为三派。中日提携派，这其实就是明治时期泛亚主义的一个自然延伸，但是在现实政治角度来讲，这一招其实是最不明智的。另外一派呢，就是日俄协调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就是著名的伊藤博文（1841-1909，长州藩士出身，日本首任首相）。他的意思就是，欧洲国家是从海上来的，它关心的主要是贸易利益，也就是说，它对东亚大陆没有实质性干涉的欲望，它只想做点生意赚点钱就行了，你如果把希望放在这些商人的身上是不靠谱的，他们赚了钱就走人，他们不会做长久的干涉。但是俄罗斯是陆上的国家，而且俄罗斯是半个亚洲国家，他在亚洲的活动是扎扎实实的，他在亚洲要占领领土，要做长期经营，所以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真正对手不是大英帝国或者欧洲国家，而是俄罗斯。而日本的实际国力跟俄罗斯来说还是不相称的。日本虽然打了大仗，但是俄罗斯是大国，日本是小国，所以日本还是要和俄罗斯搞好关系。搞好关系的重要之处就是在于，要瓜分利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伊藤博文就提出满韩互换论，也就是说是，日俄两国友好，分势力范围：把大陆方面，鸭绿江以北的满洲交给俄国；但是俄国方面要承认，朝鲜归日本。双方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就不起冲突了，日本不要去得罪俄国。
▋乔治•比戈的漫画（1887）
这条路线的主要障碍不在日本方面，而在俄罗斯方面。因为俄罗斯跟大清一样，它对十九世纪末期的日本是非常低估的。而且它也有种族主义倾向，在它看来，黄种人都是不行的，我毕竟是白种人，日本人是黄种人，而且又是小国，连大清这样的大国对俄罗斯都是奴颜婢膝的，日本一个小国算屁。尽管你愿意把满洲让出来，我还是不能满足，满洲是俄国的，这一点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根本没有资格提这一点，因为我完全有能力把满洲拿下来，我用不着你日本人帮忙，但是朝鲜要由俄国和日本共管。也就是说是，我的本来就是我的，你不用再管；你的也是我的，我跟你共管。俄国人采取这种外交是有悠久传统的，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实际上，日俄利益交换论是日本一头热的做法，日本人拼命地想要跟俄罗斯达成协议，但是俄罗斯对他爱理不理，不把他放在眼里。如果在义和团事件以前，俄罗斯肯稍作让步，给日本人一点面子的话，说不定日本会变成俄罗斯的盟国也未可知。
山县有朋像
第三条道路就是山县有朋（1838-1922，长州藩士出身，历任陆军卿、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首相，陆军元老）和桂太郎提出的英日提携论。他的理由是，英国是海上国家，日本也是海上国家，天然相似。大英帝国是全世界的霸主，日本人如果搭上了大英帝国的顺风车，这对日本是大有好处的。第三条道路之所以能够行得通，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一个代理人政策，英国确实是像伊藤博文说的那样，它对占有领土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占有领土意味着它必须支付大量的行政费用。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不是搞大片的殖民地，派自己的军队去占领它，因为那样的费用是很高的。对它来说，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全世界都搞自由贸易，大英帝国不占有大陆上的领土，而是在各个大陆上都占有相当于是香港这样的港口，通过这样的港口对各大陆搞自由贸易，同时大陆上的各个政权愿意听大英帝国的话，乖乖地当大英帝国的代理人，代理人政权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支付行政费用，英国人一个钱也不用花，只要这些国家愿意跟英国搞好关系，英国是不希望占领太多领土的。你想，英国人占领了香港以后，他有没有想去继续占领广东呢？他没有这种想法。这样做对他是倒找钱吃亏的事情，有香港做贸易，他能够赚钱就行了。广东的行政管理费用，让大清去付就行了。关键是大清要有一个友好的政权，这个友好政权要懂得怎样维护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大家做好生意，让大英帝国能够赚钱，我其实是不贪你领土的。
大英帝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极力扶持李鸿章，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它并不真的想占领大陆领土，而是希望大清建立对英国友好的关系。后来在大清和日本争夺朝鲜的时候，大英帝国长期支持李鸿章，原因也就是在于这一点，他觉得李鸿章是东亚搞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人物，把他扶起来是有好处的。有李鸿章占领了朝鲜，俄国人就进不了朝鲜。因为俄国人当时接近了朝鲜的巨文岛②，俄国是最大的威胁。俄国在近东地区企图争夺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峡，威胁到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东地中海的势力。在中亚方面，灭了布哈拉埃米尔国（建立于1785年。1868年，俄罗斯帝国入侵，1873年埃米尔国沦为俄罗斯保护国。1920年，布尔什维克入侵，末代埃米尔逃往阿富汗，红军宣布成立布哈拉人民共和国）和浩罕汗国（建立于1740年。1876年，俄罗斯帝国攻下浩罕城，末代可汗出降，浩罕汗国灭亡），逼近了印度的边境，使印度的西北边患严重的紧张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大博弈了，因为进攻西藏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止俄国。在东线，俄国进犯满洲，觊觎旅顺口，觊觎朝鲜南部的巨文岛，企图在远东建立永久性的不冻港，这对大英帝国的远东霸权是一个威胁。但是大清对大英帝国不是个威胁。大英帝国很希望大清建立一个缓冲国，像土耳其帝国一样。英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和1878年柏林会议的时候，极力支持土耳其，不是因为喜欢穆斯林，而是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恰好可以堵住俄罗斯南下到地中海这条道路。而大清在远东的地位恰好也是一模一样。把大清扶起来了，俄罗斯就进不了温暖的海域，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就可以安全无虞，自由贸易搞好了。至于大陆上大清占多少土地，对英国人来说是无所谓的。
2、巨文岛处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不仅是朝日两国的海路通道，也是俄国南下的要路。1885年4月15日，英军占领巨文岛。朝鲜宗主国清朝先是默许，后在俄国压力下表示反对。李鸿章在5月29日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表示："得英船横鲠于其间，亦未始非朝鲜之屏蔽"。1887年2月27日，英国军舰撤离巨文岛，而俄国政府作出了永不占取朝鲜土地的承诺。
大清海军在巨文岛（1886）
但是大清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太不争气，一下子被日本打垮了。而且尤其要命的是，李鸿章签了一个致命的《中俄密约》（1896年6月3日，俄罗斯帝国利用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困境，借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俄国获得了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清朝领土直达海参崴的特权），把旅顺口卖给了俄国人，使俄国人的势力一下控制了整个满洲。这样一来就等于使大英帝国原先的计划完全扯淡了。大英帝国支持北洋舰队，就是想让它占在旅顺口和朝鲜，不让俄国进这些地方。但是李鸿章为了报复日本，竟然自己动手把俄国人给请进了东三省。大英帝国是非常不高兴的。因此在这个情况下，它需要另一个代理人，替它在远东把俄国人打回去。但它又不高兴自己来，它亲自占领太多的领土对它来说是不经济的。大清已经不行了，还能靠谁呢？显然，最合适的代理人就是日本。
于是双方就出现了一个一拍即合的局面。日本一方面是在俄国方面碰了钉子，在朝鲜和大清方面号召不动，正想要找一个欧洲保护人和领路人，因为它毕竟是新晋的小国，对西方那套还不是很清楚，需要有人教它，各方面都需要有导师，而大英帝国毕竟是全世界的最大的霸权国家和领袖国家，所以英日同盟的签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它等于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土耳其式的远东代理人，以后它就等于是把各方面的代理人分配好了：大英帝国掌握海权，统治全世界；土耳其作为它的近东代理人，堵住俄国南下；阿富汗王国作为它的中东代理人，隔断俄国和印度之间的边境；日本作为它的远东代理人，把俄国在满洲的势力挡回去。这样一来，它就实现了它自从无敌舰队以来一向的目的，就是说绝对不容许欧亚大陆上出现过于强大的陆权国家，一定要让大陆的各个陆权国家处在相互牵制的状态，同时海上的权力由大英帝国独霸。这是英国一贯以来的基本政策。日本符合它这个基本政策，于是就充当它的远东代理人。这就是三次英日联盟建立起来的真正背景（分别签订于1902年、1905年、1911年）。
（二）英日同盟
"我们这些真正的忠臣，爱人民，爱天皇，就是不爱你们这些资本家。在国际上我们要打倒你们跟欧洲人合作压迫黄种人的路线，在国内我们要打倒你们跟资本家配合，蒙蔽天皇，压榨人民的反动路线。"——泛亚主义者
英日同盟的建成，对日本内部的宪法结构有巨大的影响。因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是处在一个混沌未定的状态，它以后走哪条路其实跟后发国家差不多，外交会直接影响内政。如果大清能够扶植得起来，它走上泛亚主义的道路，那它有可能搞成一个东亚共同体这样的组织，把中日韩连起来对抗西方的；如果它走亲俄的道路，那么它就会走上一条欧亚主义的道路，也是变成一个大陆国家的联盟来反对英国的海上势力；走上英日同盟，那就是意味着东亚的国际协调体系正式建立了，日本作为英国的代理人，它必须按照西欧国家的规范去塑造它内部的宪法结构，因此日本必须是一个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走海军为中心的路线，在外交上采取追随英国的政策，在远东首先体现为以英日协调为基础的国际协调。
英日同盟旗帜
英国人是很会利用日本的，这就是说，它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它的目的。英日同盟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英国负责制定规范，而日本负责干活，去出力维护这些规范。英日同盟签订以后，英国人很少在远东用兵。在义和团之战的时候，英国只派了为数极少的一点点英国军官过来，这些军官在威海卫停留了一下，招募了一些山东人，然后带着这些山东人在大沽口登陆，然后他们说这些山东人就是参加国际维和部队的英国军队了。实际上英国军队根本就不想打仗，它依靠的是日本军队。日本人是下了血本的，派了几万人，而且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英国人派来的是象征性的、礼仪性的部队。但是日本人负责执行英国人的政策。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也是这样。英国把海军主力全部撤到北海去，负责监视德国人，把远东空下来，然后组织一支英日联合舰队去清除德国的太平洋舰队。名义上叫英日联合舰队，其实英国人连一艘大军舰都没有，全都是日本的军舰。而日本人是把家里面的打狗棒都拿出来了，全部主力都拿出来追杀德国人。
英日结盟之后，明治天皇接受嘉德勋章（1906）
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德国的海军是仅次于英国的，而德国的太平洋舰队比德国的地中海舰队还要大。英法联军在地中海追剿德国地中海舰队，结果没有追上，那支舰队一股脑开到君士坦丁堡去。而德国舰队一到君士坦丁堡，立刻就引起君士坦丁堡内部的政变。本来土耳其帝国传统上来讲是亲英反德的国家，但德国舰队一开到的话，内部的权力倾向就改变了，亲德派一下就占了上峰，于是土耳其倒向德国去，配合德国封锁达达尼尔海峡。这件事情实际上最后就是送了沙皇的命。因为俄国一旦被封锁以后，俄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出口外贸都被卡在达达尼亚海峡，进不了地中海了。但是如果德国那两艘军舰就在地中海被皇家海军歼灭了，那么土耳其人会不会加入德国这一方是很难说的。因为土耳其或大清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没有先进武器，国内又有不止一个党派在争夺，这时候如果哪一方突然得到强有力的外援支持的话，那就马上能够打破国内政治平衡。后来蒋介石在广州能够得到苏联武器，一下子就打破了北洋军阀时代的权力平衡。本来以前孙中山北伐的时候是始终打不出广州的，一旦得到苏联支持他就可以打出去了。这就是一个显然的证据。本来恩维尔帕夏（1881-1922，青年土耳其党领袖，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强力人物。一战初期，他接收了逃到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军舰，并默许它们袭击俄国舰队、炮击敖得萨等港口，造成既成事实，把土耳其拖进一战）和杰马尔帕夏（奥斯曼帝国末期，恩维尔帕夏 、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1872-1921）、阿赫迈德·杰马尔帕夏（1872-1922）组成了"三雄"寡头政权）这几个人是相持不下的，德国舰队一来，恩维尔帕夏立刻就占了上风，改变了土耳其的权力平衡。可以说是，国体还没有确定的后发国家，国内的政治平衡都是很脆弱的。朝鲜的开化党和事大党之间的平衡，实际上也是由甲申政变（1884年12月4日，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协助下发动政变，试图使朝鲜脱离宗主国清朝而独立，并改革朝鲜内政。12月6日，袁世凯率清朝驻朝军队镇压了这次政变，并扶持亲清的事大党。开化党人或被处死，或亡命日本）打破的。
达达尼尔海峡
英日同盟宣传画
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初期，它的权力平衡也是不稳定的。像最先掌权的，其实是伊藤博文那一派，如果在伊藤博文他那派还能掌权的时候，俄国人能够适当的配合他一下的话，那么日本后来的发展路线就截然不同了。就是因为俄国人不配合，伊藤那一派走不通，外交上走不通，内政上也就很难走通，他也就跟着下台了。在山县有朋和桂太郎上台以后，英日联盟的步骤就一步步打开，最后等到英日联盟缔结以后，日本的基本道路就被锁定了，它必须得在外交和内政上都要学着英国，跟着英国走，当英国的代理人。在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三个紧要关头上，日本人在远东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充当英国的代理人。你也可以说是日本这个代理人当得相当老实，它有机会占便宜的时候都没有利用。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它如果采取分割东北的措施的话，当时其实是没有人能拦住它的，英国人也不一定会反对。但它对英国人主持的国际体系是异常忠实的，绝对不越雷池一步，而正因为这一点，所以英国人也相当信任它。
1904年的政治漫画
这一点对日本国内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最初在甲午战争以前，本来很有希望在中日两国都获得政权的泛亚主义者，在中日两国同时都失败了：梁启超也好，孙中山也好，宋教仁也好，在大清这方面都是失败者；在日本这方面呢，曾根俊虎也好，头山满也好，玄洋社也好，内田良平这些人也好，也都变成了失败者。这时候就面临着你是做现实主义者还是做理想主义者的问题。如果你说，东亚文化毕竟还是好，我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你们虽然是讲现实的，但我是要坚持我自己的理想，那你就很难做官了，因为你主张的政策跟内阁首相和大臣的政策不一致，那么大臣是不会用你的。要么你就改变自己的立场，你去配合现实主义。所以就当时日本的国内气氛来说，其实是，理想主义者在野，坚持泛亚主义的立场；而现实主义者在朝，实行亲英的外交政策。
桂太郎，1848-1913
比较现实的人，像后来的首相桂太郎，就改变了立场。你去查桂太郎这个人的履历，你就会发现他开始进入政坛的时候，跟曾根俊虎、内田良平、头山满他们那些人是一伙的，他们都是振亚社、兴亚会那些组织的成员，他开始的时候也是主张泛亚主义的。但是在官方这一层面，泛亚主义的路线走不通。日本走向亲英的路线的时候，他自己也改变了路线，不但改变路线，还做得非常积极，极力配合推动英日联盟的缔结，所以他的后半生变成了英日联盟的积极支持者。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像曾根俊虎、宫崎滔天（1871-1922，孙文的好友和资助者。曾约请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支持中国革命；曾参与促成哥老会、三合会和兴中会之间的合作；曾将孙文介绍给犬养毅；曾为革命党人采买军火）这些人，他们是坚持原则的，他们认为日本武士道就包括了只讲道义、不讲事功这一个精神性的层面，做不做官、发不发财不重要，坚持理想主义才是重要的。那就是说，至少在政府坚持英日联盟这一段时间内，你这一派人就别想做官了。
他们在官场没有办法发展的结果，就是建立了民间的革命团体。民间的革命团体有两重意义。用中国式的话来说，那就叫做什么呢？内争人权，外争国权。在国内内政上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反对当权派。当权派的政策是，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上讲，走官僚资本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在外交上讲，走亲英和配合欧洲列强的路线。在他们看来，这两者是不够理想主义的。等于说是在外交上你跟英国人走，就等于是帮助强者欺负弱者。大家都是亚洲人，都是黄种人，而你却帮着白种人，配合白种人，当白种人的代理人。这样做虽然是有实际利益的，跟着大英帝国走有糖吃，自己搞泛亚主义那是没糖吃的，但是这样做是不高尚不光荣的。另一方面在国内，你采取的是帮助富有的资本家，把老百姓放在一边的这个政策。在国际上你是帮着强者整弱者；在国内上呢，你是帮着有钱人整没钱人。而天皇不是这样的，天皇是爱民如子的，是穷人的救星和大靠山，而你们跟着资本家走，这难道是天皇的本意吗？这绝对不是的。这是天皇被奸臣蒙蔽了。我们这些真正的忠臣，绝不相信这是天皇的精神，我们完全理解天皇的精神跟人民是一体的，我们爱人民，爱天皇，就是不爱你们这些资本家。在国际上我们要打倒你们跟欧洲人合作压迫黄种人的路线，在国内我们要打倒你们跟资本家配合，蒙蔽天皇，压榨人民的这种反动路线。这就是泛亚主义者在明治后期和大正前期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条革命路线。
玄洋社墓地
革命路线产生了早期的民权运动。民权运动有一个著名的组织就是玄洋社。大家对这个玄洋社改名以后的名字比较熟悉，玄洋社改名以后改叫黑龙会。但是玄洋社开始产生的时候，它是自由民权运动的主力。自由民权运动（1874年开始兴起，向藩阀政府提出开设议会、减免地租、保障言论与集会的自由等要求，1890年帝国议会开设后，该运动仍继续进行）在国内和国外这两大领域采取实际上行不通、但是喊起来非常有诱惑力的理想主义的口号。民权运动在日本国内宪法结构上的主要作用就是，它最初发挥了有效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把明治以后初期由派阀和华族垄断的统治体系给动摇了，迫使开放内阁，局部地进行让步，局部地引入了一些议会政体的因素。照伊藤博文的说法，他对付这些民权派不断捣乱的做法就是，只能藏身于衮龙之袖，希望天皇下诏，解散国会，这样维持内阁本身。但是天皇解散国会又重新选举，自由民权派仍然能够得到相当多的选票，这些选票仍然能使他们在国会中给政府不停地捣乱。最后的政策是进行让步。这个让步在各国议会政治初期都出现过，就是当权派让步，容许政党组织分享一部分权力。日本政党政治开始形成，可以说是自由民权运动立了很大功劳的。
但是成功以后，他们就开始分化了。因为政权一旦开放，就意味着原先的反对派可以通过议会补选，你也有做官的希望了。有了做官的希望，就自然有人禁不住诱惑，当初我们搞民主运动是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我们也能做官吗？现在他们让我们做官，我们还闹什么呢？我们直接被收买不是更好么？于是自由民权运动也就自动地分化重组了。这个情况跟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差不多，等到社会党人有资格组阁的时候，那我们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呢？像米勒兰（1859-1943，1885年作为社会党人被选入众议院，1899年进入内阁任商业部长。1920年当选法国总理，后来又以温和派联盟领袖的资格当选总统）这种人就是，只要能当上内阁部长，Marx不Marx的，那可以放一边不管。比较极端的，像Lenin这些人就说，你们是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打倒议会政治，该死的清谈馆。其实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也是这样的。比较现实主义的那批人，在经过体制改革以后，就被体制收买了，变成了体制的一部分。而坚持不妥协的这部分，其中就包括玄洋社，他们就觉得，议会斗争不足以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要把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于是就渐渐走向了暴力革命甚至恐怖主义的路线。在欧洲，Lenin他们这一派，最后和社会民主党人分道扬镳，就是因为这一点。而玄洋社这个组织呢，它在日本政治的生态位当中，跟其他的自由民权派组织的关系，也就恰好是XXXX跟社会民主党人的关系。社会民主党人是可以收买的，进入体制；而XXXX则是无法收买的，坚持在体制外闹革命。
体制外闹革命，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寻找革命的薄弱环节的问题。因为在日本国内的话，他们是没法成功的。以前自由民权运动之所以能够对政府形成有效压力，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大选在议会中赢得大量的席位，给伊藤博文这样的大臣制造很大的麻烦。但自从伊藤博文采取开放政策，让自由民权派中的现实主义者入阁以后，那就不一样了。现实主义者一旦入了阁以后，剩下的理想主义者就变成极少数了。因为自由民权派的大部分议员自己有希望入阁以后，他们自己就跑去当大臣去了。你留在民间这些极少数的少数派就变成国会中的永久少数派，像现在的日本XXX一样，每一次国会选举你都可以拿几个席位，但是政府才不在乎你几个席位呢，它已经把几百个席位拿到手了，你愿意当你的永久性反对派你就去当你的永久性反对派去吧，我们才不鸟你们呢。这样就出现一个情况，如果你只搞议会斗争的话，那你就是万年反对派，永远没希望。
战前遇刺的部分日本首相级人物。其中伊藤博文、滨口雄幸、犬养毅、斋藤实、高桥是清均死于枪下，大隈重信被炸断一只脚，若槻礼次郎刺杀未遂，冈田启介在刺杀中侥幸逃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像列宁一样得出结论：必须把议会斗争和暴力斗争结合起来。于是办法就是暗杀。暗杀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本加入二战，跟激进分子的暗杀很有关系。但这事儿不是二战才开始的。玄洋社早在日俄战争以前就搞过暗杀活动，像日本当时的文部大臣就是死在他们手里面的（1889年2月11日，主持教育改革、被传言说成基督徒、被传言说在参拜神社时行为无礼的文部大臣森有礼（1847-1889）在准备出席明治宪法颁布庆典时，遭国粹派青年刺杀）。他们杀文部大臣，就相当于教育部长，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我想现在的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就是说是，你用西方那些走歪路的邪恶文化来毒害日本的青少年，我们日本的国粹是怎么怎么样的，你用西方那些教材来教育日本的青少年，那么日本将来的青少年到底还是不是日本人呢？你这样教育下去不是把他们都变成白种人的走狗吗？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暂时失败不要紧，但是我们是要争取下一代的，你这样腐化青少年，不杀你怎么行呢。这是他们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在国内搞暗杀。
同时在国外呢，他们也要破坏日本的外交政策，重点就是破坏辛丑条约以后日本追随英国、对大清和亚洲大陆维持条约体系的政策。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在大清和俄罗斯发动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他们的政策是解放全亚洲，也就是说，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要团结起来，把压迫者赶走。对于他们来说，俄国人是压迫者，越过黑龙江入侵我们，我们要把他赶回黑龙江以北去。所以他们把玄洋社改名为黑龙会，这主要就是日俄战争前夜的刺激。当时日本和俄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呢？把俄国人赶出满洲，这是一个民间的重大口号，它既是日本革命党人的口号，也是中国革命党人的口号。同盟会当时还没有成立，在东京的革命留学生当中，采取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呢？组织拒俄义勇军（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撤军回国，唯独俄国军队赖在满洲不走，并进一步增兵逼迫清廷。1903年4月，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200余人当即签名参加。清政府获悉后，密令逮捕回国代表，同时要求日本政府解散学生军。 5月11日，义勇队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进行方法"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把俄国人赶出黑龙江。拒俄义勇军背后的支持者是谁？玄洋社。拒俄符合谁的利益呢？首先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是反俄的主力，只有日本人才能够真正把俄国人赶出黑龙江。
▋1901年（明治34年）6月15日，黑龙会发行的会刊《黑龙》第一卷第二号，日本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收藏。
然后，大清和日本官方联合起来，把拒俄义勇军给解散了。表面上看起来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个组织对俄国不利，日本官方还要解散这个组织？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组织是日本内部的革命团体所主持的。它表面上讲爱国主义，但这个爱国主义，矛头是直指日本政府的。他们讲爱国主义，就是讲泛亚洲主义，实际上就是说，日本在朝的政府是欧洲人的奸细，没有维护亚洲人的利益。我们到民间发展，维护亚洲人的利益，搞国际主义团结，就包括有推翻国内政府的企图。所以日本官方要先下手来镇压你。这个道理也就跟国民党要镇压共产党组织的反日爱国运动一样。不是说国民党跟日本的关系很好，而是因为共产党搞反日运动，其实就是想煽动民众，说国民党不爱国。所以目的表面上是对付日本人，其实是对付国民党的。玄洋社他们支持拒俄义勇军也是这样的，表面上针对俄国，其实是针对日本本国政府的。而大清要镇压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些人是革命的胚芽，他们要把俄罗斯赶过黑龙江，也必然的要把大清赶到长城以北，这件事情是马上就会发生的。因为大清和俄罗斯一样，都是一个外来政权。你搞了这套泛亚主义，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俄罗斯人和满洲人、蒙古人同样都是驱逐的对象。
泛亚主义者搞国际化经营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孙中山和他的朋友。孙中山搞的最初的起义，惠州起义（1900年10月），实际上就是内田良平和他的日本浪人在经营的。现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只会说是早期的革命烈士做了些什么什么事情，把他们背后的日本人全都抹去。其实这一点非常危险而不公正。因为，坦率说吧，早期革命党中最有实力、最有行动能力的，恰好就是日本人。中国式士大夫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说，会写文章，不会打仗，也不会做事。他们的办法就像鲁迅很讽刺地描绘的那样。徐锡麟被杀以后，革命志士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坐下来喝酒，撕乌贼鱼下酒，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阵子，然后派日本浪人到中国去把徐锡麟的家属给接出来①。你不能够问一句，他们喝了这么多酒，说了这么多话以后，他们怎么自己不去接，让日本人去干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日本人的行动能力就是比他们要强。日本浪人在孙中山的革命中扮演的是最核心的角色，运送军火是他们，运送消息是他们，最可靠的是他们。孙中山背后有一个宫崎滔天，这一点都不是偶然的。他们两人都是振亚社的早期成员，也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没有日本人经济上的支持，来回奔走跑腿，中国这些行动能力薄弱，而且天生就相互猜忌的士大夫，不一定会团结起来。
1、《朝花夕拾·范爱农》："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
1898年11月, 孙中山与黑龙会成员在横滨合影。 前排左起安永东之助、杨衢云、平山周、末永节、内田良平； 中排左起大原义刚、小山雄太郎、孙中山、清藤幸七郎、可儿长一；后排宫崎寅藏。
不要说别的，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就很难团结起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团结起来成立中国同盟会，如果按照现在的历史教科书的话，会把它描绘成跟井冈山会师一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领袖朱总司令一起来到井冈山，你看了这些记录以后，根本就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共产国际这个东西存在。或者你以为共产党专业撒谎，以为国民党的历史就是真的，其实国民党也是一样的。你看国民党记载的那些历史，就会发现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高风亮节的革命领袖，在东京相遇以后，一见如故，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就变成了生死与共的好朋友，决定为了革命事业进一步发展，把革命事业团结起来，建立中国同盟会，在团结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不服孙中山作为革命先行者的领袖，黄兴义薄云天，高风亮节，迫使他的支持者让步，尽管华兴会在人数上占优势，还是把孙中山给捧起来当领袖了。你看了以后会觉得黄兴很伟大，孙中山也伟大。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孙中山是内田良平的朋友，黄兴也是内田良平的朋友，宋教仁也是内田良平的朋友，他们三个人在彼此认识以前，都拿了内田良平的钱，分别在两湖和广东已经搞过N多次起义了，但都失败了。失败以后，他们在大清混不下去，都跑到日本来。内田和黑龙会的人合计了一下，觉得革命势力还是团结了才好，于是就做了很多牵线的工作，说服他们最好团结起来。在牵线的初期，他们谁也瞧不起谁，广东人尤其是瞧不起两湖地区的人，他们只认他们的广东老乡，但是最后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关键问题在于，钱是日本人出的。如果日本人不出钱的话，兴中会和华兴会双方都要面临着马上混不下去的狼狈处境。所以到最后还是日本人说话算话，孙中山和黄兴热情拥抱以后，决定大家团结起来。日本人根据他们封建主义的理解，就是说，孙中山再怎么说也是长辈，既然是长辈，大家就认这个长辈当名义上的头领了。但是你这个名义上的头领，照封建主义的习惯来说，并不是说你什么事情说了都算的，做事情还是由底下的封臣去做。这是日本人对他们团体的领导。不过，这一点，同盟会成立以后从来就没有做到。
黄兴（前排左四）与头山满（前排右三）等黑龙会成员在日本合影。
然后你再看看同盟会组成的名单，妙处在于这个名单中间有一半是日本人。1905年同盟会创始人的名单，这个名单中间有一半是日本人。从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我可以举几个名字：第一位，内田良平；第二位，宫崎滔天；第三位，曾根俊虎；第四位，头山满。剩下还有好多人，就不用说了。这些人在后来的历史书上，他们的身份是三杰。如果有些历史书在明治时代提到他们，那就是说他们是伟大的维新志士；如果在辛亥前后提到他们，他们是中国革命的老朋友；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提到他们，他们是万恶的军国主义者，侵略亚洲大陆的主要罪魁祸首，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孙中山就在这些人的保驾护航之下成立了同盟会。
接下来就是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的故事，我们都清楚，革命爆发的当时，孙中山还在美国。他是怎么样得到消息的呢？后来有很多说孙中山坏话的人，说孙中山在洗盘子，什么什么的，后来是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孙中山可能是洗过盘子，也打过工干这些事情，但是他不会说是愚蠢到非要到报纸上登出消息以后才得到这些消息的。因为有人负责给他通风报信。这两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头山满和内田良平。这两个人都是日本的重量级人物，是他们两个首先把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通知孙中山的，也是他们给孙中山买好船票，送孙中山回国的。孙中山一开始回国下船的时候，是头山和在中国的日本人到码头去接他的，当时武昌军政府那批人和南京临时参议院那批人还根本没有把孙中山放在眼里。首先接船的人是谁呢？是黑龙会的人。黑龙会到美国去通知孙中山，再把孙中山接回中国。然后再过了几十天，孙中山才跟南京和武昌的革命党人接上头，然后接下来才当上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然后你再研究一下临时政府的那份名单，你就可以发现临时政府是由三元结构组成的。第一张名单是内阁总长的名单。你发现这里面也就只有陆军总长黄兴是革命党方面的人，大部分内阁阁员是立宪派或者地方士绅的人，像浙江士绅汤寿潜（1856-1917，浙江士绅领袖。翰林院庶吉士出身，1900年参与推动东南互保，1905年创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1906年起领导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他为交通部长，未到任）这些人。可以说是在总长这一级别，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革命党和立宪派的联合政府。孙中山虽然是总统，但是内阁成员大部分是立宪派的人。
法国《插图画报》（即《巴黎竞赛画报》前身）上刊登的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北京临时参议院图片。下方左侧为议长吴景濂，右侧为副议长汤化龙。
但是你再看次长那一级，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次长全都是同盟会的人。次长比部长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部长往往是根本不到岗的，临时政府就是想借用一下部长的名义，但是部长愿不愿意当这个官还很成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大佬，地位已经很高了，他们愿意出面到临时政府当官，那是他们给临时政府面子，就是说明，我们现在成立临时政府，就好像说，黎元洪愿意出任武昌军政府都督，这就表明着，湖北的士绅和上层人物愿意支持革命；如果他们不出来当官，那就是一种麻烦了，说明革命军只是一帮无名小辈，上层人士不支持革命军，那么革命政府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就很成问题了。所以黎元洪愿意给你面子出来当这个都督是革命党占便宜，而不是黎元洪占便宜，黎元洪已经是上层人物了。他出来以后，革命军就吃了定心丸，证明说是，士绅阶级愿意支持你。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士绅阶级如果不支持你，你的军费就没有着落。所以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事情。立宪派愿不愿意支持孙文是很成问题的事情，就算是愿意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流于形式，他们往往是根本不到岗的。名义上他接受了总长这个职务，实际上他不一定到部办事。部务是由次长主持的，次长是同盟会的人，他们才是真正负责的人。
▋1912年2月15日，孙文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出发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前，与总统府人员及参议员在临时参议院正门前合影。前排左起：1徐申伯，2蓝天蔚，3蔡元培，4黄兴，5孙中山，6赵仕北，7魏宸组，8胡汉民，9黄大伟，10陈宽沆；第二排左起：1景耀月，2张伯烈，3陈陶遗，4欧阳振声，5刘彦，6彭允彝；彭允彝之上穿西装现半身者为江西代表汤漪；最后一排右起第五人为马素。
还有第三份就是顾问。孙中山开出的这个南京政府的顾问，所有的顾问都是日本人，而且全是黑龙会会员，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头山满和内田良平。这些人在南京临时政府中间的地位，跟浪人在革命党中间的地位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隐藏在幕后，替他来回奔走，像内田、头山这种人，替孙中山跑腿，替他准备二次革命，他们是孙中山真正最信任的人。外围那些人，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是孙中山的统战对象。这些日本人才是孙中山真正信任的人。
这时候，辛亥革命胜利，对于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来说，差不多就像十月革命胜利对于欧洲社会党国际一样。尽管他们的中心是在日本，但是日本这个堡垒很坚固，推翻日本政府是不容易的。虽然他们把首相也都刺杀过了，大臣也刺杀过了，炸弹也扔过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已经干完了，但是日本政府还是很稳固，没有要马上倒台的样子。但是大清，像沙皇一样是很脆弱的，它的政府一下子倒台了。我们虽然在日本本国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的革命兄弟已经在南京成功了，无论如何这是革命势力的一个重大成就。现在是大肆活动的时候了，现在就是争取革命下一步成功的时候了。
辛亥年的外交活动，实际上就包含了两层。一层是日本的现实主义者和既得利益者跟英国配合，尽可能的维持东亚的现成秩序。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东亚主要是有两个用处。第一个用处是国际贸易。英国是国际自由贸易的主要受益者，也是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主要维持者。它不希望爆发规模太大、太长期的战乱，战乱损害贸易，不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希望远东的形势尽快平息下来，由大清当权还是由袁世凯当权还是由其他什么人当权，英国人并不在乎。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当权者必须是能够维持条约体系，维持国际贸易，维护英国利益的，满足这些条件就行了。但是孙中山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有一点很简单，就是他一个钱也没有。他没有办法实现维护国际贸易的这个任务。袁世凯开始也不是一定能维持得住的，北京的公使团在革命初期观望了很久，看看到底是谁能够支持，谁不能够支持。各省的将领各自表态通电发了很久，最后在英国公使朱尔典（原名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英国驻华公使，与袁世凯是多年故交）和袁世凯进行秘密谈判以后，最后袁世凯放出风声，谈判已经有了结果以后，然后各省将领的态度马上就改变了。段祺瑞那些人在袁世凯和朱尔典的联合公报发表以前，还在通电说，他们要誓死效忠大清；通电发表以后，他们就立刻表态，要拥护袁世凯建立共和政体了。南方的革命政府原先是给你许诺，只要袁世凯愿意倒戈，愿意像对付黎元洪一样拥戴他，但是袁世凯不为所动，直到他跟英国人谈出了结果以后，他才正式表示，愿意接受南方提供的总统职位。在这个过程中间，等于说英国人和国际体系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当天，南北议和代表唐绍仪（左）、伍廷芳（右）和英国商人李德立合影，摄于上海戈登路的李德立寓所。
而日本呢，日本官方的外交家，他们是坚持要追随英国的。因为日本在以前十年，因为追随英国已经得到很大好处，日本从小国变成了大国，变成了东亚的领袖国家，他们认为以后仍然要继续追随英国，帮助英国维持远东秩序，以前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跟着英国人走是有糖吃的。但是革命党人不是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大清帝国就不应该存在。第一，日本在满洲出了这么多血，大清倒台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满洲割过来归日本；第二，孙中山已经答应了，孙中山在南京缺钱的时候，已经跟日本人签了合约，把满洲卖给日本，让日本人再替他筹款，这个是天作之合；第三，就是满清皇室的内部的宗社党也不高兴接受共和政体，他们希望带着皇帝回老家去，回到东北去，恢复大清在多尔衮入关以前的格局。你们汉族人不要我们了，行，我们回老家行不行，你们大明朝请我们进关以前我们就在关外，关外又不是大明的地方，我们回去还不行吗，你们不要我们，我们回家去行不行。这是他们的逻辑。同时东北的将领，像张作霖这些人，在镇压了本地的革命党以后，组织了东三省保安会，他们也表示，他们不肯接受南方人的统治，希望皇帝能够回到热河或者沈阳。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日本政府的态度不够坚定，但大清这方面，无论是皇室也好还是南方势力和北方势力的力量，都会很高兴让大清沿着长城一分为二，南方革命党建立中华民国，而北方复辟大清帝国。这个大清帝国肯定要接受日本的保护的。日本人当时如果态度稍微冒进一下，东北在这个历史关口就会落进日本人手里面了。当时黑龙会是上蹿下跳，内田良平、头山满这些人是上蹿下跳，极端热闹的。像孙中山的部下，戴季陶这种人，是跟着他们到处在东北和其他地方乱跑的。你得注意革命党在东北本来没有什么太多势力，孙中山的嫡系是广东人，后来共进会那一批人是长江流域的人。他为什么要去东北？主要是因为日本在东北有势力，他们是替日本人跑腿的，想把东北分裂出来。
孙中山写给头山满的赠联
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中日双方的革命志士在中国方面暂时成功，但是在日本方面失败了。日本政府最后坚定决定追随英国。他们一旦跟袁世凯达成了协议，南方的革命党就没戏了。孙中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没有钱。自从惠州起义以来，他有的钱还是日本黑龙会那些人给他筹的那些钱。按照孙中山自己的标准来说，这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孙中山想捞到五十万元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日本那些人，按照日本的标准来看，他们也是在野党，也是穷鬼，政府才有大钱，资本家才有大钱，他们这些革命志士，按日本的标准来看是穷鬼。但是穷鬼也有比穷鬼更穷的，在中国革命党人来看的话，黑龙会就是很有钱的了，同盟会如果不是黑龙会动不动五十万五十万的给钱，它简直当场就要饿死了，就不要说是买武器来革命了。他们就是靠黑龙会分出来的那点零钱给自己续命的。但是日本人一旦跟列强达成协定，尤其是成立了以威尔逊总统所鼓吹的六国银行家组成的银行团以后，那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政府出面一带的话，日本的大银行家都决定要出这笔钱加入银行团。这个银行团不是简单的事情，就因为这是日本的政治人物和资本家都决定用日本的外交资源和财政资源来支持袁世凯的政府。这个决定一出，孙中山就没戏了。
（三）反目成仇
你把这个线索理清了，你才能够真正理清中国革命史。因为中国革命史实际上是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的结构。
二次革命是孙文在绝望中的一个挣扎。可以说，在它开始之前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列强和国际资本主义都已经下定决心支持袁世凯了，孙文唯一的支持者还是内田良平这些老朋友。这些老朋友想尽办法，通过日本理想主义者的募捐活动，苦哈哈地给他送去了几万块钱。没有这几万块钱的话，他没有办法买到第三师，连津浦铁路这场仗他都没法打的（1913年二次革命中，第三师为主力之一，扼守徐州，控制津浦铁路，阻止冯国璋部南下。由于缺饷发生过哗变，被平息）。但是这一仗很快就失败了。二次革命的失败不仅是孙中山的失败，它同时也意味着是内田良平和日本泛亚主义者的重大失败。这次失败不仅花光了他们的钱，而且也使他们在日本政府和舆论内部都变得很不得人心，变成了所谓的麻烦制造分子和捣乱分子，日本政府对他们实行严密监视和严格控制的政策，以至于1913年、1914年以后的十年，泛亚主义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动进入了最低潮。
▋1913年3月孙中山（前中）、黄兴（前左二）、戴季陶（后左二）等与日本企业家商讨集资讨伐袁世凯
最低潮的一个重大表现就是，日俄两国甚至达成了和平协议，以瓜分东北势力范围为条件，规定北满归俄罗斯，而南满归日本（1907-1916年间日俄四次签订密约，划定在满洲和内外蒙的势力范围）。关键不在于这个和平协议具体内容是怎么达成的，关键在于这个和平协议的达成在日本国内舆论来看，就是英日同盟签署以来，日本当局的进一步背叛，日本当局彻底背叛了解放全亚洲的梦想，不仅跟英国人达成协议——英国人还好，至少没有直接压迫亚洲人——还跟俄国人达成协议，那就是绝对是彻底的背叛了，因为俄国人是直接占领和压迫亚洲人的土地。而黑龙会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把俄国人赶出满洲，而日本当局却主动跟俄国人签署协定，把满洲送给了俄国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最终极的、最伤心和最痛苦的背叛。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本泛亚主义的最低潮。
最低潮不是说它没有民间力量。实际上日本在二战以前，可以说是上层人士比较亲西方，但是人数上不多；民间上反西方的势力是很大的，但是主要是因为在政治上行不通，被压住了。如果你在日本上层中去找，有很多资本家，特别是外交界人士和海军界人士是强烈亲西方的。反西方的人也有，但是暂时不占上风。但在民间那个层次，在野的那个层次，如果搞公民投票的话，那么反西方的是大多数。如果当时日本实行普选制的话，泛亚主义在普选中获胜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当时日本不是普选制，而是有产阶级选举制。在上层人物中，泛亚主义的色彩就比较淡薄了。
▋孙中山1914年7月在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
这可以说是后发国家的一个常见现象。你在俄罗斯和土耳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俄罗斯的贵族阶级讲法语，把自己当作欧洲人；而农民和老百姓痛恨欧洲人，觉得他们跟欧洲人不一样。土耳其也是这样的：上层的土耳其苏丹也好，还是后来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好，还是凯末尔主义者也好，他们尽可能地想把土耳其变成一个欧洲国家；但是下层民众呢，往往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觉得我们跟基督教徒总是合不来的。所以土耳其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西方欧盟要它实行民主，但是实际上，土耳其最亲欧的势力在国内非常反对民主，他们支持军事政变。因为一搞民主的话，国内的伊斯兰势力就要上升。搞民主，一人一票投票的话，伊斯兰主义者很可能依靠穷人的支持，通过议会政治掌握政权。像所谓的土耳其繁荣党（1983年成立，公开反对世俗化，主张按照伊斯兰教义治国，联合伊斯兰国家对抗西方。1998年被土耳其宪法法院投票取缔）其实就是这些人。他们掌握了政权搞伊斯兰化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土耳其军队就会出来发动政变，把这些民主的和伊斯兰的势力压下去，重新恢复亲西方的路线。土耳其在战后不断发生政变，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少数上层人物通过反民主的手段维持西方的价值观，而下层的伊斯兰分子通过民主的手段颠覆西方的价值观。而恰恰西方就是支持民主的，所以这个矛盾是没法解开的。
俄罗斯的情况其实跟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也是这样的。黑龙会这批人提倡的国粹主义、亚洲主义在民间是很有市场的，但是在上层人物中间是上不了台面的。比较现实主义的人都知道，当今世界还是欧洲人的天下，搞反欧洲是没有前途的，一定要压住。让这些人上台，那就等于是让义和团上台，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有极大的危害。但是这些人在民间活动，老百姓反倒是比较支持他们。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国内的泛亚主义就处在这种情况下。上层人士对他们越来越深恶痛绝，尽力压住他们，但在民间他们还能够混得下去。这个时候，他们自己处境都已经这么难堪了，孙中山的处境当然是更难堪的了。孙中山到二次革命以后，他就逃到日本去。逃到日本去，他的办法还是到处游说日本人，大讲泛亚主义的好处，希望日本来支持他。但是支持者已经很少了，而且全都是民间人士。支持他的人自己在日本都是不受欢迎的人，日本上层的政治家把他们当瘟疫一样，基本上是闭门不理，怎么说也不肯理他。他就这样在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混过了从1913年到1923年这悲惨的十年。
▊1914年5月11日孙文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坦言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袁世凯是反日的，只有搞革命的国民党才是真正有前途的。日本政府借此在"二十一条"谈判中要挟袁世凯，说如果不同意日方要求，就将支持孙文的颠覆活动。
你翻查记载中国革命史的著作，会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十年。为什么会失败呢？就是因为日本的当权派跟袁世凯和段祺瑞达成了协议，他们决定支持北洋政府，首先有善后大借款（民国成立之初，财政异常困难。1913年，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款二千五百万镑），后来有西原借款（1917年，寺内正毅内阁接受亲华人士西原龟三的策划，对段祺瑞政权借款1.45亿日元），这些都是日本精英阶级支持北洋政府的证据。但是日本精英阶级不是无缘无故地支持北洋政府，他们是为了英国主持的国际秩序而支持北洋政府的。他们希望日本人做国际秩序的优等生，跟着英国走，通过合法途径给日本人争得地位，因此他们不希望采取反西方的革命手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日本国内的泛亚主义者在明治维新以前还是声势浩大，在这个时候却处于革命低潮，变得很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日本的泛亚主义抬不起头来，而日本的泛亚主义者保护和抚养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也就跟着抬不起头来了。孙中山在中国的失败和北洋政府在中国的胜利本质上讲，它是日本现实主义者战胜国内泛亚主义者的结果。而日本现实主义者和亲西方派战胜国内泛亚主义者实际上又是国际关系演变中实力对比的体现。它是日本人认清了国际形势，决定不走反欧洲路线的结果。
但是这个格局只有在大英帝国的霸权能够维持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帝国的霸权衰落了，它开始采取系统的撤出远东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这两国原有的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都开始动摇。在中国，可以说，1905年以后晚清的新政政府和北洋政府，执行的都是维护国际体系的政策。在日本，英日同盟签署以后，一直到九一八事变这段时间内，日本的政策也是执行的是国际协调主义。这两者是相互配合的。袁世凯和段祺瑞能够在中国当权，就是桂太郎能够在日本当权的一个投影；而国民党在中国的失势，和头山满（1855-1944，号立云，泛亚主义代表人物，出生于福冈市，黑龙会（初为玄洋社）创办人）、犬养毅（1855-1932，日本第29任首相。孙中山这个名字即犬养毅手下的浪人平山周代取。被军部激进分子杀害于首相官邸）在日本的失势是一个镜像关系，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但是英国人一旦撤出，双方也就开始同时不老实了，也就觉得是革命的新的机会开始出现了。照日本主流历史学家的记载，这个现象就是，大正民主后期国粹主义和泛亚主义的抬头。这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从明治到大正，日本的议会政治有了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是，明治时期，政府可以用强硬手段压制反对派的这些活动，但强硬手段在民主的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就不能实施了。
1889-1945年间日本选举人口的变化
不能实施就产生了一种类似土耳其的现象。首先，民主是一个西方的价值观，日本扩大民主，主要是为了配合西方、讨好西方的措施，但是扩大民主的结果，恰好在民间为反西方势力的抬头创造了条件。土耳其如果不搞民主的话，可以说伊斯兰势力还出不来，青年土耳其党和凯末尔主义者可以通过专制手段把他们压下去。俄罗斯如果不搞民主的话，布尔什维克也起不来，沙皇政府和斯托雷平政府也可以用专制手段把社会党压下去。但是一搞民主的话就没办法压它，它自动就起来了。你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不是基督教西方的文化底蕴，那它搞民主的结果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民主，你还可以实行亲西方的路线，依靠少数精英人物、上层人物搞小圈子的亲西方路线；一搞民主，那么民粹主义的反西方路线马上就会抬头。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和日本全都是这样。大正民主（大正年间（1912-1926），藩阀体制崩溃，日本进入政党内阁时代。外交上，对华不干涉内政，归还胶州湾，废止《二十一条》，甚至对"南京事件"采取容忍态度；对俄实行友好政策，从西伯利亚撤兵）产生的一个附带的效应，就是使本来已经被压制下去的日本国粹主义者和泛亚主义者借助民主的程序重新抬头。
而在中国这方面，国民党的抬头则是它改换投机门庭的结果。孙中山开始跟苏联接洽，希望苏联给他日本所不能给的东西。我们得公平地说，孙中山开始是脚踏两只船的，他在日本碰了很多次壁以后，开始跟苏联谈判。但在谈判的初期，他是脚踏两只船的：一方面他跟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苏联特使越飞与孙文联名发表，主要内容包括；"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苏俄红军不必立时撤出外蒙；苏俄将援助孙文），依靠苏联的支持，打回广州，建立广州革命政权；另一方面，他派李烈钧这些人到日本继续接洽。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活动，到北京来参加西山会议这最后一次活动的途中，他从上海调头东渡到长崎，在日本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演说，这就是他著名的神户泛亚主义演说。在这一次演说中间，他最后一次向他在日本的朋友谆谆教导，无论西方多么强大，他们归根结底讲的是强权即公理，王道政治是只有亚洲人才懂的，他最后一次希望日本朋友们支持他，不要忘记泛亚主义的理想。
孙文泛亚主义演讲地
但是这个演说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不是说他的演讲讲得不好，而是因为他在日本的朋友，这时候都处在在野的状态下，没有办法帮助他。而他自己当时已经患了肝癌，所以说，他知道他自己的寿命不久了，他已经等不到他的日本朋友重新掌权的那一天了。他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但是可以肯定他活不了三年了，也许他三个月就死，也许他三年就死，但他能够利用的也就是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在这个短时间内，能够援助他的只有苏联人。所以尽管李烈钧、张继、胡汉民这些老党员都反对他联俄，他还是在一生中的最后关头作出了联俄的决定。联俄导致了国民党内部权力结构的迅速改变。老一派的党员李烈钧、张继、邹鲁这些人，随着廖仲恺案件后的清洗，随着西山会议派的被取缔①，退出了国民党的决策层。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一批新派，也就是左派人士，赶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控制了广州革命政权。他们依靠苏联的援助，赶走了吴佩孚，通过北伐，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国民党政权。
1、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仲恺遇刺而死，追查此案的直接后果是胡汉民、许崇智等元老失势，而汪兆铭快速上升，蒋介石进入权力中心。同年11月，不满联俄容共政策的林森、邹鲁、谢持、张继等老派国民党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文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等决议案，与广州的中央党部对立。1926年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西山会议派的党籍（1927年清党以后恢复）。
但是他们刚刚建立南京政权，日本的政局又发生改变了。老一辈国民党人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就是犬养毅和大正时代残留下来的泛亚主义者终于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在1931年（1931年12月，犬养毅组阁。次年5月被刺杀）。但是这时已经太晚了。这时候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它的立场已经不再是跟着日本老大哥打倒欧洲人对东亚的霸权了，它的路线是跟苏联人联合起来，把帝国主义赶出亚洲。它的路线仍然是反帝反西方的，但是保护人已经由日本变成了苏联。改变立场的这个新国民党的势力，和他们在东洋的老朋友的势力，在满洲发生了第一次严重的碰撞。碰撞的结果就是九一八事变。
▊1929年，头山满（左一）犬养毅（中）蒋介石（右）合影；请注意他们站在中位硬地上，蒋介石站在侧边泥泞里
九一八事变以后，最初期，事情之所以没有闹大，就是因为双方的老一辈，像胡汉民和犬养毅这种人，仍然还顾念着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朋友，还希望能够用当年的老交情约束青年一代，能够想办法不要把中日两国之间闹到彻底撕破脸②，因为双方本来都是革命同志，好不容易双方都同时掌握了政权，正是应该团结起来的时候，如果这时候闹翻，太不值得了。但是年轻一代没有这方面的记忆。蒋介石在赶走胡汉民以后，肆无忌惮，在1935年左右接见了共产国际的特使。这次接见的结果就是：常凯申放走了Hong军，把Hong军放到西北去；同时，斯大林同意支持蒋介石抗战。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年轻一派，少壮派的革命志士根据北一辉③的理论，直截了当地刺杀了犬养毅。
2、1931年2月，胡汉民应蒋介石邀请赴晚宴时被软禁。5月，国民党内胡派、汪派、桂系等在广州另立政府。九一八事变后，胡被释放。他曾致函犬养毅，促请纠正侵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若槻礼次郎内阁因陷入激烈争执而总辞职。犬养毅作为第一大在野党政友会总裁继任首相。他拒绝了军部要求承认满洲国的指示，利用自己的渠道与南京政府进行交涉。
3、北一辉（1883-1937），社会主义革命家。1911年应宋教仁之邀，赴华参加革命，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1913年宋教仁被刺，北一辉自组调查团，试图调查宋案真相。1919年五四运动后，北一辉认为中国形势已不可为，将注意力转向国内，试图以武力革命再造日本。1927年，北一辉弟子西田税在东京创设天剑党，以北一辉的学说为建设蓝图，广罗全国中下级军官，图谋革命。1936年因"二二六"政变而遭政府逮捕。1937年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二．二六"政变的思想主导犯罪名起诉，遭枪决。
北一辉主张拥戴"国民的天皇"，打倒军阀、吏阀、财阀、党阀，进行第二次维新，实现社会主义，限制私有财产，保护一切劳动者的权利。他认为，日本是国际上的无产阶级，俄国是世界上的大地主，英国是世界上的大富豪，向它们开战是正义的。应该通过战争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帝国，进而废除国界，实现世界和平。
后来大家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三十年代被日本激进分子暗杀的政治家都是好人和温和派，如果他们掌权的话，实际上日本不会走上战争的路线。这句话有一部分正确，一部分错误。首先，犬养毅这个人是比较老成持重，他不会像后来的日本人那样鲁莽。但是，他不是温和派，他其实就是泛亚主义者的长老派、元老派。他跟后来发动战争的那些军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胡汉民跟蒋介石的关系。胡汉民是孙中山那一代的人，是老一代的人，他们是态度比较温和，不愿意把事做绝。蒋介石是年轻一辈的人，在孙中山跟日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屁都不是，连外围都算不上，所以根本就没有见过世面，他们对日本没有什么特别感情。犬养毅也是这样的，他们那一代老一辈的人对中国还有感情的，他们还记得他们当时很想团结中国反对西方的。但是青年一代，北一辉那些青年一代的人，就没有这种感情了。北一辉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的蒋介石，他也是同盟会会员。
北一辉历来被视为二二六兵变的精神领袖，早在1906年就已加入同盟会
你得注意，三十年代的军国主义者中有好多人都是同盟会会员，是1905年同盟会建立的时候为中国革命奔走的积极分子。曾根俊虎是同盟会会员，北一辉也是同盟会会员。曾根俊虎是不大纯粹的，他一方面跟同盟会打交道，另一方面还加入了许多其他的组织；但是北一辉是非常纯粹的，他是同盟会的创始会员，而且对同盟会一直是忠心耿耿的。他后来转向撇开国民党的泛亚主义路线，对中日两国的失和是有非常重要的指标作用的。这个重要性很像是胜海舟他们那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前夜最后抛弃了大清，甚至转向暴力征服大清的路线，是有非常类似的指标作用。
但是这种指标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一百八十度转弯，它还含有更深的含义。实际上对北一辉这种人来说，他们转向反华，实际上是他们原来泛亚主义者的另一种体现。征服中国是为了拯救中国。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泛亚主义的早期是希望中日两国提携，共同解放亚洲的，但是事实上证明中国人是扶不起的阿斗，没有办法，这种情况下只有日本人给你代劳了，帮助你，扶一扶，日本再不来扶的话，你就要完全被俄国人征服了。在他们看来，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叛徒，他背叛了泛亚主义者，把国民党这个原来的革命战友送到了苏联人头上，结果把黑龙会原先企图把俄国人赶出亚洲的整个战略完全搞破了。如果听任他们继续搞下去的话，那么整个亚洲都会变成是苏联的天下。后来日本人搞满洲国，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是，只有满洲国才是亚洲反共势力的堡垒，国民政府已经完全被苏联间谍劫持了。如果让国民政府胡闹的话，整个亚洲大陆完全赤化只是时间问题。只有日本人成立了满洲国以后，他才能够挡住共产主义南下的道路。
后来，二战失败以后，《大东亚战争全史》出版的时候，日本还有一种看法，各位现在可以去翻那本四卷本的《大东亚战争全史》，里面就有这样一句，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你们看，我们说的毕竟是对的吧，满洲国倒台以后，共产主义浪潮不仅吞没了中国大陆，而且一直冲到印度支那，这难道不是证明我们当初建立满洲国是完全正确的举动么？他的原话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原话逐字逐句记住，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出满洲国成立的另外一面。满洲国的成立，后来大东亚共荣圈这个理论的提出，从日本自身的思想脉络来说，它不是一个戏剧性的转移，它是从明治开始就一脉相传的解放亚洲的理论的直接继承。就日本人内部来说，这里面没有什么矛盾之处。明治维新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使亚洲和黄种人免遭欧洲人的奴役吗？我们现在再不赶紧变法自强，欧洲人就会把我们全部征服了。然后日本变法自强以后，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只讲现实主义的话，我们就自己做一个黄皮肤的欧洲人，不管亚洲大陆就行了。但这样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在亚洲大陆的黄皮肤兄弟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已经有了成功经验，为什么不把日本的成功经验传递给他们呢？只要你们也肯像我们一样搞明治维新，你们也可以成功的。但是你们不肯搞，你们自己这样不争气，我们开始带你们带不动，最后我们自己替你来。这个逻辑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1932年3月9日，溥仪（中坐者）在就任满洲国执政典礼上
按照中国方面的记载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破碎的局面，好像是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统统是好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是革命最忠实的朋友；突然到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一下子就全变成坏人了。而且最初那些好人，一下子后来就会变成最坏的人。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实际上呢，日本人的现实主义者始终是主张倾向于英美的，如果按照中国的史观的话，这些现实主义者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坏人，因为他们现实主义地追随朱尔典和大英帝国的结果就是帮助北洋政府来镇压国民党，这就是现实主义在二十年代的体现。在三十年代的体现就是什么呢？现实主义体现就是配合英美，不要对中国发动战争。所以按照中国革命史的这种错乱描述，你就会发现，同样一批现实主义者，在二十年代跟着英国人走，镇压国民党，他们就是坏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又跟着英美走，反对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哎~他们一下又变成好人了。
但是在日本的角度上来讲，他们的立场始终没有变。现实主义者就是支持最强的人，英美始终是最强的。现实主义者在二十年代的时候支持英美，因为英美当时是支持北洋政府维持远东贸易体系的，所以当时英美是反革命的，所以他们自己也跟着英美一起反革命；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英美是反对日本过度扩张，反对日本追随德国发动战争的，于是他们继续追随英美，这也使他们又好像站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你以为他们的立场变了，其实他们的立场是一以贯之，没有变的。是中国在前后这两个阶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或者不如说是，北洋时期的中国和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是两个敌对国家。对北洋政府好的，就是对国民政府坏的；对国民政府好的，就是对北洋政府坏的。表面上看起来是日本戏剧性地改变立场，实际上是前一个中国被后一个中国所取代了。日本还是同一个日本，日本的现实主义者还是英美的死党，日本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反英反美的死党；但是前一个中国被后一个中国取代了，前一个中国和后一个中国立在一百八十度的对抗地位上。
你把这个线索理清了，你才能够真正理清中国革命史。因为中国革命史实际上是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的结构，本身是有几层谎言套在一起的。第一层谎言就是，联共（布）党史搞的那套共产主义革命的谎言，你把这一层谎言揭掉以后，并不是谎言的结束，在这个谎言背后，还有一层国民党编的谎言。发现共产党其实是共产国际派的一个颠覆势力以后，然后他们就会变成中华民国的信徒，相信中华民国原先是存在的，只是被共产国际和共产党颠覆了，本身是存在的。但是这也不对。因为中华民国只是这个俄罗斯套娃的第二层。
国民党是什么呢？国民党跟日本泛亚主义者的关系，跟共产党跟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发现，共产党是在苏联间谍的主持之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广州革命政权是由苏联顾问组织起来的话，你可以再去查查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然后你就会发现，同盟会是由日本人组织起来的，南京临时政府也是由日本顾问操纵的。它们的性质跟广州国民政府和延安的共产党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要说谁是带路党，他们都是带路党。只不过国民党这个带路党来得比较早一步，然后它在被共产国际的第二批带路党推翻以后，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共产党是颠覆势力。像蒋介石到台湾以后，他就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党是汉奸，你们带着外国势力来颠覆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但是你仔细看一下蒋介石是怎么来的，再看看孙中山是怎么来的，你就可以很有理由地说，孙中山和蒋介石是第一批带路党，他们在日本泛亚主义者的领导之下推翻了大清帝国，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推翻了中华民国，然后才有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直到这个国民政府被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第二批带路党推翻了。
如果说有谁是真正的中国呢？那就很难说了。袁世凯和段祺瑞算是中国吗？或者说是慈禧太后和摄政王算是中国吗？这也不好说。比较正确的答案就是，其实还没有中国。中国是一个有待于发明和建构的概念。以前，在中古时代，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没有民族国家这种概念，后来欧洲产生了民族国家，然后其他国家才慢慢地学习欧洲，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帝国、俄罗斯帝国、波斯帝国和大清帝国，它们是民族国家吗？它们不是。它们需要解构以后重新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但它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那是说不清楚的，就有许多种不同的路线。日本人给它提供的这条路线是许多种路线中的一条，共产国际给它提供的路线也是许多种路线中的一条，同时还有另外许多种路线，这些路线在争夺这些原材料，在这些原材料最终被塑造成型之前，其实是没有中国的。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正式发明"中华民族"的概念
我们看到的近代史，不是中国的历史，而是许多种企图在东亚建立中国，建立各种各样不同的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共同体的历史的一个路径积分。所以你无论按照哪一派的观点去写历史，写出来的历史都是充满着残缺和欺骗的。可以说，他们每一个人所制造的历史，从本质上来讲，都是神话。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国家，但是这只是众多可能存在的历史路径之一。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间，谁都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反复重建的过程，塑造了近代东亚的历史。后来日本左派有一种观点是，日本人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起了破坏性的作用，因为他们阻止了国民党建立现代中国的企图。但是如果没有日本的干涉的话，大清帝国是不会垮台的，北洋政府也是不会垮台的，国民党所要建立起来的这个中华民国是根本不会存在的。而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俄罗斯帝国或者说是土耳其帝国，亚非拉的所有国家，它们建立近代国家共同体的过程，毫无例外地是在西方的刺激之下，由本土的极少数亲西方的知识分子构想出来。在它建构的过程中间，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西方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外来的势力，建立他们最初的势力。
到底哪一个算是真正正统的东西，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我们只能说，现有的这几种中国的革命史，其实呢，它们真正正确的称呼就是，它们不是中国的革命史或者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因为他们在进行革命的当时，既没有什么中国，也没有中国人民，只有一个地理上的中国，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中国，有一批东亚的居民，但是没有中国，有一批东亚的居民，但是没有东亚民族。国家和民族还处在建构的过程中间，不是有了中国然后再有了中国革命，而恰好相反，是中国革命发明和创造了中国。因为中国革命有好几种，所以有几种不同的中国的概念在争夺同一个生态位。
这个背景才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的真相，所以由于这个过程现在还在进行中，还没有搞完，所以故事的结局还没有真正出现。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你在讨论共同体内部的问题的时候，你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共同体内部的问题，什么是共同体之间的问题，所以产生出了很多假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像杨奎松他们许多人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能够用民主的方式达成协议什么什么的，它们怎么可能用民主的方式达成协议呢？它们本身就不在共同体内部，它们不像西方的各个政党一样，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势力，他们要建立的那个中国，目前都还不存在，它们在争夺这个建立中国的机会。在建立了共同体之后，才谈得上共同体内部有什么左派或者右派之间的区别。在这之前，它们等于是不同国家和不同路径之间的区别，谈不上有什么共同体。
大东亚共荣圈地图
这个共同体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只有依靠斗争才能解决了。例如像孙中山想建立的那个共同体，他首先考虑的就是要把满洲和蒙古这样的异己势力排除出去，然后跟日本和韩国团结起来。不经过这个过程，他所设想的那个同质化的共同体不能建立。而共产党那种共同体呢，他必须把地主和资产阶级排斥出去以后，才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共同体，这样一个共同体才算是新中国。这些共同体名字也许都叫中国，但它预定的成员和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些结构理清以前，根本谈不上内部的宪法结构或者政策应该怎样制定的问题。共同体塑造的问题必须先于这些过程来解决，然后他们所考虑的这些问题才能够解决。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的现象。从思想层面上来讲，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国民共同体的理想，在法国大革命产生以后，逐步向东欧扩张，向拉美扩张，向全世界扩张这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远东所特有的，同样的过程瓦解了奥匈帝国，瓦解了奥斯曼帝国，瓦解了俄罗斯帝国，瓦解了在美洲的西班牙帝国，后来又瓦解了英法在亚非拉的殖民地，最后又瓦解了苏联帝国，这个过程仍然在进行中。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讲，那就是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在瓦解以后，三种新的秩序在争夺空间。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是以大英帝国为首，以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国际体系为核心的一种体系，它在欧洲实行势力均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实行殖民主义。可以说，晚清帝国和北洋政府是这个国际体系的产物。
这个国际体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衰落以后，出现了三种竞争势力。一种是苏联的共产国际，要推翻原有的整个国际秩序，用共产国际这种全世界共产主义大联盟来取而代之。第二种是美国威尔逊主义所提倡的解散殖民主义，所有各民族建立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然后这些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再通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建立集体安全体制，永远的避免战争。这一种国际体系实际上是美国在国联以后，在冷战时期始终坚持的基本国际理想。第三种主义呢，就是日本人所提倡的那种泛亚主义。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孔子以后的远东文明是一个整体，这个文明包括东亚的中国各王朝，包括东北亚的满蒙各部族，包括朝鲜、越南与日本，它们是一个整体性的文明。而日本是这个文明最年轻、最有活力的成员。当这个文明走向衰落，即将被欧洲人征服和灭亡的时候，日本人做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努力，希望它们在日本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反对欧洲，但是由于蒋介石这种人的出卖以及共产国际的破坏，他们最终失败了。以后的日本已经别无选择了。战后的日本已经不再有可能重振泛亚主义旗帜，他只有死心塌地的脱亚入欧，做一个黄皮肤的欧洲人，选择的余地从此不复存在。中国人认为，中国人粉碎了日本人的侵略，但是实际上，从日本泛亚主义的角度上来看，他们粉碎了东亚各民族能够跟欧洲人平起平坐的最后一次机会，以后这样的机会再也不存在了。
▊1945年9月2日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降伏文书》，正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从中国内部的角度来看，假定东亚是可以算作一体，那么你就可以说，明清这个天下国家的帝国体系在西方势力的侵入之下，已经处在注定解体的过程中。然后，在秩序解体的过程中，如何构建新秩序、构建新共同体的几种路线，在二十世纪东亚的舞台上进行了争斗。所谓的革命、反革命或者其他所有政治斗争，都要从这种秩序解体和秩序重建的路线斗争的格局之下，才能够得到清楚的理解。否则你所得到的一切印象，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得出来的一切印象，都是高度扭曲和功利的。
（四）还施彼身
也就是说在国民党当时的理论中，凡是华人所在的地区，都是它的统治范围，它的动员范围包括上海租界地，包括南洋的各殖民地。而动员的方式，按照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法律理念来说，实际上是属于敲诈勒索。
我们前面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三种不同秩序（苏联的全世界共产主义大联盟、美国威尔逊主义的自由民主国家集体安全体系、日本泛亚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三种秩序相互作用于远东这个地区的时间有一定的差值，这个时间差影响到后来许多问题，也给后来许多想妆点历史的人提供了很多方便。因为他们往往用拟人化的手段，以为国家或者各种势力之间是有一个一贯的性格，忽略了它们在不同时间起的角色变换作用。就拿日本、中国和俄国这三个角色来说的话，在一战以后的这段时间都有它自己的角色演化期。大体上来讲，二十年代的日本，它追随的是英日同盟以后的那种国际协调主义路线；三十年代以后的日本，则转向挑战国际秩序的路线。这个转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明治以来，泛亚洲主义者和亲欧洲主义者长期冲突的表现；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势力撤退以后，日本在远东继续充当英国代理人渐渐变得得不偿失了，而加入条约破坏者的行列，对它来说反而是件更加有利的事情。
中国这方面呢，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采取的立场是基本上矛盾的，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国家构建的基本理想也都发生了角色倒错。本来革命党在辛亥时期提出的那种炎黄子孙的概念，恰好就是梁启超和君主立宪派提出的那种中华民族的反面。所谓的炎黄子孙的意思，就是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要把南方的十八省的汉人单独拉出来发明成为一个新的民族；而中华民族的存在，就是要抹煞炎黄子孙作为一个单独建构民族的可能性，要把大清的所有居民重新捏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用中华帝国取代大清帝国。而蒋介石和孙中山之间呢，在这个点上恰好发生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断裂。后来这个断裂被汪精卫抓住了，因为他通过对孙文本人著作的总结，就得出结论说，孙本人始终是一个泛亚主义者，他那些理论应该是这样那样的，跟蒋提出的中华民族理论是不一样的，从他这个泛亚主义的逻辑，必然要得出中日满提携的结论，诸如此类。然后蒋介石又根据他的新发明的中华民族的理论，跟三民主义结合起来，把孙中山重新塑造成为文武周公尧舜以来的道统的继承人，把国民党由帝国解构者和革命力量变成帝国继承者和国际主义的力量。这个角色的转换过程非常仓促，以至于可以说给国民党自身的性质上面留下了很多草蛇灰线的痕迹。可以说吧，早期的国民党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不如说是日本泛亚主义者的一个支部。
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我刚才提到过，在开始的时候提到过，日本泛亚主义者的理想是遍及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而不是仅仅限于日本和大清的版图的，但是我讲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只限于中日两国。我现在提一下就是，对于泛亚主义者来说，他们玄洋社、黑龙会并不仅仅是扶持了中国同盟会和孙中山的朋友，它在朝鲜和其他地方也是有所作为的。像玄洋社，他们最早期在朝鲜就参加过重大的政变活动。像电视剧《明成皇后》这一类的通俗作品中也提到过这些，只不过是把双方的角色搞颠倒了。因为闵妃（1851-1895，朝鲜王朝高宗李熙的王妃，骊兴闵氏外戚集团的核心人物。最初鼓励高宗采取开化政策并引入日本势力，以排斥守旧的高宗生父大院君的势力；在与大院君争权过程中又转而亲清；甲午战争后，遭亲日开化派夺权而失势，又试图倒向俄国以对抗日本，最终在1895年10月8日的"乙未事变"中被杀），就是明成皇后，她的家族在李氏王朝时期，曾经几次改变立场，在日本势力上升而大清基本上垮台以后，他们的立场转化为联俄制日，依靠俄国人的保护阻止日本独占在朝鲜的势力。而开化党人则倾向于依靠日本的支持，去推翻宫廷和保守派原有的政治结构。朝鲜的开化党人和同盟会员也有一个同样的毛病，就是他们的行动能力很差，以至于他们的打手，像孙中山在惠州起义的时候一样，也主要需要依靠日本的游侠团体。在这个过程中间，玄洋社起了核心作用。在开化党人发动的反对闵妃的政变当中，名义上是朝鲜的革新派在搞政治行动，实际上他们主要的冲锋赶死之士是玄洋社给他们提供的志士和浪人。可以说在朝鲜和中国的近代化改革中，日本浪人发挥的是一个无名英雄的角色，事后编纂的朝鲜历史和中国历史都很巧妙地把他们的名字略去了，但是如果真的把他们从历史上略去的话，那么这些革命恐怕就不能发生或者至少是面目全非了。
▋闵妃，朝鲜高宗李熙，刺杀闵妃主谋之一日本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1895年10月8日，日本驻朝公使馆武官冈本柳之助，带领32名日本浪人（汉城新报社员，熊本人为主，玄洋社派出藤胜显、武田范之、月成光等人）冲入朝鲜景福宫将闵妃刺杀。
国民党在南京政府建立以后，接着又跟苏联决裂以后，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困境。因为第一期的国民党，就是同盟会时代的国民党，它是日本泛亚主义者的一个支部，它跟朝鲜的开化党人和越南的开化党人，以及缅甸的德钦党人（缅甸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创建于1931-1932年间）这些，可以说是同样的势力。他们是日本泛亚主义者的卫星党。它们跟日本黑龙会这些组织的政治上的关系，就相当于是中国共产党、波兰共产党，跟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它们是卫星，总部是在日本的。在发动北伐的那个期间，国民党是苏联的一个附属品，当时极力争取加入共产国际。它力图想通过跟苏联发展良好的关系，从而压住内部的共产党人，由国民党而不是由共产党作为苏联在远东的主要代理人。在四一二政变和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同时摆脱了它创建时期的两个教师和保护人，但是教师和保护人为它的结构形成提供了基本模式。它在发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实际上是混合了日本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的意识形态，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它的设想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南京和重庆建立的那个中心，将要发挥黑龙会在日本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地位，在它周围也要培养出一系列卫星性质的小党，然后新的这个国民党通过新的意识形态，将要替代日本的泛亚主义者解放亚洲，发挥相当于苏联共产国际在亚洲那个核心作用。
这种步骤就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国民党的卫星党。大致上现在能够考证清楚的有以下几个组织。第一个，就是现在看上去地位最重要的，韩国临时政府。韩国的流亡者当中也是分为几派的，像李承晚（1875-1965，早年参加独立活动，奉高宗密令赴美求援，长期滞留美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流亡）总统，日本投降后主张南部单独建国，1948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大韩民国首任总统）那一派长期流亡在美国，希望借助西方的力量。而金九（1876-1949，早年参加东学运动，1919年后流亡中国，1932年策划樱田门事件，受其指挥的李奉昌刺杀昭和天皇未遂，又与王亚樵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指挥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正在庆祝天长节的日军大将白川义则等人，1935年组织韩国国民党，1944年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日本投降后反对南部单独建国，1949年被刺杀）这一派呢，则长期流亡上海，依靠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特务机关的支持，像吴铁城（1888-1953，时任上海市长职务兼淞沪警备司令、外交委员会委员）、戴雨农（即戴笠）这些人，对他们进行长期保护、支持和训练，希望有朝一日，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足够强大以后，代替莫斯科和东京，变成革命和秩序的输出地。那时候的朝鲜，就可以通过国民党的援助，从日本的卫星国变成未来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卫星国，实现它自己的解放，摆脱它自己的殖民主义地位。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内的太极旗，墙壁上的左一照片即为金九。1928年，金九与李始荣、李东宁等人组织韩国国民党，任总裁
第二个组织是Tibet革命党。Tibet革命党是国民党在1935年以后，通过收买Tibet的少壮派僧侣建立的一个组织。它的第一批成员，是Tibet神权政府中的一批年轻的僧侣。他们在原来的老达赖在世和达赖死后的摄政统治之下，基本上是没有发展前途，于是被国民党招募了以后，名义上成立一个Tibet革命党这样的组织，实际上是国民党在Tibet的一个支部。他们在国民政府实力还不足以直接深入Tibet的时候，暂时潜伏起来，逐步积蓄实力，然后配合革命党政策，对Tibet本身实行革命，推翻Tibet的旧制度。
第三个组织是中国国民党台湾支部。它名义上叫做中国国民党台湾支部，但它主要的人员是三十年代台湾自治运动失败以后分离出来的左翼。这跟台湾内部的政治发展有关系。1935年，日本人在台湾进行地方改革，和三十年代末期的军国民主义运动，对台湾原先的自治运动起了一个拦腰斩断的作用。等于说是，大棒和胡萝卜并用。一方面，自治权的扩大，满足了一部分地方精英的参政企图。35年以后，台湾的各地方、各州市获得了法人团体的身份，有权支配自己的粮食、物资储备和资金。这样做，一部分地方士绅的选举权资格也有了一定的扩大，一部分地方士绅会对这个让步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对不满意的那一部分，在加强统治和军国主义化的过程中给予严厉的镇压。结果原先老派的自治运动领袖，也就自然而然地分成左派和右派：右派倾向于满足于日本现有的让步，继续在体制内给自己争取地位，留在台湾岛内；而激进派对于这些让步感到不满意，继续企图坚持武装斗争，在台湾岛内就无法立足，不得不流亡了。
▋1944年谢雪红在台中与其夫杨克煌共同经营地下党工作联络点"三美堂"店铺门前留影
流亡以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出现需要资助者的情况。这些资助者在大陆方面，要么就是共产国际，要么就是国民党。共产国际通过日本共产党，提出了台湾民族独立的口号，就是建立了日本共产党民族支部，也就是谢雪红（1901-1970，原名谢阿女，台湾彰化人。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共，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1928年在上海参加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即台湾共产党。1949年后历任中国妇女联合会执委、政协委员等职。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斗为右派，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红卫兵批斗）的台湾共产党，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因为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处有删节，以下有删节的部分以"略"代替）也响应他们的号召，要求朝鲜和台湾同时独立。另一派呢，则是找到了国民党作为靠山。他们一共有七八个不同的组织，名字都很像早期国民党，有叫做革命同盟会的，有叫做独立同盟会的。这些组织在国民党的撮合之下，最后联合起来，成立了台湾革命同盟会（1941年2月，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革命党等组织代表在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在政治纲领上陷入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们是台湾独立运动的主持者。他们最初的出身，都不是大陆人，跟连战那批人不一样，他们是台湾原先的本土运动的积极成员，而且比起右派，林献堂（1881-1956，台湾议会之父。出身台中望族雾峰林家，1921年向日本国会提出设立台湾议会的要求，此为第一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930年组建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以设立民选的各级地方议会为宗旨。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林献堂被列入"台省汉奸"的黑名单，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狱之灾。1949年9月，林献堂以养病为由黯然离开台湾，寓居日本）、吴三连（1899-1988，早年留日期间参与过林献堂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932年返台任台湾新民报编辑、新民报论说委员、整理部长兼政治部长，一直到1941年2月被迫离职。1946年吴三连参选制宪国大代表选举并且以全国第一高票当选，1950年出任官派台北市长，1951年民选时得到九万两千余票，以得票率65.5%连任）那批人是更激进：那些人只要在日本帝国的范围内能够实现台湾自治，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而他们不能满足于台湾自治，希望台湾能够实现最终独立，因此完全不能够得到日本国内开明派和自由派的支持，所以不得不流亡国外。但是国民党也是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抗战前夜和抗战时期的情况是这样的：苏联和中共支持台湾独立，而国民党则坚持要收回台湾。所以如果你选择国民党做你的保护人的话，那你就要顺着国民党的政策来，如果你要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在浙江这些地方召开中央委员会，组织台湾义勇军，又要国民党支持练兵的话，那你就要把台湾独立的口号收起来，只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不谈台湾独立。所以你现在查看台湾同盟会在这方面的材料的话，就会发现他们采取了很微妙很矛盾的做法：在他们的内部口号中间，继续坚持台湾民族独立口号；但在对外政策中间，则高举三民主义大旗，承认国民政府是他们的保护人，三民主义是亚洲各民族的共同理想。
1935年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理事会留影
依照国民党当时的理论家戴季陶（1891-1949，国民党内唯一的理论家，长期追随孙文，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1928年以后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的理论来说的话，他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吸收了苏联共产主义和日本泛亚主义的很多特色。因为旧三民主义大致上是一个改版，是孙中山把林肯那个民有民治民享加以中国化以后，就改成了旧三民主义。而新三民主义增加了国际主义的成分，它要求国民党发挥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因为仅仅是中国本部的解放，并不能保障亚洲各民族的解放。它希望亚洲各民族都同时能够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约束，以中华民国这个亚洲最早的民族国家为榜样，在周围建立一系列的卫星国。台湾是跟它们最近的、跟中华民族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它希望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样板。它支持革命同盟会搞武装，在台湾岛内搞破坏活动或者说是武装起义，主要就是出于这个矛盾。
而台湾革命同盟会在这方面首鼠两端的态度也没有逃过他们的注意。所以在抗战时期，日本还没有被打倒，双方还能够合作的情况下，蒋介石愿意容忍他们脚踏两条船，一方面像台湾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谈论台湾独立是革命的最终目的，一方面又愿意接受他们在革命和战争时期，愿意接受三民主义是一种国际式的意识形态，接受国民政府是全世界三民主义的共同领导这个暧昧的地位；但是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国军已经到了台湾，这样的妥协就不必要了。所以在五十年代初叶，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要组织都被国民党解散了，它的主要领导被蒋介石以匪谍的名义枪毙掉，整个组织基本上垮掉了。
▋1942年4月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抗建堂举行光复台湾宣传大会，阐述台湾与中国的隶属关系和收复台湾的意义。
国民党下面一个重要的组织是马来国民党。马来国民党实际上在国民党党内的资格，可能比蒋介石和广州、上海的组织更老一些。因为马来亚的华人或者是华侨，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和清朝末年，一直是同盟会和早期国民党的重要金主。马来的人口结构在清朝末期，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叶，发生过戏剧性的改变。在开始的时候，海峡殖民地刚刚建立的时候，除了新加坡、槟城和海峡的几个港口以外，内地很少有华工。十九世纪末叶，英国人开始在马来内地大肆推行橡胶产业和锡矿产业，大量需要劳工，而这个时候他们招募了大量华工。
同盟会南洋支部机关报《中兴日报》
招募华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马来原有的部落组织不大适应资本主义劳动体系。我们要清楚，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是人人都可以搞的。记得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就是说，有些人在殖民地设厂，希望给当地的劳工发工资涨工资，把他们吸引到新的企业中来，但是效果非常不好。因为当地的人习惯于原有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人人都想多挣钱那种动机，即使他们在名义上做了工人，也没有办法遵守工作纪律。如果你用涨工资的办法吸引他们多干活，结果是适得其反。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而是为了保证原有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你原来给他们100块钱，他们吊儿郎当地一天只工作三个小时，你以为你把他们的工资涨到200块钱，他们就能够一天给你工作8小时了。其实不是。你给了200块钱以后，他原先只工作三个小时，他现在只工作一个半小时了。理由很简单，我原先干三个小时挣100块钱，现在你把工资涨了一倍，我就只干一个半小时了，因为我只需要100块钱，我现在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就能挣100块钱了，多余的时间我拿来玩儿更好~
马来华工
但是中国人不一样。说句难听话，从大清帝国出来的这些华人是以勤劳和生活水平低而著称的。他们是最佳的苦力材料，因为他们愿意接受任何条件的工作，而且希望钱挣得越多越好。同时，他们也跟欧洲的工人不一样。欧洲的工人经常为了争取待遇或者是政治权利，不断地闹事，搞工潮搞工会什么的。而华工的特点：第一就是他们愿意接受低工资；第二就是他们爱钱，你只要肯给他们涨工资，他们肯定愿意多干活，愿意给他们加班费的话，不愁他们不肯24小时中连续18小时工作；第三就是，他们只讲家族，不讲社会性的团结，他们有钱了只会给本家弟兄或者什么帮会组织，他们不会组织工会，不会搞什么政治活动来分解权力。所以从各方面来讲，他们都比马来的部落民要好一些。
华人移民的"登岸准证"
华人移民的"入境执照"
所以，英国殖民者大量地引用华工，以至于本地的华人人口迅速上升，从最初，殖民地刚刚建立的时候不到10%，一直上升到抗战前夜的40%，在大概是1944年前后，马来的华人人口一度超过了原有的土著部落民的人口。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说，就是，比较原始的马来部落民，他们不适应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逻辑；而华人呢，不仅适应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逻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很适合奴隶劳动的逻辑，他们不要求西方工人阶级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的钱如果按照英国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因为这些人是自动来打工的，所以你可以合理地推论，他们在这儿的种植园或其他地方打工挣到的钱，比他们在广东或者福建内地打工挣到的钱要多。所以他们相对于英国人来说虽然没有钱，相对于内地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财主。有很多人在南洋挣到钱以后，就跑回广东去，去当财主。所以国民党在革命时期把他们当作重要的募捐对象。
国民党在这儿是本来就有支部组织的。这个支部组织，可以说在国民革命以前，跟哥老会、三合会、洪门、致公党这些组织差别不是很大。早期国民党是有一定的帮会色彩的，它的组织，用比较中立的术语来讲的话，是缺乏近代性。北伐和联俄联共的政策给它带来的不仅是金钱和武器的援助，还包括有组织模因（这个词最初源自英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著《自私的基因》，其含义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在内，也就是说，它给它提供了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形态。可以说是，国民党在整个民国前期，在华北和中国大部分土地上，它是没有像样的支部，或者是根本没有支部的。北方的各个支部，其实包括山西、河北、东北这些省份，它们的支部实际上真正成立都是在北伐以后，由中国共产党替它成立的。这一点恰好就构成了国民党后来怎么也没有办法清共的一个重大原因。
别的不说，最近这段时间好像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家谈得很热烈，你只要去看看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清党以后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了：冯玉祥在西北建立了一个军校，让中国共产党在那个军校里面当教官，中国共产党是那个军校里面的学员，蒋介石已经在南京下令清党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若无其事地在陕西继续做官，包括在延安县和其他地方做县官，名义上的国民党政府在延安的专员公署和在陕北的新军，基本上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包办。所以蒋介石已经把南京和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杀了一大批，但是中国共产党这批人还理直气壮地在陕北带兵。带兵过了好几年，把国民党交给他训练的兵全都赤化了以后，顺理成章地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马来的情况也是这样。马来国民党的支部，真正完成改组，还要到抗战前期，主要也就是因为，无论是抗战前夜的建设和抗战前期的动员，都是急需用钱的。而这个钱，它动员的对象是非常奇特的。它执行的是属人主义的动员，不是属地主义。也就是说在国民党当时的理论中，凡是华人所在的地区，都是它的统治范围，它的动员范围包括上海租界地，包括南洋的各殖民地。而动员的方式，按照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法律理念来说，实际上是属于敲诈勒索。因为就英国统治者的法律来说的话，这些地方的居民，哪怕他是讲汉语的，或者说他的祖先是大清帝国的子民，但是现在他们的法律身份，毫无疑问是殖民地的居民和大不列颠的臣民。如果你想，这些臣民未经殖民当局的允许，向他们要钱的话，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讲是属于敲诈勒索的。而国民党不仅是要钱，而且还是私设公堂的，对于那些不给钱的人，用当地的帮会组织去绑架他们、强迫他们出钱。于是这样做立刻就会引起法律冲突。
南侨总会成立大会
后来有些记载说，蒋在上海跟青帮或者其他什么组织有过合作。其实这是国民党的一贯做法。因为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都跟洪门和其他地下帮会有联系。照国民党的史观来说，这些帮会也是反清义士和国民党的前奏。在上海租界，为了征收关税、消费税和其他税收的权力，为了争取对偷税漏税的华商实行审判的权力，国民党在整个三十年代一直跟工部局①和上海租界的外商不断地扯皮。照工部局的意见来说的话，纳税人应该在它保护范围内的，哪怕这些纳税人是华人。按照国民党那些人的说法，他可以承认上海租界的欧洲居民是受工部局管辖的，但是即使在租界境内的华人居民，他认为这些人仍然应该向国民政府交税。它在马来亚和南洋也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所以英国人和国民政府的代理人，他们在马来亚、海峡殖民地这些地方，在抗战前夜和抗战前期，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有点像是内战、有点像是颠覆、又有点像是黑帮冲突那种性质的紧张状态。这个紧张状态，你在李光耀描写他早年生活的回忆录中实际上就可以看出些端倪来。
1、1853年9月，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以后，清政府失去对外侨居留地的控制。1854年7月17日，上海租界组成自治的行政机构工部局，工部局执行部门由万国商团、警务、火政、卫生、工务、书信、教育、总办、华文、财务等机构，以及图书馆、乐队等团体组成，还设有法院、监狱等机构，进行市政建设、治安管理、征收赋税等行政管理活动。
国民党势力最强的地方，包括马来亚，包括北加里曼丹（世界第三大岛，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这些英国殖民地，但在荷兰殖民地的华人组织中间，它的势力就不太强。势力强弱有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看它弄到钱的多少。国民党为了抗战实行的经济动员是遍及全世界的，往东是遍及哥斯达黎加（中美洲）的华人社区，往南是达到南非的华人社区。东南亚是它的重点经营对象。从它收到的钱来看，出钱最多的是泰国、马来亚、缅甸这三国。泰国从名义上讲，是独立国家，缅甸和马来亚都是英国的殖民地，真正出钱的人都是当地的华商和华侨社区。对英国人来说，国民政府这样肆无忌惮地在他的领地内要钱，是一件很尴尬也很愤怒的事情。但蒋介石对这件事情始终采取强硬政策，哪怕是在抗战最紧张的时刻，汪政府已经在南京成立，国民党留在上海的机构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完全依靠英国人的支持才能够维持得住，蒋介石在日记里还在不断地痛骂英国人，同时一面还在指挥马来亚的革命组织为战后大英帝国解体以后做适当的经营。
从经济上讲，马来亚对国民政府来说恐怕比广西还要重要一些。当地的华人，按照大陆的标准来说，是非常有钱的。他们捐出的钱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爱国之心自愿捐献呢，还是在当地国民党组织半黑帮手段的威逼利诱下捐出来的，这是不大好说的。后一种可能其实比较大。因为从上海租界的情况来看，国民党实际上就是依靠那些情报组织和地下组织跟黑帮的结合体，来向上海的华人资本家要钱。国民党情报机构的成长，最初就是为了在它自己不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去用便衣人员实施它的有效统治。这一招应该不是从日本学来的，因为头山满和黑龙会那一帮人马是不会这一套的。很可能是从苏联那儿学来的，因为这是共产国际筹款的一个要素。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筹款时干的就是这一套（参见阿姨《1927，上海滩密谋》）。而这一套的发明者则毫无疑问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的革命中发明了这种做法，就是在敖德萨（黑海沿岸最大的港口城市，当时属于沙俄，今属乌克兰）和其他各地资本家的门口放些炸弹。如果你及时地捐一些革命经费，这些炸弹就不会爆炸了；如果不及时捐的话，你的工厂就开不下去了。
招募南洋机工的信函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考茨基（1854-1938，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的领导之下，认为这些做法是很可疑的，于是召开了一个国际社会党的法庭来票传列宁出庭，解释他这种在马克思经典中所没有记载的筹款方法。列宁轻蔑地答复说：你们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党，你们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几百万的工人，你们那些工人过的日子比小店主还要好，他们有充分的钱来养活你们这个党。你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处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俄国的工人阶级总共才只有几十万，我们出钱来养这些工人阶级还不够，我们到哪儿去找你们这么多工人给我们交会费？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们的革命怎么才能进行？你们用工人阶级交的钱，却没有有效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我们从资本家那儿弄来的钱，反倒有效地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第一次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就是因为他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抢了一家银行。后来苏联三十年代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1876-1951，1921年起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1939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第一次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因为他用了一个蛇皮口袋装着斯大林从银行抢来的大批钞票，坐火车到巴黎，被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国际警察组织盯上了。列宁这一次很吃亏，因为他当时可能是没有做好调查和准备工作，他们抢的那批钞票是有编号的，他当时不知道。他带着这些人、带着钱到巴黎的时候，俄国方面已经用电报把这些钞票的编号通知了法国警方了，结果这些钱最终没有花出去。
（五）作茧自缚
没有苏联的帮助，国民党不可能战胜北洋政府，不可能拥有强有力的组织，也不可能提出新的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而有了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国民党就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类似共产国际的国际性革命中心。
蒋介石在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组建国民党的警察部队的时候是有深意的。因为他跟苏联不一样，他不想正式地跟西方翻脸。在名义上，他容许西方的一部分势力，至少在沿海的这些势力还继续存在。但是，他希望通过狡猾的手段，用地下组织去做到他用地上组织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要在上海租界建立地下党部，建立军统和中统的情报机构，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些支部还要深入到东北和其他地方去，这些地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打不进去而且也不大可能打进去的地方。但是间谍机构渗进去却是很容易的事情。渗进去以后搞一点暗杀活动或者敲诈活动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有这个必要性，他才在二十年代搞出一个所谓特务世界。
用共产国际的标准来看，国民党搞出来的这些特务机关其实是很拙劣的。但是从国民党自身的传统来说，这是一个破天荒的成就。在以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主要是依靠日本浪人，而日本浪人，他们的做法跟战国侠客差不多，就是宫崎滔天（1871-1922 ，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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